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俄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浪漫主义、空想性和极端主义，在我国历史的转折关头也是有用的。正如列宁所说，没有这类幻想家，恐怕也不会有十月革命。但是，我们的悲剧在于，这些已经作好精神准备去完成革命奇迹的人，大多数对革命的建设目的和经济目的并无充分的认识，也缺乏进行建设性思维的素养。他们不习惯于考察他们所完成的改造活动的经济后果，他们也不能始终都顾及平民百姓所关心的是什么。
列宁看到了社会主义理想脱离劳动群众日常关心的事情的危险。早在1894年他就在其著作《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是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强烈反对把社会理想神秘化。
然而，所有这些意在把理想和“狭隘的”、“琐碎的”生活问题联系起来的努力，都没有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扎下根来。社会民主党和民粹运动一样，也患有同样的病症：极端忽视民众的利益。甚至在1919年的饥荒年代，许多革命者更关心的是让大家同吃同劳动，不是关心人们赖以糊口的面包，不是关心有没有牛、羊、鸡。
我想，假如没有我们传统的俄国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对我们至今鄙夷不屑地称之为“日常生活琐事”的东西的藐视，斯大林也就不会使党相信推翻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相信可舍弃一切生活享受而空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
对恩格斯来说具有无可争议价值的东西（这里是指保障一个人的福利），对他的许多俄国后继者来说，却变成了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标志，变成了可鄙的小市民习气。一个俄国革命者的悲剧大概在于，他不能在他身边的生活洪流中，找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宝贵东西。
俄国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市侩及其财富和舒适的生活，怀有满腔的仇恨，而对我们的宗法制的生活方式及其缓慢节奏和沉闷气氛，也愤愤不满。所以他很难将自己关于不同凡响的、独具一格的未来的理想，同某种积极的、可靠的和现实的东西挂起钩来。
一个职业革命家和地下工作者更加感到，他和现实生活，和充满生活琐事、人的日常责任和忧虑的世界，无法协调一致。蹲过监狱、被流放过、在单身囚室里生活过的人们，已经很难重新接受有节奏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和规范。他们以另一种眼光看待这个世界，他们觉得，他们深谙别人不可企及的生活奥秘。然而，一个从事过地下工作的革命者认为是规范和楷模的东西（例如斯大林关于共产党员应如何生活的观点），实际上却是荒诞不经和有悖常理的。请想一想巴枯宁和特卡乔夫的“革命信念”和他们关于弃绝私利的说教吧。“革命者是命中注定了的。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没有自己的事情、感情和爱好……甚至没有名字。他的一切都服从统一的特殊利益、统一的思想和统一的**……他严于律己，也必须严以待人。亲情、友情、爱情、恩情等一切缠绵的感情，在他身上都应受到革命事业共同的冷酷**所压抑……他在冷漠地和不倦地追求这一目的时，必须准备牺牲自己，并亲手将妨碍这一目的实现的所有人置于死地。”
俄语中的“мещанин”（“小市民”）或“обыватель”（“市侩”）一词，刚好体现了我们对日常生活的鄙视态度（请对比一下，在波兰语中，“обыватель”一词是公民的意思，即社会的基础；在德语中，市民也是公民的意思；而在我们这里，市侩和小市民则是阻碍生活进步和精神发展的人）。使我们今天感到苦恼的一切，其根源就在于藐视人的日常需要和关心的东西，藐视正常的和自然的生活。
我们在俄国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那里，都可找到表示仇恨稳定的和习惯的生活的誓言。说到这里，托洛茨基的思想再次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在阅读他的著述的时候，特别是在读到上面已经引证过的他的自传的时候，人们会形成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在他的全部丰富多彩的和积极的革命活动中，令其感兴趣的与其说是这种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成果和经济成果，不如说是改变和捣毁现存事物的可能性本身，赋予革命以经常性和世界性的可能性本身，以及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本身。他的不断革命论的基础，就在于这种内在的信念，即业已形成的生活平衡，其本身就是一种恶，而不管人们对其感受如何以及它能给人们什么具体的东西，因此，除了经常不断地、不遗余力地破坏业已习惯的正常秩序之外，别无更崇高的任务。
早在斯大林之前很久，托洛茨基就曾痛斥过平衡，说它是人类生活最不体面的存在方式。他坚持说，社会应当“不断换毛”：“一个改造阶段紧接另一个改造阶段……经济、技术、知识、家庭、日常生活和道德的革命是在复杂的相互作用中展开的，这样才不致使社会达到平衡。”问题不仅仅限于根本改变贫困状况并变贫穷为富足，激发起他的革命**的主要东西，实际上已经超越了物质的东西。例如，革命前丰裕富足的西伯利亚。假如能相信托洛茨基的回忆录，那么，正是“带着炸鸡、乳猪、一瓶瓶牛奶和一堆堆烤面包到车站去的魁伟的西伯利亚人”使他坚信，必须彻底砸碎旧世界，应当把自己的一生献给革命事业。
我们那些“爱国派”作家和托洛茨基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对“消费主义”，对他们所谓的“恬淡的小市民幸福”，都怀有刻骨的仇恨。托洛茨基同样坚信，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物质利益”是历史上的万恶之首，因此他更喜欢兵营式的平均主义和食不果腹的穷工人的团结。他还认为，一旦人们不再挨饿，革命的道德即会消亡，因此他认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人们因饥饿而死，在道德方面要比千百万工人农民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温饱生活高尚得多。
一些文学家试图让俄国人相信，他们是在30年前开始堕落的，那时由于赫鲁晓夫放纵农民，俄国人民已不再挨饿了，但同时也用五层的单元楼和小康生活等这样一些“粗俗的生存力量”，玷污了自己的灵魂。不过，这些文学家一定要知道，他们是在重复谁的思想。
这两个年轻人向我解释道，在创建什么之前，必须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行动纲领。他们坚持认为，必须制定出青年人生活和劳动自愿公社化的明确的、分阶段的纲领和与消费主义作斗争的纲领。
当时我完全搞错了。我和他们谈了自己关于个人自主性的思想，个人显然有权获得自己个人的幸福。我说，除了人们在共产主义基础上组织自己生活的权利外，还必须维护个人生活的权利和获得我们通常称作公民个人幸福的权利。这两位年轻人没想到我这个《社会主义思想》一书的作者会讲出这样的话。他们那目光炯炯的蓝眼睛开始闪烁出刚毅冷峻的光芒和冷酷无情的神色。我们已经无话可谈，告别时他们对我说：“真正的幸福在于同消费主义和市侩习气作斗争。”
不！救世说，将未来或某种伟大的思想神化，与其说是一种癖好或浪漫主义的**，不如说是对人和对自己的民族犯了滔天大罪。对生活中的陈规旧俗的仇视，也就是对生活的仇视，这是用任何崇高的意图都无法加以辩解的。因为没有所谓的陈规旧俗，即如果不每日每时都为用以糊口的面包、栖身之所和孩子的温饱操心，那也就没有生活了。
我国知识分子特有的所谓对小市民的仇恨，不仅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智慧和追求真理与正义的意志。当然，在个别的和具体的场合，这种仇恨能抵御“肮脏的环境”，以求洁身自好。但是，这种仇恨基本上是肯定了一种幻想，即可以建设一种没有陈规旧俗、没有这些无聊的琐事、没有讨厌的做人的责任的生活；可以不理会所谓的“粗俗的生存力量”而去干事情；可以一劳永逸地从生活中排除“物质利益”和自私自利之心。
顺便说说，我们的“左”派反对派就都是靠这种幻想过日子的。正像今天的某些作者批评经济改革用生活的稳定和富足引诱人走上邪路一样，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在20世纪20年代也曾攻击新经济政策是“小市民苟且偷安的表现”。真的，在这个世界上的确没有什么新东西。
我们俄国整部历史的荒诞之处就在于，同专制制度所作的斗争和革命事业的英雄们所受的苦难，非但无助于克服老爷和贵族对日常琐事的鄙视态度，反而使这种缺乏现实感、缺乏与人类生存的具体内容的牢固联系的情况加剧了。
在抨击小市民习气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精神流毒及其消费主义的同时，我们也就间接地为我们不善于工作、不会做买卖、不会组织合理的日常生活以达到富足和幸福，作了辩解。同所谓资产阶级思维中的原始主义和重商主义作斗争，正好帮助我们为我们传统上的不擅算计、分析和预见作了开脱。
而我们的许多美好的创举，恰恰就是在超革命意识借以将未来和现在分开的深渊里被葬送了。我国知识分子的极端主义是万恶之源。
当代研究俄国革命意识特点的哲学家Э。巴塔洛夫认为，这种自鸣得意的心理、对未来的空想、几乎完全摆脱了过去的统治和获得了社会创造的无限自由的感觉、对自身力量和社会现实的和谐所作的过高评价，都产生于革命胜利的过程本身之中。
大概这种状况通常是真实的。不过，我国毕竟有许多革命者是例外。将未来神化，主张极端主义，曾经是我国革命的和信仰无神论的知识分子的宗教。
列宁曾经讽刺地说，在从理论上论证和实行“任何最伟大的世界土地革命”的问题上，俄国的知识分子都具有惊人的“胆量”。
最后，在我看来，Ф。Б。沙里亚宾以一个旁观者从国外所作的观察，最为清楚地看到了我们的革命意识的弱点。他写道：“我还不至于如此盲目和偏颇，以致看不到，布尔什维克运动最深刻的基础是力图在更公正（正像列宁和他的其他一些战友认为的那样）的基础上实际改造生活……不幸的是，我们俄国的建设者们无论如何也不愿降低自己的身份，按照理智的、符合人性的计划去设计一座普通的、给人住的大厦，而一定要建造一座‘通天宝塔’——巴比伦塔！……他们不会满足于像一个人上班和下班回家那样用普普通通的、正常的步伐安详地走路，他们一定要以一日千里的速度冲向未来……‘我们将摒弃旧世界’——于是今天就得一点不留地彻底铲除旧世界。主要的是，我们俄国的聪明人无所不晓，令人吃惊。他们知道如何将一个驼背的鞋匠变成贝尔维德尔宫的阿波罗；知道如何教会一只兔子划着火柴；知道这只兔子为了幸福需要什么……”
只是沙里亚宾不曾发现（奇怪的是，党的许多领袖也没有发现），列宁曾试图将巴比伦塔的建设者们拉回到地面上来。列宁曾提醒人们注意性急的害处，他说，假如没有吃饱肚子的工人和农民，那就会一事无成，更谈不上普遍平等的世界王国了。为了公正还必须提到，就连斯大林也曾一度支持布哈林，而后者曾试图证明，没有吃饱了的工人和吃饱了的农民，社会主义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而是空想了。斯大林这个俄国几百年历史上最可怕的饥馑的作者兼导演，在联共（布）十五大上曾批评托洛茨基，说他割裂了社会主义建设任务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任务。当时斯大林说：“只要把托洛茨基的立场拿来和列宁关于‘好的收成是国家的救星’的说法对比一下就会明白，托洛茨基同志的声明是完全错误的。”
总的来说，这种对未来顶礼膜拜的心理还是非常顽固的。
今天当我们在A。普列汉诺夫那里读到，我们不必追赶西方，学他们善于制造器具、研究社会舆论和指导生产，也不必担心“我们苏联的医院比西方医疗水平差”，苏联的计算机计算速度慢，苏联的农田产量低，因为我们生来就是为了追求另一种“新奇的东西”。我们在这一大堆奇谈怪论中看到的是我们民族意识的一种根深蒂固的老毛病，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过分的狂妄自大。不单要赶上其他民族，不单是他们有的我们都要有，而且要为人之所不能为，为人之所不敢为。
这种意识很容易被人操纵。这种人被沽名钓誉的思想迷住了心窍，总想令世界大吃一惊，想教会人类怎样真正地生活，即按计划工作和生活；这种人从不怀疑自己，而是坚信“全世界都在撒谎，只有他们在讲真理”（果戈理语），他们甚至无法发现，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踏进深渊。对这些人的确可以随意摆布，甚至可以让他们自相残杀。
所以，对于欧洲的关于纯粹的人和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理想来说，没有比这更肥沃的扎根土壤了，因为我们正急切地想使世界震惊，想充当追求永远摆脱地狱之苦的其他民族的首领。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斯大林摧毁农民私有者、破坏土地上的传统家庭劳动和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尝试，能比1918年夏秋之间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在党内赢得更多的支持的原因。大概，新经济政策及其喂饱了的城市、司空见惯的俄国市场繁荣及其有条不紊的生活和政治上的安定，已经不能满足体味到历史节日的快感的人们那种虚荣心了。因为在新的社会主义生活中，酷似旧东西的地方太多了，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
看来，获得土地的农民吃饱肚子并能安心劳动，并不能补偿国内战争的震**和极大的牺牲。至于平等带来的种种好处，人们对此很快就习以为常了，就像他们习惯于没有可恶的沙皇一样。
推翻专制制度，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赢得了政治自由和政权，这的确是伟大的事业，但不知为什么很快就黯然失色了。人们在向往另一次意义更加重大的事业。
从这位路标转换派分子的角度来看，革命后俄国人民实际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可悲境地：或者向未来突飞猛进，以证明自己伟大；或者承受可怕罪孽的恶果。
“这个伟大的民族在遭到今年这个灾年的无数牺牲之后不能以其代价换取伟大的、能抵偿一切的成果，那他们得受什么样的苦啊？以后他们是否有足够的道德力量，承受自责和其他民族的责难的重负？他们是否能继续头脑清醒地生活，意识到自己不是酒鬼和狂人而是罪犯、恶棍和白痴？因为他们破坏了一切而又无以补偿，绝无补偿！”——1921年，克留奇尼科夫问道。他自己回答说：“不，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现在已别无选择：或者我们大家，所有的俄国人都成为罪人；或者我们干一件伟大的事业。假如我们仅仅玷污和毒害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以使其故态复萌，或是只为得到一丁点儿新东西，那我们就是罪人。如果因我们的牺牲而使革命之神得胜，我们就是伟大的。”
可是，如果一个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一个远离革命的人，有如此强烈的渴求奇迹和希望“闯进未来”的心情，那么可想而知，那些名副其实地为革命流过血，为能生活在独一无二的社会而流过血的人，想创造前所未有的丰功伟业的心情又当如何！试想，要用另一次跃进引诱这些人，打着使其永远不再有任何牺牲的旗号劝说他们作出新的牺牲，该是何等容易。
关于伟大事业的思想，使我们的民族意识如醉如痴，为此我们确实可以无所不为。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最危险的与其说是轻率地诉诸暴力的态度——这早晚是可以克服的，不如说是相信未来的牢固程度取决于破坏力的大小，否则光靠巨大的牺牲则成不了任何大事这样一种虚假的信念。有时人们甚至觉得，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可贵的不是本身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而是需要作出重大牺牲的东西。这个旧框框妨碍我们清醒地评价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慨叹：既然为集体化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怎么能说它不好呢？在对如何通向伟业之途这个问题的理解上，在俄国的职业革命家和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之间，同样很难找到本质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