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青年恩格斯是逻辑泛神论的拥护者，否定主观自我意识的自主性。在这两个关键点上，青年恩格斯与自由人存在分歧，赞同的是黑格尔右派。他与自由人联系的纽带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reformism）。同样，使他脱离黑格尔右派阵营的也是他的政治改革主义。
（5）《精神现象学》。
青年恩格斯将《精神现象学》读作一个右翼黑格尔派的文本：
但是现象学——这恰好明显地反驳了谢林的理解——并不是一门纯理性科学，而只是通往理性科学的道路，即把经验的东西、感性意识提高到纯理性科学的立足点上来。不是逻辑意识，而是现象学意识会找到这三种最终的“确保绝对的超存在物的实存的可能性”。逻辑的、自由的意识看见的则完全是另一些事物，不过对这些事物我们暂时还不必去过问，——这种意识在自身中已经有绝对了。[139]
黑格尔的深邃不安定的辩证法只是在这时……才开始有了真正的发展；他于1806年写《精神现象学》时大大超出了自然哲学的观点，而且声明自己不受这种观点的影响。[140]
在上述引文中，青年恩格斯将黑格尔表述为使自己远离“自然哲学”的人，克服了“经验主义”和“感觉”的人。《精神现象学》表达了黑格尔对唯物主义的超级转让，表达了黑格尔对17世纪和18世纪休谟、洛克、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的科学革命的拒斥。
《精神现象学》被解读成对黑格尔逻辑本体论的重新强调。逻辑是绝对的，《精神现象学》是《逻辑学》的早期版本。
青年恩格斯的确正确地将《精神现象学》评价为黑格尔与谢林自然哲学决裂的实例。由于对《精神现象学》的准确解读，青年恩格斯意识到黑格尔在这本书中摆脱了谢林，表明了思想之于自然的优越性。
青年恩格斯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也证明，他对黑格尔的解读多半是歪曲的。在对《精神现象学》的评论中，青年恩格斯没有提到异化或外化思想。他也没有评论自我意识的否定力量，或曰他没有说明自我意识何以是主—奴关系的结果。青年恩格斯完全无视劳动的主题，无视自我意识在社会思想世界生产中的生产能力。他离开了关于自我意识的劳动何以最终导致人类与其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的黑格尔派主题。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理念支配自然的全部存在，逻辑构成了宇宙的基础。青年恩格斯需要做的全部工作是，指出这个普遍的逻辑依照辩证的原则发挥作用。当青年恩格斯声明这个普遍的逻辑按照正—反—合的方式运作时，他必然遵照自然所遵循的这些自然法则。1842年，青年恩格斯已经形成了作为辩证唯物主义基础的一套哲学信念，已经植入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种子。
到了1842年年底，马克思主义和恩格斯主义有所萌芽。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产生了，而对黑格尔相反的解释是这两个年轻人走上不同路径的原因之一。
（6）辩证法。
在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第一次借用的第一个时期的著述中，这个在哲学上不成熟的政论家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范畴，否定就是其中之一。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规定的具体运用，显示了他把握黑格尔的洞察力。
实际上，发展着的思想是唯一永恒的和实证的，而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事实方面、外在方面才是否定的、正在消失着的和应当受到批判的。[141]
即使青年恩格斯使用了黑格尔派的词汇，他也没有能力运用黑格尔派的公式。他使用了这些词语，却不能完全把握它的程序。
黑格尔的辩证法基本上以三个阶段展开：主观的意识否定客观的意识，否定没有消除客体，以及一部分被否定的客体归入意识的高级阶段。黑格尔的辩证法在主观意识的活动中产生，以保留原则为基础。在否定之后产生的新的综合中，不是消灭而是被取消的客体的一部分得到了保留。
在青年恩格斯1838～1842年的著述中，他确实没有使用这些辩证的方案。对于他来说，运用这些辩证的公式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缺乏关于主观意识重要性的思想。通过否认主观意识的核心，青年恩格斯使自己无法正确地理解取消、保留和包含的作用。他不能将这个世界视为由个人意识的辩证法所构建的。
对青年恩格斯来说，否定是抽象的功能。不是人们否定，而是理念否定。理念是历史的主要推动力，而否定是理念的一种特性。
（7）《谢林——基督哲学家》。
这是青年恩格斯论谢林的最后一本小册子，是对谢林的运动更深入地走进宗教的描述。这个小册子抨击了谢林思想的宗教预设，通过揭示这种宗教偏见，青年恩格斯希望清除柏林讲座的所有哲学价值。
事实上，青年恩格斯知道，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讲演录》很难解释他为什么没有把这部著作纳入他对谢林的批判中。作为甘斯印制的《黑格尔全集》的一部分，《历史哲学讲演录》在1833年出版。青年恩格斯在《谢林和启示》中提到这部著作，并以其作为这位大师的重要研究成果。《历史哲学讲演录》第三卷包含黑格尔对谢林哲学的一节概述。[142]即使这部著作是青年恩格斯可以参阅的，但他没能在自己批判谢林的出版物中成功地运用黑格尔对谢林的批判。青年恩格斯没能成功地将黑格尔这个他所捍卫的人包括进去。他对黑格尔对手的攻击证明，与其说青年恩格斯是一位学者，还不如说他是一位善辩论者。此外，黑格尔的论文《费希特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别》在1801年发表，收入甘斯编选的《黑格尔全集》第二卷，但青年恩格斯完全忽略了这篇著述。
黑格尔本人对谢林著作的概述尽管写在谢林到柏林去反驳他之前，但比青年恩格斯自己的评论更为客观，更具分析性。黑格尔赞赏谢林是因为他明白，现代哲学的任务是将斯宾诺莎和费希特统一起来。现代思想的使命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斯宾诺莎将客观凝结为实体，而费希特提出的思想是，个人的自我意识是唯一的因果中介。即使黑格尔认为谢林没能完成他的使命，但他发现，他未来敌人的努力因其洞察力和眼界而具有某种价值。[143]
谢林统一客体和主体的努力是他的理论——思想本身是自然的表达——的产物。谢林假定三种力量的存在，即自然、精神和思想。其中，精神是自然的力量，在自然中作为一种能力存在。精神和自然在“主体和客体的冷漠”[144]中结合起来，或者说自然和精神之间没有“冷漠”，思想是这种“冷漠”的表现，而由于“冷漠”并不存在，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毫无疑问的。
据黑格尔所见，谢林的哲学努力是一个错误，因为它终结于自然哲学。谢林通过将主体纳入自然得出结论，而不是将主体和客体统一起来。[145]
谢林的失败在于他将理念纳入自然之中。从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来看，理念必须是完全独立的，它必须是自我存在的。黑格尔派的方案是采用斯宾诺莎的物质概念，并使物质进入思想。谢林恰恰移入相反的方向，因为他使思想成为自然力量的表现。谢林将理性归纳为自然力量的一种机能，而不是表明意识的独立性。在谢林看来，主体不是自由的，而是受到自然的附加现象的限制。[146]
黑格尔对谢林的评价也是对黑格尔体系的一种表述。黑格尔的原理被用于哲学体系的替代。这里没有任何私人恩怨。
不幸的是，青年恩格斯拒绝利用黑格尔的这类论证。青年恩格斯从未提到黑格尔论及谢林的著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青年恩格斯对谢林的批判停留在对这个黑格尔的敌人试图重新回到宗教哲学或复兴神学的指责上。
他在1838～1842年的著述是党派的社论文章。
在这一章中，我提请大家注意的是青年恩格斯对黑格尔派思想的不准确把握。他对黑格尔不完整的理解不仅产生了对黑格尔思想的严重歪曲，而且也使他不可能区分这些希望延续他们老师传统的学生和追随者之间的差别。
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为青年马克思主编的《莱茵报》撰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马尔海内克》，另一篇是《亨宁》，它们都被并入“一个旁听生的日记”这个标题之下。[147]当青年恩格斯在柏林主动卷入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时，他不仅旁听了谢林的课程，而且旁听了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这两个人也加入了关于黑格尔的讨论，并与他们以往同事的代表争讼。
青年恩格斯赞同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课程，并将他们的行为视为共和主义的。马尔海内克和亨宁被归入赞成黑格尔派的联盟。这个阵营击退了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攻击，并试图抢救黑格尔主义的遗产。
由于缺乏分析能力，青年恩格斯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都是老年黑格尔派。到了1842年5月，青年恩格斯将自己归为自由人的一员，但他也没能指出自由人与马尔海内克、亨宁的著作之间的差别。
在对黑格尔主义传统详尽而深入的研究中，约翰·托乌斯写到了这两个人：
关于黑格尔派哲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现存的宗教、政治秩序的保守的妥协的解释，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观点是最好的例证。[148]
青年恩格斯没有意识到或没有注意到的事实是，他对马尔海内克和亨宁的赞美可以被定位为“保守的妥协的”老年黑格尔派。即使在关于黑格尔的争论中，青年恩格斯与马尔海内克、亨宁同属一个联盟，但青年恩格斯没有告知他的读者的是，他自己的黑格尔主义、政治改革与这两个捍卫普鲁士君主政治的正统右翼代表之间的重要分裂。
青年恩格斯甚至没有指出马尔海内克和亨宁之间的差别。尽管这两个人都是黑格尔的拥护者，但他们是在两个不同的思想立场上捍卫黑格尔。马尔海内克将黑格尔视为宗教和理性之间和解的一个例子。在这一点上，托乌斯写道：
在他的神学课程和著述中，马尔海内克一直认为，在《圣经》和福音教会编纂的教义中揭示的宗教“代表”的整个体系可以用于哲学真理的形式，又不损害人的自由的合法要求，或曰不牺牲宗教信仰内容的任何部分。[149]
相反，亨宁探求理性和现实之间的和解。也就是说，亨宁探求理性和政治的结合，而马尔海内克诉求理性和宗教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