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典的作者们强调这一点绝非偶然，因为它表达了在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那里已经形成的甚至当他们着手阐述自己的哲学观点的体系时也表现出来的对待哲学的负面态度。例如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在尽管是以论战的形式但最充分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观点的著作中，恩格斯断言：“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29]如果以这个论题为指导，那就不容易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科学知识体系中占据什么地位这样一个问题，因为恩格斯在这里和在以前一样，把哲学看作是和实证科学相对立因而应当否定的东西。这意味着，虽然说马克思主义否定的只是哲学一词旧有意义上的哲学，但对哲学的整个否定没有被完全克服，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这在哲学对象问题的提出中有直接的表现。
“辩证唯物主义”一词是由马克思、恩格斯的追随者狄慈根在其著作《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的漫游》中引入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词则是在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著作中，首次出现的。但是不应该过于看重这些历史细节，因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创立者，毫无疑问，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
恩格斯在强调他所阐述的哲学观点与此前的一切哲学都有根本区别时指出：“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0]当然，“只是世界观”的说法不能不因为一个简单的原因而引起反对，即：这样的世界观是不存在的。存在各种各样的世界观，例如宗教世界观、自然科学的世界观、社会政治性的世界观，当然还有具有特别的、只有它才有的特性的哲学世界观。恩格斯直接承认他说的正是哲学世界观，因为在上面那段引文之后是这样的一个见解——“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1]。因而，对哲学的否定最终表现为，如果用辩证的概念说，否定之否定，即它是被取消、被克服了的否定，而这意味着是哲学的复兴，但是，当然了，如恩格斯所强调的，是在新的基础上的复兴。
哲学不再是“特别的科学的科学”，它不再从思辨的公设中得出自己的结论，而是从人类经验的总和中，从对自然界的自然科学研究的结果中获取它们。自然，这种思考着人类的经验和科学材料的哲学，只能是唯物主义。遵照这一方法论前提，恩格斯断言：“……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的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32]
这些论据被恩格斯用来论证对超自然的彼岸精神世界的唯物主义否定。这种否定不是产生于哲学（唯物主义哲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产生于对外部世界和思维的专门科学研究得出的必然结论。当然了，在为唯物主义世界观作论证时没有任何理由贬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作用。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唯物主义不是哲学本身，其中也包括对自然科学发现的哲学思考发展的结果呢？当然不能这么看。但是对先验的东西的唯物主义否定，按恩格斯的解释，不是哲学研究的结果，而是自然科学的结论。他说：“确信在物质世界之外并不单独地存在着一个精神世界，这是对现实世界，包括对人脑的产物和活动方式，进行长期而又艰苦的研究的结果。”[33]但是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批评了那些自然科学家，这些人支持唯心主义的，甚至是神秘主义的观点。这说明自然科学不能自己走向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无疑要从自然科学中寻找自己的论据的哲学唯物主义，毕竟还有一定的独立性，相对地独立于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按照恩格斯的话说，“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近的进步……”[34]这既是对“现代唯物主义”依赖于自然科学的证明，也是对哲学在对多种多样的往往是相互不一致的科学材料的总结中产生的相对独立性的证明。
恩格斯坚决地把新的，也即辩证的唯物主义与以往的学说对立起来，这些以往的唯物主义学说不懂辩证法，具有形而上学性（也即反辩证法性），把运动归结为物体的机械位移，不承认发展的普遍性和重要性，把唯物主义局限于对自然界的理解，对社会现象的理解则仍然停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上。在个别时候，恩格斯对以往唯物主义的非辩证性的批判具有极端尖锐、尖锐得不近情理的特点。例如他说，黑格尔“对自然科学的广博的概括和合理的分类是比一切唯物主义的胡说合在一起还更加伟大的成就”[35]。
可见，辩证唯物主义不仅与唯心主义哲学决裂，而且与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唯物主义决裂，辩证唯物主义就是从这种情况出发表述哲学的对象和全部问题的。对哲学（就算是在这一概念旧有意义上的哲学）的否定使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理解在许多方面都成了问题。从恩格斯下面的这段话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6]如果同意这一论点，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就是思维。但是这一使辩证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接近的结论，与恩格斯的其他论述明显有矛盾，特别是与那些涉及对自然界的唯物主义理解的说法相矛盾。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批评黑格尔，因为对黑格尔来说辩证法的规律只是作为思维规律存在，恩格斯用来与这种唯心主义观点对立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加以规定的唯物主义论点：“辩证法的规律是自然界的实在的发展规律。”[37]在这部著作的另外一个地方，恩格斯引用《反杜林论》中的话强调：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规律的科学。
同样在这本《自然辩证法》中，我们可以遇到对辩证法因而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另外一种规定：“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38]这样，恩格斯把发展的普遍性与事物的普遍联系联系在一起。它们都被解释为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本质内容（客观辩证法），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是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即主观辩证法。
不能不指出，从现代自然科学，首先是统计物理学的观点来看，关于一切事物的无条件的普遍的相互联系、相互规定的观念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说法，一切与一切联系在一起，说轻一点是片面的，事实上是与以对立面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基本原理相矛盾的。还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气体物理学就是从气体分子相互独立、相互之间缺少联系与相互规定的原理出发的。在19世纪已经基本形成一个数学学科的概率论，也是从构成其研究对象的事物的独立性概念出发的。现代的统计物理学和理论生物学把独立性确定为事物的基本规定性，一个并没有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归为乌有的规定性。Ю。В。萨奇科夫在自己的书里援引Р。Л。贝尔格和А。А。利亚布诺夫的下述原理：“独立性是自然界的基本现象，就像相互依赖的存在一样。”在解释这一原理时，他说：“独立性是承认世界的真正多样性的必要条件，它是说每一个客体或者系统都有某个属于自己的不由外部决定、不依赖于其他客体和系统的东西。”[39]这样一来，称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这一定义，需要重要的修正，因为自然界和社会各事物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归结为它们的相互依赖。
总之，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是辩证法的普遍规律，而这些规律则被说成是在决定着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正在完成的一切过程。显然，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关于最高的、到处都起作用的、同样决定着自然过程与社会过程以及认识活动的规律的观念，不也是与研究揭示事物的某一个确定领域的规律（即那些其普遍性受到限制的规律）的科学相去甚远吗？如果使用面如此广阔的规律是存在的，那么，既然它们不可能被任何一门其研究范围并非不受限制的科学所揭示，为什么哲学就能揭示呢？绝对普遍的规律，也即与各门基础科学已经揭示的（以及正在揭示的）规律极为不同的规律，它们存在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在我看来，应该对“辩证法规律”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以及气态科学揭示的那些规律的关系作个考察，哪怕是简要的考察。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普遍规律这一概念与基础科学相容吗？我认为，万有引力规律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它的作用决定着非生命自然界物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对包括人的机体在内的生命界的过程产生可以计量的影响，但是生物过程虽然受到万有引力规律的影响，可它们毕竟是由专门的、生物学规律决定的。不错，对这些规律的分析指出，它们的基础是物理规律、化学规律，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取消专门的生物学的、生理学的规律，只是说明了生命规律和非生命规律的统一，说明了自然界规律的统一。但是万有引力规律的普遍性没有扩展到社会关系之中，就像没有扩展到认识过程、思维过程一样。可见，这不是绝对的普遍性，也就是说，它是有限的普遍性。就其历史形成的内容来看，基础科学也不知道有什么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一切过程都毫无例外地要服从的规律。
由此可见，对“辩证法规律”和基础科学规律的比较表明，二者之间是有根本区别的，因为“辩证法规律”被解释为决定着发生在非生命自然界、生命自然界、社会生活以及思维中的过程的本质关系。不错，这里通常有个补充说明——“辩证法规律”在存在的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它们在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中作用的特殊的专门的形式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这一补充说明不会使主要的情况，即同一些规律适合于一切存在，有所改变。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自然辩证法》中援引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哲学史中的例子来说明“辩证法规律”。我们看到，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变是通过最终要导致向新质状态的突变的两边的逐渐积累而发生的。与其他那些没必要一一列举的例子一样，这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说，自然规律（如果不说全部，那也是相当多的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过程和认识过程的规律具有辩证性，也就是说它们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但是不管怎样，这个结论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假说的性质，因为数量无法确定的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还没有被认识，根本不能从中得出（哪怕是假说性质的）结论说，存在着无所不包的绝对的辩证法规律。我们只是有根据断定：那个通常被称作辩证法规律的东西，说明在物质世界和精神生活的一切过程中有着共同的特点。自然界的规律、社会生活的规律、人们认识活动的规律，毫无疑问是相互之间有着根本区别的规律，但这并不排除它们有重要的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是规律。有根本区别的存在领域的有根本区别的规律之间的共同之处，被抬高为绝对的“辩证法规律”。实际上没有也不可能有好像基础科学发现的那些具体规律是从中引申出来的那种特殊等级的、最高的规律。假定科学所知道的各种规律存在重要的统一，而作为哲学学说的辩证法力图说明并表述这种统一，这样的假定是合理的、有科学根据的（也就意味着在哲学上是有理由的）。承认存在两个等级的规律——最高的（辩证的）规律和服从于最高规律的自然界的、社会的、认识的规律，意味着仍然停留在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立场上。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把哲学与一切科学知识对立起来，哲学被认为是支配一切科学的科学，掌握了所有其他科学都无法掌握的真理的科学。
应该指出，当马克思、恩格斯谈论黑格尔表述的辩证法规律时，他们通常说的是在具体科学所确定的规律中得到表现的到处都在进行着的辩证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完全不会假设说，哲学能发现基础科学所不知道的规律。但在苏联时期出版的教材中，“辩证法的规律”被说成是特殊的、最高等级的规律，一切科学理论都必须与之相适应。不光彩地名扬四方的“米丘林生物学”被李森科说成是推翻了遗传学领域一切研究的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这很好地证明，对作为学术争论最高法官而被提出来的最高规律（辩证法规律）的庇护，很容易变成伪科学的招摇过市。
综上所述，我得出了下面的结论：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象不是赫赫有名的“辩证法的规律”，而是被作为假说赋予普遍性的辩证过程，这一过程的内容是由自然界、社会和认识中的运动、变化、发展等被科学确定的事实构成的。因此，唯物辩证法是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理论，这个理论是对生物学、地质学、气象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科学建立的运动、变化、发展的专门理论的概括。
恩格斯在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时，对作为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和意志的现实过程的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辩证思维、认识，作了区分。与此相关，他在黑格尔之后对辩证逻辑的必要性作了论证，但是他的意见体现了一种偶然性，因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理论一直是没有充分确定的。В。Ф。阿斯穆斯想要确定辩证思维的特点，他本着柏拉图和黑格尔的精神提出：“只有在不得不关于同一个对象说出在同一时间、同一种关系中相互矛盾的论点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谈论辩证法。”[40]对辩证思维的这种理解把它与形式逻辑对立起来了，并且是以极端的形式对立起来了，也就是说，事实上抛弃了形式逻辑。这样做是没有任何道理的，作为苏联形式逻辑教科书的作者之一，阿斯穆斯很明白这一点。黑格尔，以及恩格斯，也在一定程度上把辩证法与形式逻辑对立了起来，形式逻辑经常被他们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反辩证法的关于思维法则的学说。但是，如果不考虑形而上学地思维着的哲学家经常把形式逻辑不仅解释为关于思维基本规则的学说，而且解释为关于本体论的理论，那么黑格尔和恩格斯的解释是没有任何根据的。
如果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对立主要具有争论的性质，表达了一种想要证明辩证法是更为深刻的深入到事物实质的思维方式的愿望，那么在恩格斯那里，这种对立既证明了对辩证过程一般理论的研究还很不够，也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概念还不够清晰，不够确定。因此，甚至在哲学领域也存在意识形态强制的苏联时期，仍有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是逻辑学专家）否定辩证逻辑的存在，也就不值得奇怪了。
（一）唯物论方面
认识的发展，以及人们的实践活动，完全推翻了把自然界作为我们人类观念的综合的唯心主义观念。这种主观唯心主义观念在今天找不到公开的支持者，至于说到那种承认自然界不依赖于人类意识的客观唯心主义者，那么在现代自然科学成就的光照之下，它的错误在它把物质作为离开非物质力量的作用不能自我运动、发展、形成复杂结构的僵死而无定形的物所作的理解中，充分地表现了出来。还在19世纪，自然科学已经通过实验证明了物质的自我运动，即有着质的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的相互转化。在原子能被发现以后，关于物质僵死性的任何说法甚至连表面上的可信性也没有了。[41]但是，尽管有关于物质的内在动力，也即关于物质与能量不可分割地统一的现代科学观念，唯心主义并没有消失。它像以往一样想要推翻关于精神的东西的唯物主义观念，坚持精神的东西具有自足性，甚至实体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局限于批判唯心主义，他们也严厉批判了把精神的东西解释为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种物质产品的所谓庸俗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同意以往的唯物主义在物质意识关系问题上关于物质第一性的基本主张，同时批评自己的先驱对自然界的形而上学（反辩证法的）理解以及他们没有能力把唯物主义原则推广到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上。但在这时他们对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意识是大脑的机能，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功能——完全满意。这个原理，只是在没有人的大脑就不可能有意识、思维这样的意义上才是无可争议的。但是这个正确的说法能使我们理解、说明精神性的东西的现实的多样性和丰富内容吗？当然不能。不仅如此，承认意识、思维是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产物这一真理，未必能与把精神的东西看作特别精细的物质这种已经陈旧的唯物主义观点决裂。要知道，精神的东西不仅仅是意识和思维。存在着整个的精神世界——科学和全部认识、形式多种多样的艺术、宗教。说科学、艺术、宗教是大脑这一高度组织起来的物质的产物，意味着在人和人类在其全部历史发展长河中的这些精神活动现象中什么也没有说明，什么也没有弄明白。
如果说唯心主义明显地不重视自然界，把它还原为个人的或者没有个性的意识，那么唯物主义，正如我们看到的，经常不重视精神的东西，退回到它的生理基础上，而这一基础对于科学、艺术以及整个精神性的东西（例如个人的精神），什么都不能解释。
恩格斯说意识、思维是人的大脑的产物，同时他知道思维怎么也不能被归结为大脑的生理基础。因此他写道：“什么是人的思维。它是单个人的思维吗？不是。但是，它只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人的个人思维而存在。”[42]在另外一个地方，同样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在说到理论思维时强调：它“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43]。关于思维、意识问题的这种提法，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把思维看作大脑的机能、功能的自然科学结论之外。
这样一来就很清楚了，关于精神是物质的产物这一唯物主义的最初原理，尽管有许多正确的地方，对于理解人们的精神生活，包括意识、思维，还不说其发展只有通过研究认识过程的专门规律才能得到解释的认识，是完全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把辩证发展理论与以往的进化观念对立起来。建立了作为这种辩证发展理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研究人类精神发展的理论并因此不能彻底克服唯物主义的还原论，也就是说不能克服片面的完全不恰当的把精神的东西归结为物质的东西这种做法。
Э。В。伊里因科夫在《哲学百科全书》“观念的东西”条目中，以及在他写的其他著作中，对于加深与发展我们在马克思《资本论》中看到的观念的东西这一概念作了富有成效的尝试。伊里因科夫正确地指出，人的思想、意图、形象的物质体现，是这些人的活动产物变为物质的东西和观念的东西的统一，由于这种统一，观念的东西得以成为对于人的意识而言外在的存在。他说：“只是在这样的地方物才成为理想化的：在那里建立了依靠词汇和图纸的语言能动地再建这个物的能力，在那里建立了‘把词汇变成行动’而通过行动进而把词汇变成物的能力。”接下来这个思想得到发展，伊里因科夫坚决主张：“……进入劳动过程的外在物的形式，在物质活动的主观形式中‘消失’了；这种主观形式作为高级神经活动的机制被在主体中记录下来。在此之后，那些变形又以相反的顺序发生——用语词表达的观念变为行动，而通过行动又变为能被感性直观的形式，变为物。”[44]
M。A。里夫什茨以伊里因科夫为依据并经常与伊里因科夫争论，他认为，观念的东西作为规范（例如，生物学上的种）存在着，与人们的意识无关。“一句话，观念的东西无处不在，它存在于物质存在中和意识中，它存在于社会中和自然界中，或者无论什么地方它都不存在。”[45]在总结自己的观念的东西的客观现实性思想时，里夫什茨得出结论：“为了使我们的唯物主义完全是现代的，还必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那里汲取一个教训，即承认观念的东西不仅存在于人之中，不仅存在于社会活动之中，不仅存在于社会意识的物质体现之中，而且也存在于自然界中，存在于社会过程中和个人的生活中。”[46]
恩格斯肯定地说，唯物主义哲学要随着每一个新的重大的科学发现而采取新的历史形式。可以基本上同意恩格斯的这个思想，虽然它有些夸张。辩证唯物主义的建立，也即唯物主义哲学的新的历史形式的建立，反映了19世纪中叶重大的自然科学发现。19世纪末，特别是20世纪初，一些新的、划时代的自然科学发现引人注目，它们使得赋予辩证唯物主义以新的历史形式成为必要。列宁在其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解决这一任务作了尝试。
恩格斯从当时的自然科学材料出发，没有局限于对物质概念的哲学、本体论定义，没有只是说相对于意识和思维，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是想要通过指出自然科学事实使这一定义具体化。他说：“物、物质无非是各种物的总和，而这个概念就是从这一总和中抽象出来的。”[47]严格地说，这个物质定义与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自然科学的一切重大发现完全符合。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电磁场这个重要概念。此外，当时存在的光的波理论已经明确无误地指出，物质的东西不能被归结为物、自然界的物体。虽然如此，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物质概念的引证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一引证指出了把物质概念说成第一性的东西这一抽象定义的不足。这样的抽象定义，因为对它的考察与科学材料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和古代的那些谈论原始的物质、原始物的幼稚唯物主义者们的观念没有多大区别。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对因为不能纳入经典力学来解释的电子——基本粒子的发现而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物理学方法论危机，作了分析。因电子的发现而在自然科学家中引起的混乱，在关于物质非物质化了的种种唯心主义说法中得到反映，因为物质概念还被归结为物的概念。列宁在捍卫唯物主义立场时证明，电子，甚至假定它不具有自然科学赋予物质的那些特征，无疑也是物质的，因为它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意识与意志而存在着的现实的事实。与此相关，列宁提出对物质的哲学定义，这一定义应该不论自然科学发现了什么样新的、意想不到的自然现象都能成立。与突出其第一性的物质概念的本体论哲学定义不同，列宁提出的定义可以确定为对物质概念的认识论定义：“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48]这一定义的主要之点，是把物质理解为与人的意识完全无关地存在着的客观实在。坚持说这一客观实在被感觉所感知，与列宁对马赫主义的批判有关。马赫主义把感觉当作一切存在的要素而不是关于不依赖于这些感觉而存在着的实在的知觉。坚持客观实在只是它在我们的感觉中被反映的那个样子，是从意识到感性知觉的局限性以及存在着众多并不是我们的感观对象的客观事物这种唯物主义的倒退。但是简单地把感性知觉从作为客观实在的物质的定义中排除出去，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一定义具有认识论性质。除此之外，在人的感性知觉之外获得的客观实在这一概念，能够被客观唯心主义完全接受，客观唯心主义的出发点是，认为精神的东西具有实体性并因此而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可见，把物质作为对客观实在的感性知觉来理解的物质定义，远远不能把握物质存在的多样性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作为唯心主义关于超感觉的先验的客观实在的反题而显示出其必要性的。但是这一定义并不充分，并不完整，没有把握物质存在的多样性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