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主义的根源[2]03
在此之后出现下述情况还值得大惊小怪吗：正是我国在实现纯粹社会主义的理想上注定要表现出最大的顽强性；在争夺政权的斗争中，最终胜利的不是20世纪20年代倡导现实主义和主张同情可怜俄国农民的布哈林，而是号召不怕牺牲的斯大林！要知道，人人都想涉足未知领域，人人都准备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只求尽速取得伟大的奇迹，建成纯粹的社会主义和成为纯粹的人。
绝对的、完整的、脱离俄国现实生活和现实的俄国人的未来观，产生了如此之多模糊不清的观念，以致弄不清什么对于我国人民和我国社会来说才是好的。对未来的世界兄弟般的大团结抱有真诚信念，甚至打算使农村的鸡也学会过集体生活的M。纳古里诺夫们，在没有明白他们那光辉灿烂的浪漫主义理想是乌托邦之前，不知干了多少蠢事。根本就不清楚也讲不明白的未来，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却能迷醉和激励人们，这是因为这种状态使人们分不清周围的东西和现在的情况。须知，当你以正确的态度对待曾经有过和现在所有的东西以及你周围的事物时，当你善于观察现实生活，特别是善于如实地看待人时，未来的神秘形象立刻就会解体，变成一堆细碎的、根本无法实现的任务。
既然在大多数人身上保留着骗人的乌托邦未来观，那么他们就根本不能从事深思熟虑的工作，不能创造清晰的，即富有生命力的现实。既然好坏不分，那么“教训”本身就会变成真理的标准，也就不清楚什么是取得前所未有的东西的可能性（例如不符合国民经济价值规律的“新奇东西”的存在）。将目的神秘化，必然导致使生活改造过程本身以及与过去和现在的斗争绝对化。简单的变化，与已经建成的和过去已有的东西稍有不同，这些事实都会成为进步的证明，按照这种逻辑，甚至赔本的国有农场，其社会优点也比有效的资本主义农场强十倍。
破坏，这是对未来采取浪漫的即不现实的态度，为获得即使是生活在幻想家掌权、生活洪流汹涌澎湃的世界的权利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巴枯宁坚信，革命即是破坏。这种信仰不仅没有根绝，随着俄国社会的日益激进，反而找到了越来越多的崇拜者。我们的同胞对生活诉诸暴力和进行破坏时的那种轻率态度，简直令人吃惊。
既然连皇家学院的教授们都准备赞同所谓革命者不应考虑牺牲，所谓“不幸的是历史上既没有过分宝贵的价值，也没有过分低廉的价值”，那么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左”倾激进主义怎么会不出现呢？写了这些话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关于暴力及其历史作用的想法，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这位第二号领袖人物，如出一辙。这位路标转换派的主要思想家训诫道：“任何伟大的历史事件都要伴随着破坏。”总之，人类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存在，就在于它经常遭到破坏又得到重新创造，像凤凰涅槃那样，被焚毁后又得到再生。
我看，在自由主义者乌斯特里亚洛夫的上述观点和“左”派激进分子托洛茨基关于只有革命能造就人的著名论点之间，并没有世界观上的差异。
其实，革命本身不会创造任何东西。只有创造性的劳动、文化、艺术、思维和发达的宗教感情，才会造就个性。革命只能促使个人的感性高涨并得到表现，使个人的优点得到确认，同时消除个人在创造性的自我表现过程中的障碍。这当然很重要。不过，革命本身毕竟什么也没有创造。而且要考虑到，这里所说的革命，其使命是将旧社会内部已经孕育成熟的胎儿取出，使之得到新鲜的空气。至于其他旨在单纯改变世界和创造前所未有的东西的革命（例如创造“独具一格”的“非市民经济”），那么一切就要复杂得多了。在这类革命中必须表现得格外小心谨慎，因为任何时候也不会有充分的保障，使你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东西（如在宗法制的俄国农村建立巨大的粮食工厂），因此必须随时警惕，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分寸感，为人们的生命负责，作好退却和改变路线的精神准备，有勇气抛弃最诱人的和最美妙的理想，假如它不是推动建设而是变成了破坏力量的话。
如果革命者们确实没有丧失现实感而是按照人道主义的价值办事，而且确实为不幸的人们的苦难操心，那么这一切就是可能的。但问题全在于，“左”派激进分子们崇奉的信念，似乎仅是革命能造就人，这本身就使他们根本无法清醒过来。这种历史观会把一切都头足倒置，而建起一个颠倒的价值体系，确切些说是反价值的世界。
这种历史观把对个人的注意，转向对革命和夺权过程的注意，因此不时改变目的及达到目的所可能采取的手段。归根结底，是要把改变业已形成的生活、生产和家庭秩序的过程本身，变成一种主要的社会价值。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及其对“震**”的不懈追求，这已经是只有革命能造就人、能推动进程这个初衷所带来的后果了。
患有“左”派幼稚病的革命者已经不能停步不前了。因为如果“彻底改变旧世界”成了最终目的和生活的意义，那么重要的就不是结果，而是改变和抛弃已有东西的过程本身了。
这里讲的已经不仅仅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和解放俄国人民，而且要解放所有劳动群众，建立工人和农民的世界王国。从这一世界历史高度来看，个人的生命及其利益就微不足道了。结果，现在活着的人和劳动群众，就成了未来和理想的牺牲品。只需谈一下“将个人融化在党的集体性之中”就行了。对阶级立场所作的类似解释，从一开始就在为对个别人的各种残酷做法作辩护。为阶级立场所作的这种解释，其本质在托洛茨基的政治思想中表现得尤为清楚。为了给自己在布列斯特和约谈判中的行为作辩护，他直截了当地写道：丧失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克兰，以及在法国人新的进攻中士兵不可避免的牺牲，如能换来德国无产阶级的觉醒，从而有可能使世界革命烈火尽快燃烧起来，那么这个代价就不算太大。托洛茨基回忆道：“当时我曾要求，不要急于签订和约，纵然丧失些领土，其目的也是为了给德国无产阶级赢得时间，以便他们能了解形势和发表自己的意见。”
问题不在于托洛茨基的个性，而在于决定思想最激进的革命分子行为的那些社会思维模式。这些人坚信，由阶级斗争唤起的历史运动能够补偿一切。正如党的政论家B。斯塔尼舍夫斯基所写的那样，阶级立场“既不承认所谓的战争规律，也不理会人道的法则；不论老少妇孺，概不吝惜”。
很明显，因国内战争和阶级斗争而产生的这种对道德和生与死的“轻率”态度，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就消除干净。人的鲜血的气味不仅使手执武器捍卫新政权的人，而且使革命的领袖们长时间地失掉了精神平衡。不论是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已嗜血成性。前者爱讲“血雾迷蒙的革命经验”，后者爱讲部分人的鲜血，例如“布哈拉人的血”。
从1928年起，斯大林如此孜孜不倦地向公众意识中灌输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神话，这恐怕不是偶然的。因为哪儿有阶级斗争，哪儿就失去了怜悯之心，就会对老少妇孺概不留情。
国内战争的后果和必不可免的生活混乱都表现出来了，一方面是真诚的信仰和热情，而另一方面却是情绪不稳、紧张、混乱、社会煽动和怀疑。当然，这是党的内在弱点使党陷入了窘境，而这些弱点又是党以前的长处的延续。这里指的是党在地下斗争条件下形成的铁的纪律和少数无条件服从多数的意志。被认为是正确的人，并不是实际上正确的人，而是得到多数支持的人。老布尔什维克З。涅姆佐娃说：“斯大林成功地赢得了多数，统计上的多数，他总能争取并得到多数。而老近卫军的特点又是众所周知的：必须服从多数，即使这个多数是错误的。民主集中制——最严酷的纪律。”
当生活正在变为等待未来的结果，变为服务于超前的、超越现在的“伟大目的”时，那么实际上就不可能避免不道德行为。伟大的目的如此之伟大，以致它能抵偿为之服务的一切。它的重荷正在摧毁脆弱的、好不容易建起的道德感情的构架；它的光辉则使思想迷蒙，使理智沉湎于梦幻之中。
想在几年内完全确立起被国内战争颠倒了的人类价值、善恶意识和生死观，看来是困难的。曾经一度生活在尸横遍野的环境中，对死亡的场面已经习以为常的人们，未必能被看成是精神健康的人。
我们给自己提出的历史目标愈远大，跃进未来的计划愈崇高，对进入无限幸福和无限进步社会愈是急不可耐，亲身拖拽社会主义进步之舟的人们就愈加目无法纪，其权利和生活福利也愈加所剩无几。
我们越是急不可耐地想进入“大同世界”，我们就越是不能达到自己真正的民族目的。而且应当注意到，因“大跃进”而抛弃民族目的和道德这个规律，在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上都有所表现，如古巴20世纪60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所有使未来凌驾于现在之上、使共产主义道德凌驾于全人类的道德之上、使现在活着的劳动者的利益服从于历史发展和世界革命进程利益的尝试，除了导致斯大林主义，别无任何结果。
假如我们确实根据“没有罪行，只有饥饿的人”这一原则论事，那么这还是情有可原的，这个逻辑多少还有点意义。饥饿的人，这是现实，是可感知的。孩子们嗷嗷待哺，骨瘦如柴。眼看着人们饿死，每一个苏联人都不能心安理得地生活。为了拯救挨饿的人，人们干什么都可以。
可是要知道，我们往往越过了人类的道德规范，经常为了臆想，为了知识分子的幻梦而犯罪。我们曾经说：“不必害怕饥饿，不要怕犯罪，只要它们能推动我们前进，奔向无阶级社会。”许许多多人的幸福，有时甚至包括他们的生命，都成了追求千篇一律神秘**的牺牲品。马克思主义所谴责的粗俗平均主义和忌妒心理这样一些最低级的情感，往往能左右我们的行动。而且不仅是在全盘集体化年代，就是在很久以后，即在20世纪40年代下半叶、20世纪60年代初，乃至20世纪80年代，仍然如此。例如战后，当许多人生活在土窑里，食不果腹，因饥饿而浮肿、死亡时，是什么妨碍我们放松对农民的限制，扩大我们的自留地和给农庄更大的自主性呢？须知，国内战争后的破坏并不轻。但只过了三年，农村就得到复苏，治愈了创伤。而在卫国战争后斯大林时期的八个年头却白白地过去了。因为当时实行的农业政策、国家对农村更加严格的控制和对农民的镇压，加重了我国的农业危机。众所周知，只是到了1953年9月苏共中央全会之后，情况才有所转变。斯大林曾因农妇费多茜娅从农庄的田里给挨饿的孩子弄回去200克粮食，而打算处以无期徒刑，而且他根本不想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降低“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程度，即根本不想降低形式上的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以便从已经达到的阶级单一化指标上后退一步。
普通的道德情感的丧失、因阶级斗争的残酷性而造成的心灵麻木，大概在每一个具体场合都会导致健全理性的丧失。孰先孰后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心与智是一个整体，道德感情迟钝会导致头脑糊涂，于是人也就不复存在了。
个人精神自杀的机制也可能在相反的方向上起作用。
将伟大的历史目的——革命事业神化则更加危险，因为这会得出虚假的信仰，似乎未来本身会抵偿一切，会自行证明它既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过去。事实上，“伟大的历史任务”或“伟大的历史目的”，这都是假设一类的现象，一旦将其置于现实之上，那么不等未来的文化产生，先已毁灭了现在的文化，而“独具一格的”经济也将破坏世代形成的经济。托洛茨基深信，在革命的日子里，“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没有存在的余地；H。安德烈耶娃及与其观点相同者，都仇恨“伦理范畴的经院哲学”。这是同一种对未来的卑躬屈膝心理和对像历史启示录一样感受的不同表现。
遗憾的是，关于这一点，必须讲得十分明确，俄国的工人运动不能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基督教化。这当然是有其客观原因的：涅恰耶夫和巴枯宁的“一个革命者的基本信念”的精神遗产，地下斗争的心理学，还有选择斗争道路的人们绝大多数教育水平低下，缺乏知识。
基督教化的表现何在？不仅表现在对马克思主义作乌托邦解释，还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变为信仰的象征。
马克思进行创造性探索的精神，他作为一个研究者的怀疑精神，所有这些细微之处都不曾使任何人动心。人们感兴趣的仅仅是“结果”，即最终的结论，是用青铜铸成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精确公式。托洛茨基写道：“我们之所以需要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对付给我们找了点麻烦的民粹派，而首先是为了在资本主义自己的领土上掀起反对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斗争。”
人们并没有注意，在把共产主义说成是一种猜测（猜测就是猜测）的马克思，和给《祖国纪事》编辑部写信，反对把他的理论说成是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学说的马克思之间，在对未来的联合社会的看法上，曾发生过一场革命。那些自诩为马克思的信徒，特别是那些革命斗争的普通参加者，是否善于进行这样的革命，以掌握科学的、非宿命论的历史观呢？众所周知，像十月革命的许多领袖们，既没上过大学，也没读过马克思的原著，他们根本不能掌握这个历史观。甚至自认为有文化、能读完敖德萨实验中学、目空一切的托洛茨基也深信，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在5世纪即已被更进步的封建关系所取代，当时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处在比罗马人更高的发展水平上。
工人和农民，即武装起义以及后来的国内战争的参加者们是把共产主义当作救世说和宿命论来接受的，就像基督徒们把未来的世界看作人间天国一样。而要证明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是否所有的人都从马克思主义和革命中寻求真理，是否所有的人在选择生活道路时都是心地纯洁的？从我们对十月革命的领袖们的整个生活道路和所做的一切的了解程度来看，我们对该问题不能作出肯定的回答。有些人大概仅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达到其功利目的适宜的手段。我个人倾向于赞同苏联社会学家З。法英堡的意见：“革命的运动就其成分和人物讲，是五花八门、纷繁复杂和充满矛盾的、投身革命的人，或者是思想高尚和具有崇高的道德理想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或者是在旧制度下生计无着、前途无望、希图时来运转的人。”
这位社会学家的确讲对了。像约瑟夫·维萨利昂诺维奇（斯大林——译注）这样一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一个鞋匠的儿子，如果他按部就班地读完教会学校，他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一个荒僻教区的平平常常的神甫（要想到一个好些的教区去，就得找个大靠山，可他上哪儿去找啊），在这种选择的范围内，这是他的社会功名所能达到的最高限度。
一个职业革命家的功名利禄就完全不同了，这种功名当然和风险连在一起。但这个行当能使人出人头地，引人注目，使人摆脱因无能而带来的种种缺陷，而有可能获得统治人民的无上权力。
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动机，这种出人头地和引人注目的欲望，使托洛茨基投身革命，因为他是喜欢沽名钓誉的俄国革命者中最为好大喜功的一个。不过他自己并不隐瞒这些动机。在他的自白《我的一生》中，透露了他的革命积极性的自我中心主义本性：至少也要当一个无产阶级世界的革命领袖，否则他是不干的。
无须证明，此类人很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神秘化，给它加上宗教的救世说色彩，将其变成关于伟大事业的学说。革命目的愈宏伟壮丽，愈遥远模糊，这类革命者就会愈加感到信心十足，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要干的事愈多，自我表现的机会也愈多，愈能满足其虚荣心。
这些革命家需要的是预言家马克思及其远见。他们只从马克思主义的丰富思想中汲取一种关于革命的历史悲剧的学说，通过这些历史悲剧，进步的精神在血海中发展，使之成为关于不可避免的世界命运的学说，关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
那些幻想新的世界大难发生，像革命诗人兼学者A。加斯杰夫那样等待新的救世主、“奇迹和惨祸的使者”降临的人们，难道能对马克思主义作别种理解吗？他们力求出现“暗无天日的历史时刻”，那时，“白天笼罩着夜的可怕阴影，房倒屋塌，山岳崩摧，狂风怒吼，陆地被海洋淹没，太阳从北方升起”。
我并不坚持认为，俄国的革命激进主义、思想上的极端主义传统和救世主的情绪必然导致斯大林主义。但我深信，历史上绝无不可避免的事件，即舍此无他的情况。“必然性”这一哲学概念，对于大量具体事件来说，是根本不适用的。已经发生的事情，永远是由人的无法预见的具体选择和行为促成的偶发事件，事件即是表现必然事物的时间、方式和运动形式，它主要依赖于历史进程的参加者们自身，依赖于他们的能动性，甚至依赖于其性格特征。正如马克思所说，偶然性如果在历史中不起任何作用，那么历史就会具有十分神秘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