但是，如果从人之全面的自我实现的观点来评价进步，人们就可能捍卫艺术在发现人类存在之新的不同层面上已经取得了不断的成功这一观点。的确，现代艺术由于膨胀而蒙受损失，而且它的许多追随者与其说是为艺术而生，不如说是以艺术谋生。然而，最优秀和最富有创造性的现代艺术却证明了在古典艺术中未被发现的一种极为精致的敏感性以及思想、感情和冲动的丰富性。现代艺术已经构造了大量新形式，创造了一种如此丰富并充满了细微差别的语言，以至于任何人都可以以一种更为个别、更为精细的方式表达任何事物。进步不过是创造一种广泛的可能性，不过是增进人的自由。实际上，这是理解任何一个领域中先前进步的唯一方式。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增进人类认识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但问题仍然在于如何运用这种能力；政治进步将在决策和管理上提供更广泛的个人参与，但并不能保证更合理的决策。同样，艺术进步只能意味着自由的增长程度和各种有效的表现形式的增长。因此，提高人类艺术表现的可能性将变得更为普遍，并将整合人在自身及其不同条件和不同传统影响下的环境中已经发现的无数成分。
3。自决原则
辩证法超越了任何一种刻板和机械的决定论。历史是开放的，而且归根到底是人的活动。既然人在原则上能够超越自身及其境况，由此可以推断，对未来进程的预测相对来说就是不确定的，对以往事件的解释也是不完备的。因此，辩证法对关于历史的未来进程或艺术的末世说和教条陈述持一种批判的观点。辩证法的关键范畴不是必然性而是可能性，换言之，不应该认为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人的境况似乎只有一种得以改变的方式，而且生活只能有一种状态。有多种可能的未来——未来的状况能否存在取决于人的活动。
另外，辩证法是对非决定论和唯意志论的批判。并非所有可能性都是开放的：人的自由并非是无限的，而且也不可能在每一种逻辑上可能的方向上不断超越自身及其境况。他已经具有一定的实际特性和一定的潜在结构，其境况也具有许多特殊的性质、规则和总的变化方向。人及其境况都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一旦它们成为“既定的东西”，许多理想的和在逻辑上可能的未来事件则被排除了。不过，人们仍可以讨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然而，这种决定性却被否定地限定为排除各种可能性，而非对这些可能性的证明。由此可以推出辩证法和机械论的两个重要区别：
（1）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中，排除逻辑的可能性才会导致一种单一的、现实的、必将消失的可能性的决定性。这种可供选择的、现实的可能性将会实现的观点，和否定的、辩证的决定观是完全一致的。
（2）物质和文化的发展水平越高，决定性就越是转变为自决——即不仅是在一定的境况中，而且是在更为广阔的界限中的自觉的历史创造。这并不排除社会规律的历史中的作用，但这些规律不应被理解为物化的力量：它们不过是人类行为的规则，它们只适用于一定的条件，而且只是在人们以一种特殊的常规方式行动时才有效。然而，人不同于其他动物，人具有自我意识和经验厌腻的能力，并厌恶同一事物的重复，厌恶其自身的生活方式。这种批判和反叛的自我意识在业已确立的行为方式中可能导致根本的变化。就这些变化只发生在个体存在的水平上而言，它们对共同体的生活并无深远的影响。这些变化也可以相互抵消，而剩下不变的社会平衡。但是，许多厌腻和反叛还具有一种集体的特征：批判的自我意识可能以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形式得到系统的阐述，以表达不满足的社会需要，并设计一种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社会组织的可以接受和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因此，那些在大规模的个体行动中所发生的并在一定的社会规律作用下的变化，在已经建立的社会现实的结构中导致了根本的变革。这种受对现存状况之清醒意识指导的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在最大可能的范围内可能是真正的自由：它可能导致一种乐观的而非仅仅是最可能的历史可能性的实现。
在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刚刚开始的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机械决定性。在许多情况下，不存在人是否想生存的选择。在一个局部发展的社会，决定性具有一种物化的、统计学的特征。即存在着多种选择，但人们却没有意识到它们；或者由于利益的冲突，由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相互作用及彼此抵消，以致历史进程继续以多种规律的形式出现，而导致一种最可能的，而非最人道的和最合理的结果。由于知识在高度发展的社会中的巨大增长，人们已经获得了控制和改变进程方向的力量。就这种知识和实践力量应用于人的自我实现和满足真正的人类需要而言，决定性不断地获得了自决的特征。
辩证法是对所有将实践的历史力量置于各种超验的、超人的、超自然的和超历史的因素之上的哲学类型的批判。另外，辩证法是对所有以一种物化的方式考察历史动力的观点的批判，这些观点将一种独立的力量附加给各种组织和结构，而它们实际上不过是物化了的人的力量（市场、资本、国家、民族利益、教会、政党等等）。事实上，历史通常并不是通过这些异化因素的相互作用发生于人的背后，但辩证批判的任务正是在于揭去这些因素的神秘性，并说明它们不过是人类活动——即那些利益处于冲突中的对立的社会集团的活动——的表现。
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自觉而相对自由地改造社会并自己创造历史，而不是弃之于盲目的、非人的、不受控制的各种技术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我们就必须努力去发现：
（1）哪些对立的力量处于冲突之中；
（2）哪些力量促进发展、自由和人类的自我实现，哪些力量阻挠和妨碍各种最理想的发展的可能性的实现。
辩证法并不仅仅局限于分析那些具有阶级性的冲突。为了理解当今的美国社会，指出小资产阶级、消费取向的老一代人和反对消费的年轻人（这些人在出身上也是中产阶级）之间的两极分化是极为重要的。然而，许多冲突都具有一种阶级冲突的因素。白人和黑人的冲突不仅仅是种族的冲突：它也是深受压迫和剥削的少数人反抗的结果。甚至学生斗争也具有某些阶级冲突的性质：在向过分强调消费重要性的社会挑战时，学生们同时也是在向整个制度赖以建立的基本前提的合理性——倾向于利润无限增长的合理性——挑战。
社会历史只是矛盾原则适用的一个领域。这一原则的人类学解释和应用对理解和批判地分析艺术作品是非常重要的。人与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以及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大多数艺术的永恒主题。理智与情感、自由与责任、人所寻求的意义与世界的荒谬、自觉的意志与盲目的机会、人的意向与命运、主观的价值与客观的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是艺术之永恒的主题。从根本上说，这些主题就是矛盾。艺术家的使命就是解决这些矛盾。
认识的结构归根到底是同一回事。对一个认识过程借以开始的问题的清楚阐述，本质上就发现一种重要矛盾，问题的解决则表明了如何才能在实践上超越矛盾。
以思维过程的这种认识是辩证方法的全新之处，而且正是这种观点——而非任何其他观点——区分了辩证方法和所有其他哲学方法。
在这样两种思想倾向——即在其静态的（平面的）层面上描述和解释现实的思想倾向以及发现现实变化之各种可能性、并因而发现其动态的（立体的）层面的思想倾向——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区别。以平面的、静态的层面看，矛盾很难察觉，而且总是可能为各种适当的精致概念所回避。而当问题被从一种动态的观点——作为时间内的一个过程，作为各种对立的力量和倾向之间冲突的一个领域，作为各种相反的和可能的未来的一个复合体——考察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矛盾便成为这样一种努力——即在概念上表达孰是孰非，孰具有一定的倾向但又在失去它们，孰尚未成为某物但又在接近它——的结果。
5。超越原则
超越原则（“否定之否定”）说明了质的结构变化的真正本质：它阐明了解决矛盾的一个特殊的创造性方法。解决一个对象的矛盾，就意味着废除其中那些在根本上是消极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法是对所有那些把变化仅仅归结为单纯的量的扩张、增减和严格的进化过程的思想倾向的批判。所有这些倾向的特点都在于仅仅把变化设想为连续性，而且决不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挑战，只向其各个组成部分和要素挑战。对社会理论的这种谨小慎微的探讨，通常是和一种保守的态度以及一种维护现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对待现实的辩证态度的特征则在于这样一种假定，即对未来发展而言，现实之任何一种现存的形式在其实际性质和潜在能力之间都充满了矛盾。
从历史的观点看，现存的形式在过去是作为一种新质、作为潜能的一部分实现而出现的。但是作为某种稳定的东西，作为同一性的载体，现存的形式又具有某些抵制任何进一步的质变以及与结构变化不相容的显著特征。这些特征构成了发展的极限：从内在的巨大潜能之进一步实现的观点看，它们是否定的。因此，变化决不能仅仅理解为肯定的增长，而且也应理解为内在极限的突破（“否定之否定”）。
另外，辩证法是对所有那些过分强调变化的非连续性方面，并把否定设想为对既定形式之全面破坏的思想倾向的批判。无论是遵奉主义者还是虚无主义者（一个在根本上倾向于维护现存形式；另一个则完全倾向于破坏现有的形式），都完全缺乏历史感。前者生活于过去之中，看不到现存形式怎样已经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后者则生活于未来之中，看不到现存形式包含了某些过去的真正富有创造性的结果，看不到无论其局限如何，现存形式也是历史进程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和各种永恒价值的载体。因此，“超越”的观点不仅包括废除消极的东西——内在的局限；而且包括维护“积极的”东西，即所有那些对进一步的发展来说是必要条件的现存形式的要素。
在辩证的超越看来，对变化的研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必须确定变化系统的显著特征。
第二，我们应该详细阐明那些我们感兴趣的变化层面，讨论技术革命、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是合理的，但把革命仅仅归结为其中的一个方面就可能形成一种局部的超越，导致各种混杂的社会形式，混淆各种不同的、不相容的社会系统的性质。因此，社会革命的观点是指社会系统在其总体性上的变革。但这并不排除把不同层面的变革——从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理解为一种单一的全球性的过程和社会革命的必要阶段。事实上，这一过程也可能只是作为一系列局部的超越而实际地发生，因而，在每一种特殊情况下，根本的问题将在于：哪一种局部的超越在导致其他局部的超越以及超越作为一个整体的系统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
第四，通过应用我们的评价标准（这些标准最终是以人的自我实现和人作为一种实践存在的思想为基础的），我们将在各种现实的历史选择性中进行抉择，并献身于一种最人道的选择性的实际实现。这将成为我们活动的目标，并在整个超越时期内给我们指明方向。
第五，通过说明系统的那些显著特征（这些特征阻碍了实现我们的目标，或者它们的废除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条件），我们将确定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否定”）。
第六，在实践上废除系统之根本的内在局限。从辩证超越（因而也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看，不管这种废除是剧烈的还是非剧烈的，是突发的还是渐进的，是一步的还是多步的，都是无关紧要的。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只要能减少全人类的苦难，宁可选择后一种方式。正是对发展之结构性障碍的这种有效废除，赋予变化以超越的特性。
超越的本质经常受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追随者们（特别是那些从未研究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的人）的曲解。两种最常见的错误观点是：（1）把否定之否定的三合一形式归结为一条关于三个相继阶段的规律；（2）那种认为超越只能在一个方向上发生的刻板的决定论观点。
在黑格尔那里，正题、反题与合题指的是任何一个概念中的三个基本的要素：（1）自我同一；（2）在一种内在局限意义上的自我否定；（3）超越的行动或对前两者的否定。而在那些无能的学者手里，对黑格尔的唯物主义解释则把每个阶段的三要素当成了三个不同的相继阶段。这样，一个构成任何批判思维和革命思维之真正核心的原则，便作为精神运动的一个陈腐规律而终结了。
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实际上是单向的、刻板的和决定论的。马克思的辩证思维则不然，它决不只向一个可能的发展方向开放。在任何既定的情况下，都存在着众多的超越形式。这些形式本身之间的区别既表现在各种理论假定和历史主体之需要的优先权上，也表现在过去的发展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几乎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将采取它自身的特殊形式，并将导致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
正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形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基本局限，如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浪费的、利润取向和市场调节的生产，资产阶级和官僚手中的压迫的极权国家，以及总的不平等、竞争和私有化为特征的社会关系。然而，这种超越在形式上、在新的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特点上，将是不同的。因为每个社会仍将依赖于不同的技术基础、政治基础和文化基础，而这些基础是由不同的成就、传统和已有的历史经验决定的。
辩证法是对诞生于人类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期中的许多伟大而丰富的思想的综合，而且这种综合是和一种现代的、历史的、行动取向的思维的需要完全一致的。这些需要是：克服零碎的、狭隘的专门知识（尽管这种知识并没有诉诸整体主义之思辨哲学的模糊概念）的需要；超越机械决定论（尽管这种决定论并没有回到一种绝对行动自由的抽象的浪漫观点上去）的需要；维护一种历史方向感（这种方向感并无任何教条的、先天论的因素）的需要；克服科学中立性之神秘性（尽管这种中立性并没有牺牲客观性）的需要；彻底改变不合理、不人道的现存生活形式（尽管这种生活形式并非是一种盲目、任性的破坏）的需要。
辩证法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在形式，作为对历史的末世学解释，作为物质、社会和精神之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属于过去。未来有生命力的和不断需要的是一种一般的哲学理论和具有批判的实践取向的思维方法意义上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