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根源[2]02
但主要的恐怕还不在这里。从这个角度出发，还不能使斯大林借以为其国内政策辩护的所有原理和所有政治思想都受到批判。这里讲的还是那个问题，即革命胜利后保持党的政治领导稳定性的途径和价值问题，是否允许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先下手为强，用暴力反对可能存在的权力觊觎者，以及所有不愿按斯大林拼凑的政治局的意见思考的人。
为了弄清这一切，首先必须注意列宁逝世后争夺党内统治权的那些人的政治思维特点，舍此则无法理解党解除精神武装的机制，因为这个党曾让一个虐待狂不受惩罚地杀害了千百万人；舍此也不能理解他新建立的全面破坏人性的种种机制。
在“强者彻底胜利”之前，曾经长时间地大声疾呼，号召镇压党内被打垮的反对派运动领导人。例如，早在1924年，П。Б。加米涅夫就曾坚持要求惩治托洛茨基反对派的领导人，这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的。我们还记得，仅在此前几年，水兵热列兹尼亚科夫就曾经讲过，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可以杀死千百万人。这是在用质朴的群众语言，传达他那个时代的情绪。而经济学家П。克里茨曼在他的《伟大俄国革命的英雄时代》一书中（该书是不折不扣的革命暴力的颂歌）提出，应该用牺牲者的数量、破坏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结构的多少和消灭非无产阶级的情况，来衡量革命的道德水平。该书断言，“残酷无情的阶级特性，从社会上消灭剥削者阶级，是发扬崇高道德的源泉，是无产者和一切被剥削者热情澎湃的源泉”。又说，“属于剥削者的阶级烙印，只能开辟通往集中营、监狱之路，再好也不过是让他们住进迁往高楼大厦的无产阶级丢下的破茅舍”。
瞧，这就是斯大林主义之源。这就是老的布尔什维克近卫军的许多代表人物容忍斯大林罪行的原因。当然，谁也无法给斯大林洗刷罪孽，不过很多东西是错在那个时代的信念上，即认为创造一个无产阶级社会的利益高于一切，革命本身就是一种律令。这里边就存在着悲剧性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是主要矛盾，即革命的进步性和革命暴力之间的矛盾。
回忆一下下述情况是适宜的：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在俄国的社会民主运动中，捍卫革命的利益已被置于法律和民主的传统观念之上，被置于道德规范之上。例如，Г。В。普列汉诺夫说过：“对现有的每一个民主原则都不应就其本身作抽象的考虑，而必须参照可称之为民主的基本原则的‘SalusPopuliSupremaLex’[9]原则。如果翻译成革命者的语言，这就表示：革命的成功就是最高的法律。假如为了革命的成功而需要暂时限制一下某一条民主原则的作用，那么遇到这种限制就停滞不前便是犯罪……革命的无产阶级可以限制上等阶级的政治权利，就像上等阶级曾经限制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一样。如果在革命热情高涨的时候，民众选出了一个很好的议会，那我们就应当极力使之成为长久的议会；而如果选举实际上并不成功，我们就必须努力解散它，而且不要经过两年，最好是过两周就解散。”
这样，远在20世纪初就宣布了一条特殊的革命法规，即特殊的道德，它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一切之上。
托洛茨基只不过向前多迈了一步，因为他不仅把革命的成功置于人民的主权之上，即置于大多数人的主权之上，而且正如他写的那样，也将其置于全人类的规范道德的各项原则之上。遵循这一原则——“革命的成功高于一切”——他论证了镇压不放弃夺权斗争的政治对手的合法性和使用先发制人手段事先捍卫业已形成的政治制度的合理性。
1918年，托洛茨基首次将这一观点付诸实践，这是指镇压我们今天称之为联合党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妄图掌权。托洛茨基在解释促使他不顾K。蔡特金和欧洲其他共产党人提出的保全被告性命的请求，而坚持处决“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的动机时写道：“革命时期的这种镇压问题具有特殊的性质，因此人道的一般地位就应退避三舍。这是一场直接夺权的斗争，是一场生死之争——革命就是如此——在这种条件下，对于那些希望几周之内掌权而把现执政者投入监狱并消灭的人来说，监禁又有什么意义？从个人的所谓绝对价值的角度来看，革命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其实战争和整个人类历史也是如此。然而，为使个人这个概念本身变成实在的东西，为使‘群众’这个带点贬义的概念不再是哲学上享有特权的‘个人’一词的对立面，必须使作为革命（确切些说是一系列革命）的起重机的群众自身，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从规范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做法是好还是坏，我不知道，而且我承认，对此我也不感兴趣。但我确实知道，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新了解的唯一方法。”
不难理解，托洛茨基多迈的这一步，已经使社会意识开始感受到，惩办失败了的政敌是绝对正常的做法。如果说镇压那些不幸一出生就是王位继承人的孩子们是正当的，那么为什么不能把镇压手段用于曾经和沙皇制度斗争的同志，既然他们威胁着革命？如果说可以镇压对十月革命有自己独特见解的社会革命党人这些革命者，那么为什么就不能镇压坚持自己对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的看法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呢？
最后，如果革命的成功确实是最高法则，那么怎样才能避免牺牲和滥施暴力，怎样才能避免领袖专政呢？
对历史学家来说，所有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如果专心致志地研究例如工人和农民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在党内的比例问题，那当然很容易避开这些问题。但是，如果不深入思考革命的本质——关于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冲突，他就不要装模作样，想找出什么所谓俄国启示录的根源。如果我们在精神上还没有成熟，还不能理解内战是民族的悲剧，而人民又不能找到其他少流血的办法，以克服其内部的对抗，也不能找到改革使其厌恶的生活的途径，因此而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可怕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应当装模作样，说我们与20世纪30年代赞成大规模自相残杀的那些人不同了，思维方式也变了。
总而言之，如何看待国内战争这场悲剧，这是衡量一个人的真正文化修养的尺度。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这种大屠杀和斯大林的血腥镇压一样令人厌恶，这里没有任何令人高兴和值得赞美的东西，一个阶级欢欣鼓舞地去消灭另一个阶级，兄弟之间相互厮杀，这里无任何教益可言。
这种充满戏剧性的局面，不是从我们这个时代开始的。正如马克思早就描述过的，悲剧就在于，为捍卫自己神圣的真理而斗争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一方是正义的。所以，列夫·托尔斯泰打算撰写的一部描绘革命和革命者的长篇小说，书名叫《没有错者》，这不是偶然的。
这并不像斗争的参加者想象的那样，是什么阶级或政党之间的斗争，这实际上是同一个民族的不同状态之间的斗争，即该民族的过去和其未来之间的斗争。例如在俄国，其中旧的制度不仅仅是沙皇和地主的政权，而且也是一个民族的过去。马克思指出，当事物作为现存的世界秩序同刚刚诞生的世界作斗争时，站在旧制度一边的并不是个人，而是世界历史的迷误。因此，旧制度的死亡是悲剧性的，这个悲剧恰恰在于，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说明谁拥有真理。
无法给斯大林主义者们的恐怖行动作论证，正如无法论证此前在内战时期实行的恐怖一样。因为任何恐怖都不是多少尚可加以辩护的对手执武器的敌人的残酷，因为那是以残酷对残酷。斯大林和季诺维耶夫在1919年所搞的“红色恐怖”是枪毙人质，引用的是阶级或阶层集体负责的原则，即起码要杀掉一大批非无产阶级阶层的人。屠杀沙皇军队的军官，仅仅因为他们是军官；而屠杀神甫，也只是因为他们是神甫。
恐怖永远是丧失理智的、破坏阻止人类兽性发作之堤的东西。革命不可能发挥道德功能，相反，只有当革命是道德的继续，只有当它捍卫道德的利益、人道主义和人性的利益时，它才是正当的。
只有从无条件地厌弃暴力的立场出发，从任何人都无心伤害另一个人的性命的角度出发，才能够客观地判断斯大林的行为。这样就无由争吵了。令人费解的只有一点，即许多谴责斯大林主义者的人，都不愿作出原则性的结论，而只想从我国发生的事情中得出个别结论。
下面我们把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当作一个观点体系来探讨一下。
首先我们要说，关于农民在任何历史条件下都必然具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公理，形象地说，是一根至今没从我们的意识中拔出的“刺”。直截了当地说，这也是我们当中许多人身上存在的那个“斯大林分子”在作怪。反农民情绪，对出自农村分散劳动的一切都表示怀疑的心理，恰恰是这些东西经常冲刷掉斯大林主义的反对者和拥护者们之间的界限。斯大林所接受的“富农的危险”这个命题，与农民占多数的国家的党有小资产阶级复辟危险的命题，如出一辙。顺便说说，今天的改革反对者们正在用斯大林的命题，为斯大林在农村使用暴力作辩护。
对个体农民完全不信任，这是不能容忍的，但这并不是因为不信任农民是斯大林所固有的本性，而是因为这和健全的理性相左。这种不信任是反常的，其背后隐藏的仅仅是对另一个更纯洁的世界的幻想，那里将不存在似乎是粗鲁愚昧的农民。
对农民也和对生产者及私有者一样持否定态度，出自于可能建立纯粹非商品、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的信仰，在那里，大规模的社会化生产将排挤掉其他一切劳动组织形式。这也可以说是社会简单化态度和狭隘偏执性的表现，即幼稚地希望消除一切不符合都市化了的人的理想的东西。
正如П。卡尔宾斯基确切指明的那样，斯大林主义的本质全在于农民必然有“小资产阶级性”这个教条。他的一些基本论点，包括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越来越多的成就，阶级斗争也必然激化的原理，都是与这个教条有着内在联系的。从这个教条引申出许多公理，如市场和价值规律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一切国家的东西都优于集体的东西，阶级利益高于全人类的价值，等等。
在斯大林那里也和在许多老近卫军的代表人物那里一样，市场这个概念和资本主义是融为一体的，因此市场和自由贸易所承担的一切事情，首先是自由的农民——小商贩、手艺人，都被看作是政治传染病，是通向纯粹社会主义王国路上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难对付的障碍。因此，斯大林和所有“左”翼反对派根本不愿谈论俄国农民，不认为他们也是有家庭和子女的人，是受苦受难的穷人。布哈林和捷尔任斯基被指责为民粹主义，不善于用阶级观点看问题，就是因为这两个人把农民看作人，认为他们大都很贫困，衣不蔽体，勉强糊口，一生中除了干活别的什么也不知道。
“左”派领袖们顽固地认为，农民只能是一种阻碍历史进步的社会力量，它妨碍拯救整个人类的事业——建立无产阶级社会。因此断言，一切不符合他们所期望的向无产阶级社会运动的人，都不是真正的人，而只不过是某种不真实的、虚假的，即是说，是这块土地上的暂时现象。不管多么令人奇怪，但这毕竟很像典型的宗教世界观，因为这种世界观根本不把异教徒当人看待，认为对异教徒不必讲什么道德。正因为如此，所以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代表人物，实际上不被当作人看待，对待他们——农民户主、私营企业主、商人、神职人员，稍后还有新经济政策时期出现的资产阶级分子、办合作社的人、单干户，总之，对待构成俄国居民80%的人，不必讲什么良心和道德。
今天我们明白了，阶级观点就其真正本性来讲是片面的，它使人们对一个人的那些为解决革命任务所需的品质大感兴趣。与此同时，它必然会对人的从事创造活动所必需的品质不感兴趣。因此，从阶级观点去培养人参加革命斗争，要重于培养人从事有效的和有理性的劳动。
在革命爆发时，判断一个人首先是根据他的社会出身，根据他是否相信建立工农王国和实现共产主义平等的可能性，根据他是否准备为这神圣目的服务。
这样一来，对个人的内在的深层结构，对最复杂的一般人类存在问题，对罪恶，对生与死的良心，对爱和恨、犯罪与悔罪等问题，就都不由自主地失掉了兴趣。
现在可以想象得出，当我国80%的居民被当成通往理想之路上的障碍时，这种阶级观点所造成的紧张气氛是多么可怕。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党的领导人必然觉得自己是处在一个被包围的要塞之中，与其说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资产阶级、市场、商品和农民的世界之中。还由于他们明白，社会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也不打算接受新秩序。
斯大林不是一个幼稚的人，他并不相信俄国农民有“社会主义天性”的童话。尽管他仇恨农民，但他关于农村居民具有聪明才智的见解，毕竟比今天的某些所谓进步和民主之友高明些。因为他明白，农民绝不会自愿给自己套上生产合作制的枷锁，他们自己永远不会放弃自己的自由，所以斯大林讲必须“推行”集体农庄和国有农场。
在这种感到被包围的心理中（顺便说说，这种心理正是斯大林主义的前提之一），大概需要找到我们在《阿尔巴特大街上的孩子们》这部长篇小说中遇到的问题的答案。这里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流放制度异常残酷，相比之下，沙皇时代的政治流放犯所处的条件则是可以忍受的。顺便说说，就连托洛茨基都对革命前如此姑息政治流放犯感到十分惊讶。他本人在第一次被流放时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当过县报的记者，后来是乡的文书，能如数收到富有的双亲寄来的汇款。
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在俄国贯彻阶级观点时的残酷程度，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俄国的传统来说，也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小资产阶级将在历史上自行消亡的思想，在我国的条件下被篡改成了“痛打富农”的口号，而后又成了“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
不幸的是，在我国，不仅成年人，就连孩子们都相信这类口号，因为孩子们在精神上受到了国内战争残酷场面的摧残，他们也来模仿成年人的过火行为。例如，安德烈·普拉托诺夫的中篇小说《地沟》中写道，失掉理性的娜斯金卡认为，一定要杀死富农。文学家A。K。维诺格拉多夫写信给高尔基，他说：“如果一位先进工作者钳工的两个孩子，把他们的一个同学推到电车下边，理由就是这个同学的父亲是医生，因此也就是阶级敌人，那么这就意味着，在这个家庭里，大吵大闹起来，远非出于人的本性。”
关于农民在任何条件下都具有有害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公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在这种精神和政治形势下，由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提出，而后在20世纪30年代又被斯大林奉为经典的。这就是可以称为斯大林主义的根源之一的公理。
毫无疑问，斯大林主义的基础是这位领袖对不可动摇的社会法则的蔑视，是他的极端主义和下述信念：可以迫使人们去干不可能的、从未做过的事。与此有内在联系的，是藐视和否定过去，特别是关于必须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公理。
关于后边这个公理，人们已经讲了和写了很多了，这里只想指出一点，即“抛弃”资产阶级文化的思想和政策，派生出了迄今依然存在的禁绝风，助长了一种非常顽固的幻想，好像把一切“不纯的东西”都封闭起来，破坏掉旧文化的残余，这同时也就是建设，因此是十分有益的，甚至是件伟大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