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gl。hierzuErwizke，“MensdGeschichteimursprüzdesMarxskens，”inMarxismusstudieübingen1957，S。1-25。
[19]严格说来，“理想”这个术语既不允许被用于黑格尔，也不允许被用于马克思。按照他们的历史哲学，与整个过程相隔绝的理想是一个完全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假定。倒不如说，对黑格尔与马克思而言，理想涉及对富有价值的（理性的）目标的认识，而历史正是凭借内在于它的动力而“必然”趋向这一目标。
[20]关于这个问题，主要参见卡尔·科尔施的论述：《马克思主义和哲学》，79页及以下，莱比锡，1930（MarxismusundPhilosophie，Leipzig，1930，S。79ff）；以及卢西安·哥德曼（Luann）新近发表的文章《辩证论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否存在？》［对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的《卡尔·马克思——思想传记随笔》（巴黎，1957）一书的批判］，载《现代》第13卷，1957［“Proposdialectiques，ya-t-ilunesoarxiste？”（KritikdesBuilienRubel，KarlMarx，essaidebiographieiuelle，Paris，1957）inTempsModernes，13eannée，1957，S。729-751］。
[21]参见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10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也可参见［德］尤利乌斯·莎克塞尔：《达尔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载《生机盎然的马克思主义——致卡尔·考茨基的节日礼物》（JuliusSchaxel，“DarwinismusundMarxismus”，inDerLebendigeMarxismus，FestgabeanKarlKautsky）。达尔文在第二国际思想家中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典型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即作为党的出版社——狄茨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国际丛书”，马克思的女婿爱德华·艾威林（EdwardAveling）的著作《达尔文的理论》（Darwiheorie）一直被引用到1910年。后来，这一著作又被S。初洛克（S。Tschulok）的著作《发展理论》（Entwigstheorie）（达尔文学说）取而代之。
[22]Rud，DasFinanzkapital，1。Aufl。1909，Berlin，1955，S。4。
[23]关于这个问题，也可参见前面提到的E。马蒂阿斯的论文《考茨基与考茨基主义》。
[24]参见［德］卡尔·考茨基：《伦理学与唯物主义历史观》，斯图加特，1910（6000～7000册）（KarlKautsky，EthikuischeGeschichtsauffassung，Stuttgart，1910）：“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社会民主党也不能缺少道德的理想，不能缺少反对剥削和阶级统治的道德上的愤慨。但是，这种理想并不能够在科学社会主义中找到，并不能够在旨在认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必然趋势和目标的关于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运动规律的科学研究中找到……因为道德理想会在科学中变成错误的根源，如果它自以为可以指引科学达到其目标的话……伦理学始终只是科学的一个对象……”与在希法亭那里一样，这里一方面出现了按照实证主义理解的关于社会因果关系的科学认识，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社会民主政治的伦理道德。此处存在着严格的关于实有与应有的二元论。作为实证主义理论的补充，伦理学必不可少。
[25]作为上述的“国际丛书”的第八部，J。施泰恩（J。Stern）的《斯宾诺莎哲学》这一通俗阐释（我手头的是1894年的第2版）很早就出版了。1927年，在苏联发表了几篇关于“斯宾诺莎在辩证唯物主义前史中的地位”的文章，这些文章于1928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丛书”第13卷而在一本德语文集中出版。连莫泽斯·赫斯也把斯宾诺莎视为现代社会主义与人道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既是黑格尔，也是法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先驱。
[26]关于伯恩施坦特别是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参见克里斯蒂安·格诺伊斯（Gneuss）的文章，载《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辑，图宾根，1957，198—226页（inMarxismusstudieübingen，1957，S。198-226）。
[27]在其最著名的著作《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1899）一书中，爱德华·伯恩施坦用整整一章的篇幅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那里试图证明，马克思与恩格斯所沉醉于其中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成熟程度与社会发展速度的常见假相，正是他们所继承的黑格尔辩证法的直接后果。即使马克思断言，他是独立于黑格尔辩证法的，但这也不能祛除概念上的逻辑推演的危险。因为“事物总是处于现实中的，一旦我们离开按照经验而可以确定的事实的基础并超越这些事实而进行思考的话，我们就会陷入到推论出来的概念世界中。然后，如果我们遵循黑格尔所创立的辩证法规律的话，在我们觉察之前，我们已然再次处于‘概念的自我发展’的圈套中了。黑格尔矛盾逻辑学的巨大的科学危险就存在于此……”（引自1920年新修订版，53页；参见中译本68—69页）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在《共产党宣言》中声称，即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这种历史的自欺——正如起初最好的政治幻想者都很难超越它一样——在像马克思这样的当时已然从事于严肃的经济学研究的人这里，是令人费解的”，“即使人们不把这种自欺视为黑格尔的矛盾逻辑学残余的产物——马克思包括恩格斯似乎终身都没有完全摆脱这一产物——但是在当时，它也……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对一场政治行动的前景，我们所持有的不是纯粹过高的估计”，伯恩施坦继续写道，“而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成熟度的纯粹思辨的预先认识，这一发展还未抽出最初的幼芽。世世代代为了实现它而需要的一切，正是按照通过对立面并在对立面中发展的哲学（也就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作者注）而被视为政治变革的结果，只有这场变革才能为资产阶级的发展创造自由的空间。”（同上书，54—55页）
[28]ZurTheeschichtedesSozialismus，GesammelteAbhandlungen，Berlin，1904，S。71。
[29]参见J。W。斯大林：《在党的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b）论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939年3月10日（德文版，柏林，1949）（J。W。StalisberichtaufdemⅩⅧ。ParteitagderKPdSU（b）überdieArbeitdesZKvom10。3。1939）：“资本主义社会正在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农民和地主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分裂着，这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状况动**不定，而摆脱了剥削羁绊的苏联社会却没有这样的矛盾……呈现出一幅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友爱合作的图景。在这种共同性的基础上，像苏联社会在道义上和政治上的一致、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以及苏维埃爱国主义这样一些动力也得到了发展。”（《斯大林文选》上，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所以，对斯大林来说，发展的动力不再是一直以来形成的现实的对抗，而是——与伯恩施坦完全一致——“相似力量的协作”：友好阶级的合作，友好民族的联合以及归根结底的苏联爱国主义。在爱国主义中，人们就可能会理解苏联人民对其政府的友好的认可。
[30]DieVoraussetzungendesSozialismusunddieAufgabenderSozialdemokratie，Stuttgart，1899，S。26。
[31]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15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2]关于列宁主义的中西方传统与俄罗斯传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参见瓦尔纳·马尔科特的演讲《马克思主义与苏维埃民主制中的俄罗斯遗产》，载《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图宾根历史政治研究》，第8期，53—71页，图宾根，1957（Wer，“MarxismusundRussischesErbeidemokratie，”inDerMensuem，TübiudieeundPolitik，No。8，Tübingen，1957，S。53-71）。
[33]参见［德］卡尔·科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40—41页，莱比锡，1930。科尔施也在这里（简直是预言性地）指出，与恩格斯相反，列宁哲学以“一切先前的、现在的和未来的单一科学研究成果的最高审判员”自居。
[34]与通常一样，列宁在这一点上也依赖于他的哲学老师G。W。普列汉诺夫。此外，列宁认为，落后的俄国人民能够利用18世纪大量的启蒙宗教批判。关于这一点可以参见列宁：《论宗教》，莫斯科，1954（W。I。Lenin，überdieReligion，Moskau，1954）。
[35]参见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列宁全集》，第18卷，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以及《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144页及以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36]列宁：《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列宁选集》，第4卷，651—6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7]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例如这个定义作为哲学的定义一字不差地出现在《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32）第9卷308栏中（MalajaSoedia，Bd。9，Moskau，1932，S。308）。
[38]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我还会再次详细地提到这一关系。
[39]RosaLuxemburg，“anisatienderRussisokratie，”i，22。Jg。，1904，S。484-492und529-535。
[40]RosaLuxemburg，DierussisiteiueagderOktoberrevolutionvonBernhardKrau?，Hameln，1957，S。29。
[41]参见《历史与阶级意识》（GesdKlassesein）146—147页格奥尔格·卢卡奇对恩格斯这一观点的驳斥。
[42]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达尔文注意到……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429页注释89，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43]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55卷，1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也可参见153、165页以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