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阿尔都塞的“独立于黑格尔的马克思”及其问题02
[44]约瑟夫·雷文对卢卡奇著作的评论，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Archivf。d。Gesusu。d。Arbeiterbewegung）第11卷，227页，1925。
[45]《青年黑格尔——论辩证法与经济学的关系》，苏黎世—维也纳，1948（DerJungeHegel。überdieBeziehungvoikund?konomie，Züri，1948）。
[46]参见本文第三部分给出的内容阐述以及前面提到的弗里茨·贝伦斯的文章。
[47]卢卡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评论，载《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卷，220页，1925。
[48]卢卡奇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评论，见《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史文库》第11卷，224页，1925。
[49]也可参见卡尔·马克思：“意识的这种外化不仅有否定的意义，而且也有肯定的意义。它不仅对我们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或者说自在地有这种肯定的意义（所以，这对马克思来说也是一样的——作者注），而且对它即（这里所论述的——作者注）意识本身也有这种肯定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0]GesdKlassesein，S。145f。
[51]恩格斯：《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4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2]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46f。
[53]a。a。O。，S。221。
[54]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21。
[55]a。a。O。，S。220。
[56]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23f。
[57]毛里斯·瓦特尼克（MorrisWatnick）在《苏联调查》（SovietSurvey，London，Jan。-Maro。27）中批评了我对卢卡奇的阐述。他认为，我的阐述忽略了卢卡奇学说的精华部分。在我看来，似乎由于这个关系，他把我划归到了那些认为卢卡奇从《历史与阶级意识》一直到1956年参加匈牙利知识分子反抗只是直线性发展、没有任何转折改变的作家行列。与此相反，瓦特尼克以格言的形式概括了他的观点：“卢卡奇最初是作为‘离经叛道者’而获得声誉的，因为他是比列宁本人更彻底、更复杂的列宁主义者。”（同上书，81页）瓦特尼克的批评促使我更加准确地表达我的观点。虽然在我看来，《历史与阶级意识》仍然是20世纪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成就，但我无论如何都不能赞成，该书所阐释的理论（特别是阶级意识理论以及直接为列宁所继承的、唯心主义地合法化的组织理论）必定会导致更少的极权主义的政治后果，如果它成为党的实际政策的基础的话。我也能够接受前面引用的瓦特尼克的表述，但它却依赖于我本人所断定的、苏联理论家在现实中运用黑格尔主义属于禁忌这样一条路线。然而，我不赞同瓦特尼克把列宁主义的党的正统学说与卢卡奇的敌对性归结为纯粹的“偶然”，正是这种偶然促使列宁接受了一种原始唯物主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而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教条化。面对这种辩证唯物主义，卢卡奇显然会陷入到明显的矛盾中。这种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发展绝不是偶然的，它历史地、特别是在心理学上这样阐明了自身：半机械论的唯物主义不仅接近于工人的技术经验世界［这是《唯物主义与革命》（Materialismusuion）一书中让-保罗·萨特（J。-P。Sartre）的观点］，而且更接近于内战策略的主导思想。对列宁及其历史环境来说，它比阐释性的、理解性的辩证法思想更加适合。
[58]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36。
[59]a。a。O。，S。146。
[6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61。
[61]a。a。O。，S。215。
[62]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195。
[63]Ebenda。
[64]GeLukács，GesdKlassesein，Malik-Verlag，Berlin，1923，S。235f。
[65]虽然科尔施在其著作的第2版中声称，他并不“十分清楚——除了许多共性之外——介于卢卡奇与我之间的、我们的理论倾向的实际影响力，而不只是那些‘个别’存在的意见分歧（1923）”，但是“尽管如此”，他却“坚持了主题，坚持了对旧的和新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正统学说的批判立场，客观地讲，即便现在也依然与卢卡奇处于同一阵营中”（4—5页）。
[66]西格弗里德·马克（SiegfriedMarck）从康德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方面批判了卢卡奇。参见a。《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新批判观与新黑格尔观》，载《社会》第1卷，第6期，573—578页（“izistiseuhegelscheAuffassuisDialektik，”i，Jg。1，Nr。6，S。573-578）和《现代思想中的辩证法》第1卷，图宾根，1929，第3章第3节（DieDialektikimDenke，Bd。1，Tübingen，1929，3。Kap。3）；b。《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辩证法》（“GeLukács’HistorischeDialektik”）122—129页和《与卢卡奇的论争》（“AuseiLukács”）130—135页。在他的《作为政治哲学的新人道主义》（苏黎世，1938）（DerNeuhumanismusalsPolitischePhilosophie，Zürich，1938）中，马克思再次批判地提到了卢卡奇。
[67]I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Jg。5，Nr。34，1925，S。501。
[68]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季诺维也夫（Sinowjew）于1924年6月19日在《论共产国际的行动与策略的报告》（BerichtüberdieT?tigkeitundTaktikderKomintern）中所做的批判。譬如，他在报告中指出，“如果匈牙利的卢卡奇同志在哲学与社会学领域做了（与以前所谓的‘修正主义者’——作者注）同样的事情，那么我们也决不姑息……在德国共产党中也有同样一股思潮。格拉齐亚德（Graziadei）同志（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被归咎于他——作者注）是教授，科尔施也是教授（插入的呼喊：卢卡奇同样是教授）。如果还出现这样一些教授，并且兜售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那么情况将会大为糟糕。在我们的共产国际中，我们不能不加惩罚地容忍这种理论上的修正主义”［《国际新闻通讯》第4卷，1924，第79期，1924年7月2日，968页（IionalePressekorrespondenz，4。Jg。，1924，Nr。79，2。7。1924，S。968）］。不久前已经发表了一篇有关季诺维也夫讲话的报道（1924年6月28日的第76期，931页）。
德波林的“孟什维克化的唯心主义”同卢卡奇与科尔施的马克思阐释毫无共同之处，这是由于，德波林早在《工人文学》杂志中就对卢卡奇进行过激烈的批判，这显然不能从策略上的考虑出发来予以解释［《工人文学》，第10期，1924年10月，615—640页（Arbeiter-Literatur，No。10，Oktober1924，S。615-640）］。德波林及其团伙（就我对此所能评判的而言）只是在由恩格斯和列宁所预先确定的辩证唯物主义本体论的题目范围之内更为强调辩证的因素，而没有从原则上把包含意识要素的社会历史整体与外在的（为人所抽象地思考的）自然区分开来。因此倒不如说，他们在事实上更接近于体系化者黑格尔，而面对着官方的批判，卢卡奇与科尔施的“罪责”事实上更是在于，他们复兴了青年马克思。
[69]参见［苏］米丁：《论哲学讨论的成果》，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5卷，171—213页，1931（Mitin，überdieErgebnissederPhilosophisDiskussion，inUnterdemBannerderMarxismus，5。Jg。，1931，S。171-213），特别是第三部分《德波林集团带有孟什维克烙印的唯心主义》（DerMeischGepr?gteIdealismusderDebruppe）193—207页，以及第四部分《哲学中两大阵营斗争的任务》（DieAufgabeenkampfesinderPhilosophie）207—213页。
[70]从马克思的早期哲学著作出发来阐释马克思主义，这尤其通过巴黎手稿《国民经济学与哲学》的出版而得到了推动。它的一部分初次发表于1931年《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UnterdemBannerdesMarxismus）年刊的256—275页（“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年后，这部未完成的手稿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GA1第一部分第3卷）和克勒纳出版社（朗兹胡特与迈耶尔（Landshut-Meyer））的《马克思著作选》中同时发表。在1923年，卢卡奇与科尔施只能依靠（不够充分的）梅林的《遗著选》，不过其中也包含着大量早期付印的著作。人们不能忘记，马克思早期的大量著作都是可以获致的［例如《德法年鉴》中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独立成册的《哲学的贫困》（1847年），《神圣家族》（1845年）］。然而，尽管这些早期著作在西方世界越来越成为关注的焦点，但它们却被苏联党的正统学说轻视为马克思在前科学的青年时期犯下的罪过。因此，实现对马克思后期著作的更深刻理解的道路被隔断了。在我后面会提到的、列斐伏尔发表于《现代》杂志的文章提到，在刚刚发现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之后，法国的马克思主义讨论就连在党的范围内（1945年后）都是何等的成果卓著，而在斯大林、日丹诺夫为代表的苏联意识形态和“苏联科学”的影响下，这一情况又是如何发生剧烈改变的。
[71]斯大林：《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