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何谓否定过去（这对斯大林主义来说是十分突出的）略谈几句。这是相信似乎可以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的必然产物，是相信历史会向理想的无矛盾状态运动，而在那里，旧生活的污秽将**然无存，人的精神和肉体也将纯洁无瑕，未来的一切都是崭新的，和旧事物毫无共同之处。正如B。弗罗洛夫在《别无选择》这本文集中所写的，苏联社会接受的教育是，相信人的纯洁性，接受的是人类圣贤先哲阐明的原理，然而，整个社会对一小撮争权夺利的狂人对人民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又听之任之，看来，这当中并无任何矛盾之处。
相反，相信人是纯洁的思想，恰恰使我们人民受了骗，使这种信念变成了民族自裁的政策。20世纪30年代人民所受的地狱之苦，只好用某种特殊的**来抵偿，如说我们创造了别人从未有过的东西等。既然作家A。普列汉诺夫和化学家H。安德烈耶娃至今还相信，我们的穷困、我们的混乱、我们那些空空如也的商店、我们那些糟糕的医院和蹩脚的计算机，都是为发展我国“独具一格的经济力而必须付出的合理代价”而且讲得郑重其事，那么为什么确实成就了丰功伟业——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统治的人们不该相信有美好的独一无二的经济和纯洁的新人呢？历史给我们设下的陷阱就在这里。人们真心实意地相信，我们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我国是一个特殊的国家，我们生来是为了实现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为了创造奇迹，为了使“童话变成现实”。而斯大林则巧妙地利用了完成革命奇迹的人们的这种信念和这种自负的心理。
识别斯大林主义并与之作斗争，其复杂性大概也在于此，因为就其本性讲，斯大林主义是有其政治积极性和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文化修养等最深刻的政治动因的。为什么我国的知识分子，而且不仅是革命的知识分子，这样容易迁就斯大林加诸农民的暴力，而对剥夺富农的惨状和20世纪30年代初的饥馑毫无反应？为什么他们竟相信人民生活得很好？看来，这是因为他们把这一切当成了为使未来社会纯洁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确实相信我国的历史只有一个唯一正确的发展方向。斯大林之所以合乎民众的心意，正是因为他追求新的东西，他相信能够建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在那里将不再有富人、农民、小老板和小市民。
我斗胆断言，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斯大林比号召学习做买卖赚钱的列宁，更合乎大多数党的积极分子和大多数新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心意。因为列宁逝世前已经放弃了建设纯社会主义的幼稚信念，这样就使得党的大多数理论家大失所望。正是列宁说明了这种最不切实际地追求新东西（这种东西新得没有一点旧的东西）的做法，是革命意识的典型错误。
而斯大林则相反，他至死不同意任何妥协。他号召进行残酷的阶级斗争，不是为生，而是为死，进行“谁战胜谁”的斗争。但列宁对关于纯社会主义的那些幼稚的和浪漫主义的观念的批判，却被党的大多数当成了耳边风，联合各种“人民力量”、无产阶级要联合合作化了的农民的思想本身，也没有为党的积极分子所认识。这大概可以说明，斯大林何以能轻而易举地战胜党所喜爱的布哈林。布哈林的悲剧在于，他是少数认真对待列宁关于“用非共产党人之手建设共产主义”这一号召的人（李可夫、托姆斯基、捷尔任斯基、布哈林）中的一个。
其实，许多人都想，一定要用纯洁的手建设他们那纯洁而又光辉的未来——对此不应惊异。要知道，即使在今天，即在关于纯粹无产阶级的、“非市侩的”、“非商业性的”和“无市场的”社会主义理想变成了20世纪30年代的启示录之后，我国知识分子中宣称自己信仰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代表人物仍然坚信，在没有彻底清除自己身上的农民残余之前，我们是建不成民主的社会主义的。
既相信有纯洁的人，又恶意地对待不能摆脱陈规陋习的人，对待陷入自己的家庭事务、斤斤计较精打细算的人，这并不是新现象。作家阿勃拉莫夫不止一次地讲，我们惯于从共产主义个性的理想高度，去品评苏联人、农民和劳动者，这常常是不公正的。这些人是国家的支柱，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顽强地从事劳动。我们不去提高这些人，而是有意识地贬低他们。俄国哲学家C。H。布尔加科夫早就警告说，相信改造世界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奇迹，可能导致“精神贵族的特殊变种，他们目空一切地把自己和民众对立起来”。这位思想家写道：“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知识分子，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经常地和不可避免地动摇于两种极端之间——对人民顶礼膜拜或充当精神贵族。要求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人民崇拜（赫尔岑开创的旧民粹派形式，其基础是相信俄国农民的社会主义精神，或是最新的马克思主义形式，它把这些特点赋予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人民），出自知识分子信仰的基础本身。但从这种信仰中又必然产生其对立物——对人民持傲慢态度，把人民视为拯救的对象，视为需要保姆教其‘觉悟’的未成年人，用知识分子的话来说，是未受过教育的人。”
假如在社会上，首先是在党内，在党的积极分子中间，在年轻的积极分子中间，不曾传播关于纯洁人的信念，那么斯大林就永远不会成功地进行强制性的全盘集体化，也不能那么快地破坏农民的，即俄国人民的生活方式。问题在于，我国社会，特别是青年，愈是受到关于人的浪漫主义观点（顺便说说，这些观点与卢梭的思想很相近）的教育，愈是受到有关未来和有关社会主义乌托邦观点的教育，斯大林的经济冒险主义的基础也就愈巩固和愈雄厚，对这个落后的、仍然“不纯”的民族使用暴力的做法也愈加容易辩护。
关于新人的信念加强了对一切传统的东西，同时也是对民族的东西的恶感，这只能加剧对健全理性及生命采取的“左”倾过火行动和暴力。这个信念曾经鼓励过那些头脑最清醒的人，助长了人们对斯大林建立新奇独特的“独一无二的”社会的企图所持的热情的、因此也是非批判的态度。
总之很难解释，为什么在共产党人（而且不仅是我国的）中间流行的是卢梭的，而不是马克思的关于人的本性的观点。须知，受启蒙思想教育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却始终是辩证法家。他们和卢梭不同，他们都以批判的态度看待人的本性，把人看作是其因素、感情和本能充满矛盾的人。恩格斯写道：“……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10]
这样看待人，并不是重复原罪思想，不过这种看法也和基督教一样，能促使人们对人的本性作出清醒的评价，认识到道德教育问题的尖锐性，让人们珍惜文明在抑制人的自私天性上所学会的一切。由此会得出另一种比我们更严重的看待人类道德和普通道德规范的教条主义观点，由此也就会明白，道德领域的本能，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会导致多么可怕的后果。
我们忽视人的本性和人的矛盾的本质，这就使我们不能在认识人的因素的同时，严肃地解决劳动的组织和劳动刺激问题，也使我们无法认清各种政权的本性。美化人的本性，不仅不能加强社会的道德，反而会破坏它，因为这会忽略自然的克制机制，而使蛊惑人心的人和伪君子能够践踏普通的圣经规范，能够嘲弄那些提到良心、正派和礼貌规矩的人们。例如，我们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Г。马尔科夫曾在《文学报》上写道：“贬低社会主义的东西，将其贬低到全人类（就该词的旧的、有限的含义讲）的水平，这就意味着对人的评价过低。”不应忘记，不仅是斯大林时代，就连停滞年代，也都是对人的本性评价“过高”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末斯大林分子的反攻倒算，在哲学上就表现为，对人类的道德发起肆无忌惮的攻讦，特别是从思想上“揭露”那些在自己伦理学著作中肯定良心和善的首要意义的人。借口“不能放弃原则”而向改革发起的进攻，仍然伴随着对所谓“伦理学范畴的经院哲学”的攻讦。斯大林主义的许多东西是建立在下述信念上的：知识和科学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人有无限的能力。斯大林主义的思维，也就是这种人的思维：他野心勃勃，自信无所不能——可以征服世界、征服自然和左右时空。
怀有这种人的知识具有无限能力的人，首先会坚信，可以完全用自觉的东西取代自发的东西，用必然的东西取代偶然的东西；坚信能够使社会的一切经济联系完全服从于计划，能够使国家对社会上的劳动积极性的各种表现进行监督。
所有写到斯大林和科学界的关系的人都会提醒人们注意，斯大林是多么容易受虚幻的、根本就无法实现的思想的引诱。这不仅说明他缺乏知识和外行，而且说明他坚信科学无所不能，说明他对一切假科学之名而被吹得神乎其神的东西，缺乏合理的怀疑。
作家П。拉兹贡在他的《并非虚构》中讲到一个例子，说被吹得天花乱坠的全苏高尔基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医生和领导在当时是何等养尊处优。该研究所的组织者们当然不是骗子，但他们的学术思想竟如此投合上司的意图和愿望，以致使他们能够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他们的理论折服了高尔基，后来又使斯大林本人心醉神迷。
这些医生认为，他们似乎很快就能在人的身体里找到“一种东西”，对其略施小技，即可迅速治好各种疾病，特别是战胜最有害的衰老症。这个效果不仅极有**力，而且十分符合时代精神；当时还难以征服时间和空间，应当对未知的和无法支配的东西一一声明，加以控制。这位作家最后分析道：“这完全符合斯大林的愿望，他不能容忍他统治不了的东西的存在。”
作为一个包含各种观点的成体系的斯大林主义，不仅是一部社会主义史、俄国史，而且是一部欧洲史，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欧洲扩张主义文化的亲生子。因此，即使是我国革命的错误和悲剧，对人类，对国际工人运动也有其重大意义，因为这些措施和悲剧能使人们发现许多看来颇为诱人的社会思想的真正意义，能使人们看到关于“纯洁的人”和“纯洁的社会”的信念会把人引向何种精神堕落的深渊。
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所具有的这种全人类意义，早在战时共产主义——布哈林在1918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的发言中，称其为“尽快”和“立即”实现人类最美好理想的首次尝试——之后不久就被人看到了。关于这一点，即关于十月革命的教训对全人类的文明所具有的意义，甚至连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都谈到了。这些人大都不接受革命，但却认为分担自己祖国的命运是他们的义务。哲学家A。C。伊兹格耶夫在1922年1月写道：“不管这场革命对俄国人民来说结局如何，单就其使全人类有可能通过俄国这个活的机体检验百年来欧洲革命思想赖以存在的主要观念这一点来说，它就已经称得上是世界性的伟大革命了。试图将该思想用于实践，这是一种无可争议的检验方式。直至1917年，外国和俄国的革命家还只是谈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有勇气使之付诸实现。”
这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可能用别的方式检验这些关于纯洁的人、关于自觉性和计划性的王国的思想，而只能借助于斯大林的实践，通过不必要的畸变和造成可怕的损失？难道不能作别种理解，即自发性并非永远是恶，不必把农民变成工人，不必把反对剥削发展为扼杀主动精神和进取精神，最后，并非一切新东西都比旧东西好？
三、幻想家们的利己主义
要想创立真正科学的历史哲学，就必须重视人们对没有一点旧东西的新事物的无法遏止的热情和在那样的时代生活的愿望，用史学家H。乌斯特里亚洛夫的话说，那时将是“幻想家统治世界”，而“过现实生活的人”则被抛弃和践踏，并逐渐陷入幻想的王国。那一天早晚会到来，届时，历史仿佛突然厌弃了健全的理性、现实的政策、节奏单调的和按部就班的前进过程，而历史自身也开始幻想、虚构和杜撰起来。
这里只能注意到，这个难熬的历史节日在不同民族那里是以不同的方式度过的。向陈规旧俗、向已为人们厌恶的东西挥舞的力量的大小，不仅决定于政治和经济对抗的尖锐程度，而且取决于挥舞者的心理及其洞悉旧世界和“小事”的程度。
欧洲各民族对新的、不同寻常的东西的自然追求和闯入未知世界的愿望总能得到克制，因为它们天生害怕失掉已有的东西。要知道，新事物预示的只不过是可能的利益，它可能满足希望，也可能使希望落空。而旧事物尽管缺陷很多，但它毕竟是已有的东西，它是实实在在的。
大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即由于存在克制机制，所以西欧国家虽然早在19世纪末就具备了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转变的一切主客观条件，但却始终不想认真尝试这种新东西。而与此同时，恰恰是在俄国，当向纯洁的社会主义全面过渡的客观前提尚处在“半生不熟”状态时，就开始接连几次进行闯入未知世界的尝试。
发展社会关系或克服已被厌弃的东西的客观要求是相同的，但它在不同的文化中却获得了不同的含义。
在我们俄国，倾向既有的力量，对迷醉于浪漫主义幻想的克制力量，并不像资本主义世界受过清醒的现实主义教育的各民族中那样强大。列宁所讲的“不文明”（азиатчина。殖民主义者污蔑亚洲人时的用语——译注）大概不仅包括大多数人知识欠缺，没有文化，劳动训练不足，而且包括缺乏抑制极端性和过**绪的动因。“不文明”还包括放纵本能，恣意破坏，喜欢蛮干。
列宁称俄国是介乎于文明国家和东方国家即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国家，一方面准备接受西方最激进的思想，但另一方面，我们又由于自己所处的中间地位而没有条件对这些思想作出客观评价。
正如赫尔岑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预见到的那样，结果就产生了“光幻视”。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感兴趣的只是西方科学的成果，而取得该成果之前所做的一切及与该成果矛盾和不一致的东西，他就很少感兴趣了。可是在西方，“现代科学”和与之对立的“冥顽不灵的”民族保守性，是一个整体，是彼此争吵不休、互相竞争的两半。在那里，俄国学生所感兴趣的那些“结果”，“根本不能独立存在，就像一个活人的脑袋，当脖子把它和躯体连在一起时，它可以胡思乱想，一旦离开躯体，脑袋不过徒具形式”。
幻想恰恰表现在，我们仅从一个方面看到了西方进步的新思想，但视野不广，不足以构成其全貌。当西方的社会思想在俄国付诸实现的条件日渐成熟的时候，我国知识分子在接受这些思想时表现出来的缺点就更加暴露无遗了。哲学家C。布尔加科夫再次提醒我国知识分子，必须更加审慎地对待西方的社会思想成果；欧洲文明不仅有其五光十色的果实和数不尽的枝杈，而且有其滋养大树的根须，它们能用自己那富有营养的汁液，确保思想的自然平衡。布尔加科夫进一步发挥道：因此，即使是否定的（革命的）学说，因处于其故乡的其他许多与之抗衡的强大思想流派之中，所以其心理的和历史的意义，较之它们在俄国这片文化荒漠中的表现，截然不同；在这里，它们竭力充当首屈一指的学说，成为俄国教育和文明的基础。
对此大概只能作如下补充，即出自西方的激进的和革命的学说，不仅要从外部，而且要从内部加以平衡。这些学说牢牢地生长在布尔加科夫所说的西方文明的根基之上，即思维的实证性和对生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这种内在的均衡性也是卢梭主义的特点，而它在马克思主义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
的确，马克思的学说在欧洲思想史上是一个最激进和最革命的流派。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还不曾有人想到历史进程有根本改变的可能，人类以前的历史有转变为另一种真正历史的可能。年轻的马克思所梦想的是不折不扣的奇迹，他认为，共产主义就是要使生活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要有新的时空观，要完全彻底地战胜人类存在的一切对立，真正解决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矛盾，真正解决存在与本质、个体与类之间的争论。对他来说，共产主义就是历史之谜的答案，这答案也晓得，它即是这答案。
看来，在人类历史上还不曾有过对过去如此大胆的恐吓和对未来如此苛刻的要求。在这里，未来之纯洁几乎带有实验室的性质。甚至连耶稣基督也不能许诺，把未来的冥府生活中的矛盾解决得如此干净利索。
然而，一旦深入到事情的本质并开始揭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纯洁的未来同什么东西具体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纯洁的未来中还有许许多多来自现在和过去的东西，还有来自我们迄今仍习惯地称之为资产阶级文化，或称之为“庸俗的”经济和“庸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标志的东西。这个未来的社会将是什么样子，那里将组织有效的和合理的生产，将确保与大自然进行花费最小的物质交换，将创造“符合人类本性的”生活条件，维护个人的自主权，保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小市民文明的一切福利，归根结底是指人理当享受的幸福。是的，是幸福，而且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其中也包括我们今天的许多斯大林主义批评者所憎恨的小资产阶级的幸福。
建设社会主义和明显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健全的理性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已经为采取我们今天所讲的阶级立场或阶级观点规定了界限和条件。
革命要捍卫自身的利益，也要捍卫个人发展的条件。但这里所说的应当是今天还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是捍卫真正的社会利益和社会健全的前提。
因此，对于一个欧洲的激进分子来说，即对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只要他的思维是健全的，是遵循实证论的，并且是符合其文化的逻辑和价值的，那么因历史的喜庆日子而产生的“未来”计划的某些不可避免的不足之处，就不算是什么大的危险。“未来”既不会给他带来富足，也不会给他个人自主权，他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他会立即抛弃这个未来，就像抛弃幻想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他会立刻断定，虽然不尽完善但却实实在在的现在，要比虽然妙不可言但却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强得多。
但在俄国，正如我们已经讲过的，却没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抗衡“左”的激进主义和在幻想世界中生活的愿望——在那个世界里，人的思想和人的意志将不受任何东西的限制，正如人们信以为真的那样，在那里，童话将变成现实。斯拉夫派认为是我们的民族之长的东西，实际上正是我们的不幸。俄国知识分子的反资产阶级情绪和反实证精神，使我们倒了大霉。他们的绝大多数都和其他国家的脑力劳动者不同，他们根本没有在民众生活的土壤里扎根，他们对经济活动一窍不通，又无一技之长，因此从来就缺乏建立比资本主义经济更合理的经济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