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归入青年黑格尔派，因此当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黑格尔派归为自由人时，他一定也将青年马克思并入自由人之中。作为科隆《莱茵报》的编辑，马克思成为自由人是很困难的。显然，自由人的问题是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在1842年11月底会面不成功的原因。青年马克思对自由人的成员，如麦克斯·施蒂纳和爱德华·梅因，持有严重的保留意见。事实上，青年恩格斯将青年马克思视为自由人的同伴。如果假定马克思知道《信仰的胜利》这首诗，那么在他这首诗中也有关于这两者之间存在严重冲突的观点。
青年恩格斯在自由人的范畴下归纳了12个人，也因此表明他没有能力区分不同学派思想之间的差别。他构建了一个人们任意结合的集体，而这个决定证明他的分析能力不足。
根据青年恩格斯的系统分析，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是自由人的代表。但青年恩格斯没有试图划分这两个哲学家之间的差别。鲍威尔是批判的自我意识的倡导者，而费尔巴哈是人类学人道主义的鼓吹者。巨大的差别将鲍威尔对自我意识的信奉与费尔巴哈对社会存在的信奉区分开来。鲍威尔属于批判的理性主义传统，是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传统的产物，而费尔巴哈是自然主义的鼓吹者，是皮埃尔·伽桑狄思想的后裔与古代唯物主义以及施洗者约翰性解放思想的复兴者。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讨论所有这些区别和条件，他不仅使人们留下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之间思想统一的错误印象，而且青年恩格斯将所有这些人都称作自由人。
巨大的差异也分开了阿尔诺德·卢格和麦克斯·施蒂纳。卢格主要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而施蒂纳是19世纪无政府主义的创建者之一。卢格希望改变政治状况，而施蒂纳并不关心政治，他关心的是个人的绝对思想自由。卢格关注作为政治改革工具的大规模集团、政党的组建，而施蒂纳将任何集团都看作一种对主体自由的违背以及对剥夺个人独立性的任何共同体的忠诚。青年恩格斯没有注意到卢格和施蒂纳之间的这些不连续性，而如此失察表明，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它们。
青年恩格斯将自由人表述为一个集团，认为将这些成员组织在一起的共同因素是他们反对现存状况，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就是一个反抗的阵营。作为一个新闻撰稿人，青年恩格斯将他们宣传为进步的力量和变革的先锋队。然而，青年恩格斯的表述中存在一种空缺：他虽对这个集团的观点加以解释，但不能分析这个集团中每个成员个人思想的具体特征。
《信仰的胜利》是对反抗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专制的政治运动的一种诗意解释。《信仰的胜利》将布鲁诺·鲍威尔描绘为魔鬼部队的领袖。黑格尔是鲍威尔的老师，而自由人由鲍威尔领导。自由人是理性主义的军队，在这首诗中他们也是邪恶的宠儿。鲍威尔的军队与由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指挥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部队，或霍亨索伦—新教徒的联合部队发生了冲突。路德教和君主立宪制的结合，教会和国家的联姻，在《信仰的胜利》中作为保守等级的基础而得到诗意的表述。在这场宗教—政治的联合与理性主义的斗争中，信仰胜利了；莱奥、亨斯滕贝格和克鲁尔马赫的旗帜在战场上占主导地位。这首诗是一种警告：它表明宗教和政治泛神论的胜利是蒙昧时代可悲的序曲。
《信仰的胜利》不是青年恩格斯有能力作为自由人的主角创作的唯一文本。作为青年黑格尔派运动保护者，他还撰写了反对《福音教会报》的评论文章。
这份报纸以及它所联合的人，如莱奥和亨斯滕贝格，以泛神论的宗教立场展开反对黑格尔的战斗。《福音教会报》将普鲁士当时的思想斗争理解为两个思想学派——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哲学理性主义——之间不共戴天的冲突。作为一种捍卫宗教原教旨主义的策略，《福音教会报》的主要发言人莱奥试图败坏黑格尔的名声。莱奥认为，黑格尔是宗教理性主义的主要代表。莱奥出版了《黑格尔门徒》，在这本书中，莱奥不仅试图诋毁黑格尔，而且诋毁整个青年黑格尔派运动将他们导师的理性主义永久化。
在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中，青年恩格斯假定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运动都是政论家的立场。早在1839年4月23日～5月1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封信中，青年恩格斯就把这段时间在柏林陷入的关于信仰和理性之间的个人斗争，包含在了一首题为《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诗中。[116]莱奥的《黑格尔门徒》试图玷污自由主义黑格尔派卡尔·米什莱的著作，而青年恩格斯在这首诗中将莱奥描述为一个蒙昧主义者，将黑格尔和米什莱描述为德国哲学的解放者。
在1842年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的一篇文章[117]中，青年恩格斯坚持自己反对莱奥的青年黑格尔派运动政论家的角色。在《同莱奥论战》这篇文章中，青年恩格斯再次将贬低莱奥的思想作为捍卫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的手段，进而反击莱奥的《黑格尔门徒》和《福音教会报》。
在青年恩格斯第一次借用黑格尔的第一个时期，他有幸在柏林真正认识自己。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这个君王，让弗里德里希·谢林到柏林大学任教。谢林，这个黑格尔年轻时在图宾根神学院的朋友，帮助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的业内推荐者，后来与年轻时的同伴决裂了，成为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有力反对者。他指责黑格尔哲学的否定性。这场宗教和哲学之间的斗争超越了莱奥而进入柏林大学的讲堂，而由于青年恩格斯在首都，听谢林演讲对他来说是有可能的。
正如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莱奥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一样，他再次扮演了反对谢林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扮演了反对谢林反黑格尔主义的黑格尔派政论家的角色。
1841～1842年，青年恩格斯的笔端流淌出五篇论述黑格尔和谢林的作品。这些作品是《谢林论黑格尔》《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哲学家》《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包含着关于青年恩格斯如何阅读黑格尔的宝贵见解。
这五篇文章对重构青年恩格斯在他对黑格尔的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阅读黑格尔的尝试是重要的。从1841年到1842年，他提出了自己理解黑格尔的最重要的见解，也表明他在1838～1841年思考的连续性。本章此前的段落描述了青年恩格斯在1838～1841年趋向于黑格尔，而目前对1841～1842年这五篇文章的讨论，将揭示他的青年黑格尔派评论的连续性。
青年恩格斯论述黑格尔—谢林争论的长篇作品都作为独立的小册子出版了。作为匿名的小册子，《谢林和启示》1842年在莱比锡出版，而同样匿名的《谢林——基督哲学家》于1842年在柏林出版。《谢林论黑格尔》发表在谷兹科的《德意志电讯》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一个旁听生的日记》1842年5月发表在马克思的《莱茵报》上，也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关于亚历山大·荣克的评论，1842年7月发表在卢格的《德国年鉴》上，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
青年恩格斯在驻扎于柏林的整个时期继续自我分裂。在午后，他是炮兵军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而在晚上，他是激进的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直到1842年11月底离开欧洲大陆去英国，他一直将自己一分为二。在1842年11月8日为青年马克思的《莱茵报》撰写《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这篇文章时，他才第一次署了自己的名字。[118]
为了恰当地评价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思想的理解，我要将我的分析分为如下范畴：谢林；妥协者；哲学原理（黑格尔主义的历史，理性和必然性，理念和现实性，主体和客体，《精神现象学》，辩证法，《谢林——基督哲学家》，黑格尔的不在场）。
1。谢林
1790年，谢林和黑格尔在图宾根神学院第一次见面。在学生时代，这两个年轻人同住一个房间。两人结识了未来的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三人分享着对法国大革命的羡慕。谢林走得更远，他将《马赛曲》译成德文。[119]黑格尔在1793年离开图宾根神学院，而两人在1801年黑格尔到耶拿大学任教之前都没再见面。
谢林是两个人中最先到耶拿的，而且实际上是他帮助黑格尔在那里获得教席。谢林和黑格尔是耶拿的同事，他们共同编辑了《批判哲学杂志》。由于个人丑闻，谢林在1803年被迫离开耶拿，此后这两个朋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思想形成时期，黑格尔受到谢林浪漫主义自然哲学的影响。然而，当黑格尔逐渐脱离谢林后，他变得成熟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1807年）表明他与谢林的决裂。黑格尔寄给谢林一本《精神现象学》，但由于意识到这种破裂，谢林从未对这本书做出直接的回应。
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裂痕扩大了，在1833～1837年的某些时候，当谢林在慕尼黑大学教书时，他开设了一系列谴责黑格尔体系的课程。黑格尔在1831年去世，在他逝世之后不久，谢林——其声誉和威望在哲学界已经暴跌——对黑格尔体系发起了攻击。此外，到20世纪30年代，谢林一改以往对共和政体的同情，变成了一个君主专制秩序的捍卫者。出于对他的反黑格尔主义、他对宗教的兴趣以及他的政治保守主义的奖赏，谢林被派往柏林大学领导反对黑格尔主义传统的战争。曾经的朋友，现在成了哲学上的反对者。谢林在1841年11月15日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反黑格尔派的长篇评论。
恩格斯听了1841年的这些课程。他不是作为听众参加课程的唯一重要的学术人物，参加者还有索伦·克尔凯郭尔和米哈伊尔·巴枯宁。
对理性的作用的理解是谢林和黑格尔之间的核心分界点。谢林谴责黑格尔支持一种消极的哲学，一种精神的、主体的或否定客体的哲学。在黑格尔看来，意识的辩证法表现为一种精神不断否定客体的公式，而这种辩证法使主体和客体的统一变得不可能。
谢林还指责，精神从来都不能证明存在。消极的哲学，主张理性的排他主义，必然总是被包含在理性中。辩证法，一种纯粹意识的程序，必然还属于意识，从来都不能超越它，因此无法提供其存在的根据。消极的哲学不能处理存在的终极问题。黑格尔主义从来都不能成为一种纯粹同一性的哲学。
谢林赞成一种积极的哲学，一种打算建构主体—客体抽象统一的思想体系。谢林支持一种积极的哲学，在那里，理性是自然的产物，因而理性属于自然；而黑格尔被限定在否定性之内，在那里，理性通过否定性起作用。
谢林假定存在三种普遍力量，精神、自然、意识或前两者的统一。第一种力量是精神，第二种力量是自然，而这两种力量会合为“冷漠的观点”[120]。
这种“冷漠的观点”是精神和自然的同时表现，它是精神和自然之间的共时性存在。这里没有反抗，没有矛盾，而只有互补。在这种互补中，意识产生了，而意识成为主体和客体统一或精神和客体同一性的产物。
谢林构建了一种浪漫的自然哲学（naturephilosophy）。谢林信奉自然哲学，而黑格尔最终接受了关于自然的哲学（aphilosophyofnature）。关于自然的哲学关注将精神强加于物理学世界的形式，一种关于自然如何发挥作用的解释。自然哲学研究由精神或形式的本性释放的力量以及将自然嵌入精神的力量。在关于自然的哲学中，理性决定自然的合理性；而在自然哲学中，理性本身是自然力量的产物，或者说精神的螺旋式发展是自然所赋予的。
此外，由于谢林认为理性不能证明存在，那么存在在理性之外存在且仅面向感觉的力量开放。事实上，存在免除理性，阻止理性，意味着存在仅仅在宗教直觉中容易得到理解。临近生命的终点时，谢林陷入了广泛的宗教沉思，因为他将直觉主义视为存在的唯一途径。
当青年恩格斯旁听谢林的这些课程时，他感到这些课程充当了另一种宗教和理性之间的斗争。鉴于谢林1841年的学术立场，他的诉诸超自然的力量，青年恩格斯将这些课程理解为信仰和理性之争的另一个方面。同样，这个斗争在他与格雷培兄弟的通信中得到了概括。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捍卫是对超越信仰的理性优越性的捍卫。黑格尔是正确的，而谢林是错误的，因为黑格尔是理念的发言人，而谢林是超自然力量的辩护者。
青年恩格斯将谢林放在莱奥的阵营中。他们都是普鲁士反动势力手中反驳黑格尔的爪牙。青年恩格斯反对莱奥—谢林联盟的一个方式是扮演拥护黑格尔的共和主义者。作为“黑格尔帮”的一员而遭到莱奥的谴责，青年恩格斯将自己的作用规定为积极揭露莱奥—谢林同盟——普鲁士路德派正统——的简单的喉舌。这个任务召唤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高举为人类理性的冠军。
2。妥协者
青年恩格斯描述了黑格尔自身和青年黑格尔派或自由人之间的区别。在政治上和哲学上，黑格尔是保守的，然而正是自由人接受了黑格尔哲学的某些范畴并将其激进化。
黑格尔本人的妥协倾向来自他的哲学规定：“任何哲学都只不过是它所处的时代的思想内容。”[121]黑格尔本人相信哲学是其所处文化环境的一种表现，因此他相信，他的国家理论应当反映复苏时期的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态度。
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本人的国家观念是精神世界的投影。在1842年的文章《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中，青年恩格斯的论述显然参考了《法哲学原理》：“难道黑格尔不也是这样的吗？难道对他来说，国家在向世界历史过渡的时候，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不就是绝对精神的具体现实吗？”[122]青年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政治理论也被“捧成普鲁士国家哲学”[123]。
黑格尔本人的政治妥协因他不透明的文风而加重了。要理解“黑格尔的深奥难懂的体系形式和晦涩的文风”，这是相当困难的。[124]语言和体系都令人费解这一点，是黑格尔本人毕生的影响很少能超出讲堂的一个原因。[125]
青年恩格斯表述了黑格尔本人的一种右翼观点。在青年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本人是作为普鲁士王权的辩护者出现的。在《谢林和启示》这本小册子中，青年恩格斯以如下措辞描述黑格尔本人：“他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也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