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正如充满矛盾冲突的我国历史教给我们的那样，援引马克思语录，甚至引得无懈可击，也并非始终都是足够的和全面的论据。我们不可忘记，斯大林也像托洛茨基那样，正是从马克思主义之中得出了自己的见解的：必须彻底取消小商品生产、个体劳动和单干。
我们有权，而且应该问问自己：马克思的理论中哪些经证明是正确的，哪些是我们要继续遵循的？马克思的学说中哪些仅仅对于当时即19世纪来说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哪些地方犯了错误？
我们不应害怕这些问题，不应忘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本人，给我们这些共产主义接班人留下的遗训，就是要我们这样正确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他们认为自己是学者，仅此而已，是我们自己把他们变成了下知几百年的预言家。他们自己则认为，他们关于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与当代社会不同的观点，“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5]。
在养成合理地怀疑，其中包括怀疑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论断的习惯以前，我们“永远摆脱不了奴性”。我想，这里用不着玩弄术语就能解释清楚：怀疑本身并不等于否定，这是自然的；但怀疑却可以揭露错误（如果它存在的话），进而避免其可能造成的惨痛后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犯错误，也是合乎情理的问题。因为他们也是人，他们像所有真正的革命家一样，也有过偏颇，甚至是严重的偏颇。例如，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恩格斯关于父母可放弃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的观点，关于解散家庭、取消遗产的观点，关于未来社会既无人力车夫又无建筑师的观点！
无疑，也有这样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忠于它们仍然是我们精神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必要条件。应该恪守并全力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它相信工人阶级、每个人和人类的创造力，它相信人是理智生物、能够成为自由人的观点。今天，我们非常需要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需要它机敏的灵活性，它具体地、历史地进行思维的艺术，它对现实采取的批判态度。
然而我们难以苟同的是：社会主义真理早经发现，社会主义的蓝图早经画出；说什么没必要“第二次发现新大陆”，所缺的只是虔诚、认真地建好经典作家已深思熟虑过的东西。可以肯定，这种观点根本不是忠于马克思主义，更不用说科学地、负责任地对待我国的前途了。
创立于19世纪中叶的共产主义社会理论，不可能到了20世纪末仍然绝对不变。实际上，在日常政治生活中被当作“忠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往往是奴隶主义，也可能是传统惰性的当代表现。马克思在致《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不得不提醒俄国读者，说他是学者，不是预言家，他从未向自己提出给所有时代、所有民族寻求历史日程的任务。他坚持说，构想未来和不可更改地宣告当代的现成答案——这不是我们的事。
现在，却要勉强坚持既缺乏坚实的基础，地位又发生动摇的信念，这是幼稚的表现，是精神和智能不成熟的表现。相信、幻想和义愤当然要比判断、怀疑和分析省力，而丢掉教条主义的幻想要比改变这种幻想造成的思维方式更容易。至于人们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或生活幸福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教条，我就无须再说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现在必须认真地、公开地检验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经济基础的学说，关于理论预见与其实施结果相互关系的学说。这不仅对于摆脱所有长期阻碍我国发展的社会主义观念来说，而且对于改善党内、社会内的精神状况，激发人们对待理论的积极态度，摆脱标语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促进独立思考的兴趣来说，都是重要的。在斯大林问题上讲明真相，应相应地唤起我们自我反思的兴趣。要知道，假若我们最初的思维结构也和斯大林一样，起源于同一些基础性的真理，那么，我们也免不了从悬崖跌入暴力和罪恶（像地下革命家科巴[6]所干的一样）的深渊。谁也无法使我相信，此人刚一降生，就注定将是人类史上的最大恶人。
历史学家M。格弗杰尔在一篇文章中告诫人们：“不要因为自己在精神上接近斯大林而感到惶恐，应该看到这种接近，把这理解为是为了克服自身的斯大林的东西。”我想，他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一点，现在我们就可能‘无意地’变成危险人物，变成对自己、也许对他人都构成危险的人物”。因为对往事不加沉思，会使许多最坏的偏见复苏，会产生奴性和不折不扣的谎言。大概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闭塞历史意识涉足政治之路。
我想，这不是多余的担心。社会科学家疏于评价其思想的道德内容和社会政治效果。我们基本形成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即进入社会科学殿堂以前，先得把灵魂典给魔鬼，休问善恶。直至今日，许多人还确信，挚爱历史规律要胜过热爱生身母亲，而历史规律与善是不能并存的。
甚至在我国由改革哲学所造就的新型历史政论作品中，这种动因仍是顽固的。令正常人感到震惊的是，对他人、对陌路人的生死仍未克服的冷漠态度，至今还在使我们靠近斯大林。《新世界》的某些作者证实说，在俄国，没有“绞肉机”就不可能有经济进步和技术进步，因此应该珍惜和理解这部“绞肉机”史。他们要让社会舆论相信，20世纪30年代初的集体化和人的大量死亡，是对农民缺乏理智和“好吃懒做”的惩罚。在另一家大型刊物中，有人试图证明，党内知识分子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不曾有过镇压，有的只不过是报应。无论在这里还是在那里，规律都被斯大林的（与马克思主义不沾边的）宿命论理解为无法战胜的力量和难逃的劫数。无论在那里还是在这里，都坚决认定，阶级立场与道德立场无论怎样都是水火难容的。有一些阶级和社会集团只是值得赞许的，有一些阶级是无权做人的。
但今天，机械地重复基础性的真理能有多大用处？这类研究能否推动思想前进和我国社会前进，并有助于克服由来已久的蜕变？喋喋不休地论证农民阶级的政治缺陷和社会缺陷，谈论党发生了小资产阶级蜕化，唠叨宗法制农民的“左”倾冒险主义，这有什么政治意义和实践意义？
还有，最主要的是，即使同意他们关于对社会主义的威胁主要来自农民的观点，就能克服斯大林主义吗？同意了这一点，继而就得承认，斯大林极力要把这个似乎阻碍俄国建设新社会的阶级从地球上清除掉的做法是对的。
如果说我国社会主义历史中的全部灾难都来源于农民，来源于农村思维和风俗的话，那么就应一走到底——根除自身的“乡下佬”残余，彻底打破农民习俗，完成变农民为农业工人的事业，建设大粮食工厂的事业。平心而论，在分析“左”倾主义如何危害我国革命这类复杂现象时，类似的偏见和片面性都无济于事。
譬如，假若O。拉齐斯能从其产业工人阶级具有绝对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现实主义的论断出发，引出对离开农村者的全部政治责难的话，那么，H。安德烈耶娃[8]为什么就不能从这个世界观根源出发，对知识分子（如对俄国自由党人和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后代）产生恶感呢？M。格弗杰尔是正确的：斯大林连同他关于阶级立场的生硬概念并没有死，还活在我们中间。当我们继续机械地重复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基础性真理的东西的时候，竟懒得思考一下在实践中运用这些真理的现有经验。
或许因为这点，我们才不愿意深入理解斯大林问题的实质，怕看见自己的真相；怕知道，如果我们不能放弃昔日思想的话，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子。
最近已有数百名文化和科学工作者，公开表示不赞成所谓安德烈耶娃的信，不赞成她的反改革宣言。但请注意，大家批判的都是她的政治观点，谁都没有严肃地论及这些观点的世界观根源，没有论及她所使用的阶级斗争、阶级立场等概念。须知，她没有说出一点新东西，她只是向社会重提了几十年间深深刻在人们头脑中的哲学真理和政治真理。问题在于我国传统的对立，即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明天利益与今天和昨天的利益、有意识的要求与自发的要求、科学思维与日常思维和宗教思维、集体因素与个人因素、政治立场与道德意识和经济意识、人类道德与阶级道德之对立。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教条主义者历来把产业工人阶级及其核心的社会政治美德，同其他所有非无产阶级，首先是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缺点对立起来。
只要赞同哪怕一条斯大林主义提供给我们的教条，你就会失掉为争取改革而斗争的阵地，任何一个改革的敌人都会把你逼到一个角落，把你打倒在地。
斯大林时代的教条要求一定要“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简直无法理解，拥护改革的人会接受这种教条。持这种态度，怎能找到论据来维护人民和个人掌握全部民族文化的权利？又怎能反驳有人提出的这种观点——仅仅运用“无产阶级这半边的”文化，就能造就精神充实的、善于思考的个性？
假若死抓住旧观点——似乎存在着这样的阶级和人，他们不能以自己的智慧理解自身的真正利益，必须使劲拖着他们奔向幸福——那么就不可能建设法治国家。假若死抱着过去对手工匠人的歧见，用小资产阶级如何可怕来恫吓社会，拒不放弃关于有可能创造出“纯”无产阶级文化的信念，那么，就不可能在国内恢复服务领域，恢复正常而适宜的生活习俗。假若同意抛弃过去文化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保障创作自由、争鸣自由和思想自由，保证知识分子免遭安德烈耶娃一类“批评家”的攻击。
总之，如果我们还保留原来的观念，即认为只有彻底摧毁旧事物人类才有幸福，恐怕一件好事也办不成。法治国家同样是资产阶级文化的遗产，信仰自由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产物。如果说文化就是素养，即抑制人的兽性和破坏力量的机制，那么，人类就需要有统一和强大的文化，切不可削弱这种文化。
假如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坚持认为，阶级道德高于全人类道德，农民阶级自身找不到自己的历史地位，不知道自己应如何工作，不晓得对它来说什么好、什么坏；假如我们仍然认为，我们不需要市场，认为贸易和企业家的活动必然导致人格退化和无人性，那么，我们不必自找麻烦了，不如索性与安德烈耶娃沆瀣一气，重新回到不久前的过去去。
这看起来有点奇怪，但如果细想一下，斯大林主义的绝大多数批评者并没有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在主要方面划清界限。社会思维的最初模型是一样的，都是依据相同的图纸构筑的。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拥护者还是其反对者，都把社会主义运动想象成一个从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身上摘除异己部分的过程。不论是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还是其批评者都认为，社会主义是要消除以前的多种社会经济形式，首先是消灭小农生产；没有强迫命令，不使国家全部经济生活受中央统辖，就不可能达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划性；为了抵御小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就只能采取使社会无产阶级化的做法；要使社会主义起步，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灌输无神论会带来无可争议的益处。
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们既然把这些奉为公理，也就不可能和斯大林主义的捍卫者们划清思想界限了，因此也就不能在关于国家未来的争论中采取积极进取的立场。
能否容忍这种事态呢？
今天，即在现实社会主义史的第八个十年里，假如我们怕麻烦而不对斯大林所遵循的那些原则进行批判分析，那我们简直无权评判他的作为；如果我们忽略斯大林主义，即斯大林分子的思想底蕴，那我们就无权仅仅谴责斯大林分子及其罪行。不然，事情就会成为从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立场去批判20世纪30年代，这是拉我们向后退，即退到列宁逝世后为夺权而斗争的所有党的领袖人物都有的那些关于社会主义任务的狭隘观念上去。
所有这些领袖人物，也和他们所处的时代一样，患有庸俗的社会学不通症。他们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看成是一部简单机器的运转，过高估计了技术的作用，忽视了人的因素。他们把社会进步看成是形式愈来愈整齐划一、在经济上及在人类存在本身之中彻底排除自发因素的结果。简言之，他们大家，即所有这些首领们（大概只有Н。И。布哈林除外），都患有对人类生活的丰富和复杂性估计不足的毛病。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人并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对生活进行革命性革新所带来的全部后果。例如，很少有人认真思索，使所有同他们那些革命者想法不同的人都不能过积极的公民生活，特别是使革命前的知识分子不能从事专业劳动，会导致什么结果。醉心于夺权斗争的革命领袖们，特别是在列宁死后，通常都看不到让经济服从政治、让干部问题服从阶级原则有何消极后果。他们也看不到，党的机构独揽大权，即他们所追求的独裁造成的一切可能的后果。至于过高估计用禁止的方式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作用，以及普遍流行的蔑视法律及法文化传统的做法，就更不用说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一个对宗教在人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对用科学的和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排挤宗教和唯心主义世界观的可能性和方法抱有最庸俗、最简单观点的时代。
十分明显，除了在粉碎以前的生活形式、生产原则和生产结构的快慢问题（今天斯大林派和反斯大林派正在争论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抛弃”资本主义遗产的某些方面的合理性问题，改造旧社会的界限问题以及一个人接受这些或那些新事物的基本可能性问题。要知道，如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的观念是错误的、过高的、与维持社会生活的规律矛盾的，那么关于达到这些目的的速度和方法的争论就是毫无意义的。
不论是采取突击的办法，还是喜欢用长期包围的办法以求解决不现实的问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不论采取哪种方法去追求不可能的东西、与社会生活的客观规律矛盾的和与人的本性相悖的东西，都会导致白白浪费力量、能量、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源，导致无谓的牺牲。看来，突击的方法毕竟还好些，因为这种方法可以立即表明什么事情不该做，什么任务不能提出来。
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们通常并不去分析作为该主义之起点的那些公理，也不从今天经验的高度去看待它们。结果就使那个时代的许多幻想得到了巩固，仿佛不使斯大林主义得逞、抵御滑向领袖暴政和疯狂的民族自裁的危险等，并不是那么复杂似的。好像不必对内战条件下形成的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改造，也不必恢复法治国家，而只需扩大中央里的工人名额，小心保护党的老近卫军，就足以制止上述一切问题的发生似的。
值得注意的是，甚至我国革命前的社会思想都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某些教条，更有助于我们严肃地思考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和本质问题。许多俄国社会党人（更不用说Ф。M。陀思妥耶夫斯基了）都很注意警惕社会妄图使其全部生活服从于抽象的理论指令的危险。例如，M。巴枯宁就注意到了，特别是在俄国，民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有蜕变为新型的“军事官僚专制”的危险。他写道：“政府的专制一旦能谎称代表虚假的民意，它就会变得空前可怕和强暴……少数知识分子，因此也就是少数特权分子，似乎比民众自己更能理解民众的真正利益，因此这些人的专制尤为可怕。”第一，这一小撮人的代表人物无论如何也要迫使未来的几代人按照他们的理想生活；第二，这二三十个饱学的知识分子还要“相互撕咬”。
上个世纪的一位哲学家兼政论家、民粹派的思想家之一П。Л。拉甫罗夫也发出过同样的警告。当然，他和对马克思及其学说怀有个人仇恨的、充满愤怒之情的M。巴枯宁不同，他的评价要稳健些。
拉甫罗夫写道：“历史证明，而心理学也让我们确信，任何一种无限的权力，任何一种专政，都会毁掉最优秀的人物，即使是天才人物，要想用命令的方法施恩于民众，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个专政都要通过强制的力量使自己周围充满盲目服从的工具；任何一个专政都不得不施用暴力镇压反动派，甚至镇压那些仅仅不同意它的行为方式的人；任何一个夺得的专制政权浪费在同其对手争权上的时间、力气和精力，都要比用于借助该政权实现其纲领的时间、力气和精力多得多。关于任何一个党用暴力夺取的专政的结构（即关于专政只能充当‘革命的出发点’，不是吗，编辑先生？），只能在夺得政权前想想而已，一个党在夺权斗争中，在明争暗斗的浪潮中，每一分钟都会唤起保住权力的新的必要性，表现出放弃政权的新的不可能性。”
在实行公开性的时候，不仅要认真听取胜利者的意见，还要认真听取被战胜者的意见。倾听并不意味着同意，这首先是考虑、争论和议论。
这个分析至少能帮助我们揭示出斯大林主义的心理原因，而且要比今天一再重复的见解确切得多；这种见解认为，斯大林主义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对十月革命的反动。这个思想曾经是托洛茨基提出来的，因而对他来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标签，是他击退政治上的竞争者的有效手段。其实，不管托洛茨基怎么想（考虑到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公理之集大成），他也不可能对自己的失败作出别的解释。因为社会生活的所有基本问题在他那里都被归结成了阶级间的相互作用，而在革命后的俄国的条件下，则被归结为“纯粹的”、先进的无产阶级意识与大多数反动农民群众的“不纯”意识间的关系。在托洛茨基看来，一切都应归罪于过去残余和小市民的意识形态。他写道：“但是在党和国家里还有一大批革命者，尽管他们大都来自群众，但早已和他们断绝了关系……在地下斗争、起义和国内战争期间，这类人曾是党的士兵。在他们的头脑里几乎只有一根由党定音的弦在响。但当紧张过后，革命的游牧部落改变为定居生活之后，他们身上那些凡夫俗子的特点就苏醒了、复活了并膨胀起来了……”
既然如此，那么还能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仅仅归结为小资产阶级的蜕化变质吗？持这种立场的人只能去揭露那些经典作家早已揭露过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或“我们的”农民宗法观念，给小资产者，特别是个体农民增加几条罪状。如今的许多斯大林主义的批评者的想法，恰恰可以归结为：用斯大林的罪行来补充小生产者的“罪过”，从而再次证明“小资产阶级思想残余”是多么可怕，并号召维护“革命意识”的纯洁性。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圆圈——我们又重新拾起了20世纪20年代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