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在《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斯大林写道：“历史上生产关系有五大类型：原始公社制的、奴隶占有制的、封建制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19]关于作为社会形态或生产方式的共产主义，这本书什么话都没有说。
由于斯大林的决定性干预，“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的学说”彻底放弃了对成为活生生的、发展着的学说的追求，固定为一些易于掌握的无限地远离生活现实的提法的汇集。
但是，我们认为，尽管在20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潜力并未耗尽。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把文明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这样一种方法论，以及他们在评价社会变化时的进化论态度，至今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虽然它们能够切实地促进对各种新社会现象的理解。因此，今天人们只能为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的潜力但这些潜力未能得到充分实现而感到遗憾。
四、马克思的社会理论与后工业社会理论
有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进步理论中的合理成分，没有被在20世纪继续成功地发展了早先导致马克思主义学说产生的那些传统中的许多内容的西方思想所重视。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还不仅如此，把“马克思主义者”与不论是真正的马克思的理论，还是与当今世界的各种现象，分割开来的鸿沟越大，人们也可以在西方社会学思想中发现某些为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东西。完全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使社会制度得到完善的某些方法是由社会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来的，获得巨大成就的是那些使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得到补充的知识领域。但是我们想要集中力量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种新的理论开始在西方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原理表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相似之处，有时甚至是罕见的相似。
这里所说的，是后工业社会理论。后工业社会理论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在西方社会开始形成技术统治和社会思维的新范式。就事情的实质而言，正是在这一时期，技术的成就首次导致了社会生活的现实变化，它改善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唤起了新的群众性的需要并同时提供了使这些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与此同时，这些现象要求拒绝进一步发展那种千篇一律的生产和消费，使人的个体性的表现大大地多样化，使劳动力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造成了劳动力由物质生产领域向服务业和信息业转移。所有这些变化必然要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反映。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作为对现存社会中的某些变化加以预言的思想体系而出现的，它迅速获得了所需要的方法论支持，变成一种描述人类历史道路的综合性学说。
后工业社会理论是众多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学的思想相互作用与发展的结果。对它产生了直接影响的理论先驱，有建立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新历史学派著作基础上的所谓社会生产三产业模式——这种模式把整个国民经济严格地划分为第一产业（采掘业）、第二产业（加工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得到深入研究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些阶段的划分常常与人类文明本身的发展阶段相一致；还有20世纪60年代在技术统治论者中极为普遍的“统一的工业社会”学说，以及积极的、消极的趋同论，这些趋同论可以使人们从相对一致的立场出发考察在当时相互对立的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
后工业社会理论最重要的方法论原则，是把全部社会生产分为三个产业，即第一产业（农业）、第二产业（工业）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并认为与第一和第二产业相比，不论是在发达国家总劳动力的分配中，还是在整个国民产品的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比重都将增加。这些方法论原则，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末，形成于美国经济学家K。克拉克的《1960年的经济》以及法国社会学家J。富拉斯蒂耶基于发展T。凡勃伦的主要思想而写成的《20世纪的伟大希望》等著作中。富拉斯蒂耶指出，在未来的经济中，大部分就业人员将集中在服务业和信息业中，人将投身于比直接的生产活动更完美的职业中，技术的统治地位将得到确立，国家将开始对经济实行实际的控制，生产资料不再是阶级斗争的目标。富拉斯蒂耶在许多方面都走在了20世纪70年代后工业主义经典作家的前面。
用专业术语对即将到来的时代所作的说明，是由未来学家在20世纪70年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家的著作中借用的，大多数后工业主义历史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是由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派别之一的代表A。宾基于1917年提出的。应该指出的是，宾基本人并不支持这种意见。宾基认为最早使用了这一术语的是A。库马拉斯瓦米（A。y），他写了关于亚洲国家前工业发展问题的多种著作。有一点值得注意，这就是“后工业社会”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在把它引入学术界时，并没有想要赋予它大家在今天所习惯于认为的那种含义，相反，他们所理解的后工业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与自主的、部分甚至是半手工业方式的生产有关的原则得到再生，工业系统的某些矛盾被克服。我们有理由认为，现在的后工业主义理论家们虽然正在给这一术语注入完全不同的含义，但已经使它成为自己理论学说的中心，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从根本上讲就具有某种拒斥和否定的色彩。他们与其说是在确定新的社会结构，不如说是在把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与以往的历史时代相对照。
对于评价现代社会状况的各种方法所作的综合，开始了现在人们所理解的那种后工业社会理论。这种综合是在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在它即将开始时，一方面，把发达社会当作工业秩序的体现这种看法已经彻底形成（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R。阿隆就确信“欧洲并不是由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苏联世界和西方世界——所构成，而是一个统一的现实，即工业文明”）；另一方面，后工业主义这一概念也问世了（正是在这一时期，D。里斯曼把这一术语引入了自己著名论文的标题之中）。必须指出，把新的社会结构作为后工业社会来考察，是这一时期极为不同的意识形态派别代表人物的著作的普遍做法，从保守分子W。罗斯托和温和的自由主义者K。托米纳克，到持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的A。图兰以及捷克马克思主义者R。里希塔，莫不如此。
1959年，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贝尔在萨尔茨堡（奥地利）的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发言时，首次在当前已经得到普遍承认的意义上使用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即用它来标志这样一种社会，在这种社会里，由于社会日益工艺化，工业产业不再起主导作用，科学成为主要的生产力。这一社会的发展潜力，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它所支配的信息与知识的规模。1973年，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问世，它引起了人们对相关问题的极大兴趣，并使未来学在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社会学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有许许多多用于思考人类所处的历史分界线的著作问世。
现代社会可以也应该正是被作为后工业社会来看待，这一观点随着对后工业理论框架中所提供的文明发展逻辑的分析而得到巩固。在后工业理论的拥护者看来，历史严格地表现为三个大的时期，他们构成了“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这样的三段式。对社会进步的这种分期以某些标准为基础，至于后工业社会，它和前工业社会以及工业社会的不同在于如下三个极为重要的方面：
第一，基本的生产资源不同（后工业社会是信息，工业社会是能量，前工业社会则以原料为生产的首要条件）。
第二，生产活动的类型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它被认为是持续的加工，这与它之前两个历史阶段的制造活动和采掘活动有着重大的不同）。
第三，基本工艺的性质不同（在后工业社会中是科学密集型的，在工业时代是资本密集型的，在前工业时期是劳动密集型的）。
正是以上情况，使人们形成了三个社会理论。按照这一理论，前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工业社会的基础是人与被他改造过了的自然界的相互作用，后工业社会的基础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
后工业理论的拥护者没有对单个的社会类型给出明确的定义，也没有指明它们的历史分界。不仅如此，他们一贯强调由一种社会类型向另一种社会类型的过渡具有进化的性质，强调社会进化的这三个阶段的继承性。正因为如此，由一种社会状况向另一种社会状况的过渡不可能具有革命的性质，也不可能有明确的历史分界。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念和后工业社会学说，是在历史分期和对社会进步进行分析的基本方法方面十分接近的理论，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可以充当关于我们正在经历的种种变化方向及历史意义的理论的基础。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可以明确地并且不违背客观实际地断言，作为一种实践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在其后继者手中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但同时应该指出，马克思主义作为历史理论，作为由它的奠基人适应其当时社会思想各主要流派的成就而建立的一种方法论，是一种杰出的理论，即使在今天也有着重大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理论，其基本要素已经被西方社会学思想所接受，不论在历史进步理论中，还是在未来学理论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这些理论仿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某些特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主义和现实主义性质，并且在那些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鄙视并抛弃这些原则时，仍然坚持它们。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由西方文化传统培育出来的，它在西方文化的代表人物中找到了自己最有创造性的继承人。对于今天仍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应当成为一个痛苦的但又无可争辩的教训。
（安启念译）
[1]此文原为B。伊诺泽姆采夫所著《后工业社会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研究》（安启念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一书的第一章第一节。
[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7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6]这一段行文中的“公社”一词，在本书的俄文原文中均为“община”，这个词通常译为“村社”。——译注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资本论》第3卷下，87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9]作者的思路是，既然马克思认为从一个“较高级的社会经济形态”看土地私有权“是十分荒谬的”，那就意味着在马克思看来，即使在不把土地私有权视为荒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后，还存在“经济社会形态”，知识更高级而已。——译注
[10]《资本论》第3卷下，926～92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01～1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44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6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4]同上书，624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根据俄文原文翻译，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的译文略有出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32～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8]同上书，33页。
[19]《斯大林选集》下，4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