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克思本来的意思看，社会主义是对任何一个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土地例外），从而也消灭了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资本家阶级的社会所下的狭义的定义。所以，那些现存社会主义社会的批评者拒不接受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存在的各种消极现象，并由此而根本否认这个社会有权给自己加上“社会主义的”这个修饰语，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样的社会仍然属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它是社会主义的。
但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制度是一个由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的综合体。那么，什么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呢？
当我们谈到“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时，我们指的是从下述意义上“值得希望的”上层建筑，即它能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进一步发展。这里，我们首先指的是社会主义的社会政治制度（也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社会形态）。
但是，存在“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既不同时意味着上层建筑将自动地发展，也不意味着所有社会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是统一的（这就自然排除了存在唯一具有约束力的“模式”的可能性）。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不懂得马克思关于上层建筑的变革取决于基础的变革的论断。这一论断中也包含了以下概念：上层建筑的变革是相对独立的，落后于基础的变革，并且还依赖于其他历史因素，如文化、传统等。
因为马克思在谈到“社会经济形态”时不仅涉及社会主义，而且也把这个概念运用于以往的社会制度——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等，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例如资本主义的经验的基础上考察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时，用新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某些问题。众所周知，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社会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今天也是这样。有共和制和君主制，议会民主和极权专政，多党制和一党制（在集权国家），有承认思想多元化的制度，也有不允许思想多元化的制度，如此等等。
尽管如此，我们在上述情况下面对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理所当然，这一点不会有人反对。这种情况难道不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吗？当我们考虑到经济的和历史文化的差别，考虑到传统及这种社会中的人在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属性等的差别时，就更是如此。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谈论基础以及基础的变革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变革时，我们不仅仅是指生产力（指原料和劳动工具）和生产关系，而且也是指具有技术知识和科学知识的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们也是社会的生产力。这样，我们就面对着另外一个世界，它同以幼稚的“经济主义”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所有那些整齐划一的做法和具有约束力的模式，都有天壤之别。于是，我们就能明白，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是以可以具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为特征的——民主的或专政的，政治多元化的或一党制的。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观点在一定的经济形态（如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范围内是明确的和一致的，那么，在上层建筑方面却不存在这种观点的一致，从上述情况看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从社会的角度看，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性质如何，却决不是无关紧要的。“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就是新社会的上层建筑必须形成的东西，因为还不存在这种关系，而且在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方面取得胜利之前，也不可能存在这种关系；这是社会主义同以往的社会形态的区别所在。然而，“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一般公式，在内容上可能是各种各样的，这要根据社会主义实现的条件而定。因此，这里所说的是某种理想，某个塑造新人的确定的纲领。我再重复一遍，这里不存在什么自动的进程；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虽然是实现这一纲领的必要前提，然而并不是充分的前提。在某些条件下，这一纲领是无法实现的，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所取得的结果背离预期的目的；出现倒退，将社会主义革命的纲领“吞噬掉”。
因此，宣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政党，不仅有责任去实现作为“经济形态”的狭义的社会主义，而且也有责任在包括社会上层建筑的广义的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的前景。这里涉及的首先是一种促使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得以形成的政治制度，必须在符合具体条件的情况下，在不违背自由、全面发展人的个性等标准的情况下建立这种政治制度。只有这样，才可能使人过上特定历史形式的幸福生活。上层建筑的改变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因此，必须创造一定的条件，使发展过程能够沿着所向往的方向前进。
总之，建立作为更高的社会形态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纯粹取决于愿望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前提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不仅包括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人们有获得这一革命胜利的愿望，而且也包括在具体条件下达到这一目标的可能性。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是狭义地指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是广义地指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新型的社会关系）不仅取决于为之战斗的人们的愿望，而且也取决于是否存在形成新社会的必要因素，这一认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在探索社会主义问题上同空想社会主义者或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想入非非之区别所在。从这一见解中得出的结论是清醒的、理智的结论，它对于极端分子狂热的头脑是一副清凉剂。社会主义不可能，也不应该随意地实行，它只能在那些具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在那些使它得以建立的社会、经济关系已经成熟的地方实现。
马克思对于这些关系曾多次作过表述，关于这个题目，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确切而简明的经典叙述：“这种‘异化’……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12]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对马克思的这段陈述，特别是对其中所包含的世界革命的要求作出分析，列宁后来的论点，即社会主义革命在新的条件下不一定非要在全世界同时爆发，它甚至可以单独在一个国家开始，并未取消这一要求，仅是对它作了改动。这段话中使我们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个论断：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是相应的社会经济发展（以便不造成“贫穷的普遍化”）和社会成员具有相应的文化发展。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只能依靠高度发展的生产力。为了利用这种生产力，需要驾驭这种生产力的人具有高度的文化。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曾反复强调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序言[13]中明确指出，不能任意超越社会的客观发展阶段。
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像是对那些尚缺少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客观前提而匆忙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方敲了一次警钟。换句话说，人们可以把这些话理解为一种要求有“革命耐心”的呼吁，即使当政权看来是唾手可得时。也就是说，问题在于，领导革命斗争的党，特别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不仅对今天推翻有产阶级负有责任，而且也要对此后的日子负责，在这段时间里，必须顶住反革命势力的压力，维持住政权，最后也要对形成和发展新型社会制度的长远未来负责。因而，也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在一个尚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客观条件的国家里，人们必须本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放弃建立社会主义的行动，尽管旧制度崩溃后的混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可能掌握政权。而这一点显然同进行另一种形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不矛盾（这方面的典型例子不仅有第三世界新兴的国家，而且有一些在尚不够发达的欧洲国家中由于专制主义崩溃而产生的政治制度），正是在这些国家里，需要为形式上取得了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明天和后天负责，要防患于未然。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通常指出，当社会主义不具有相应的物质和社会基础时，或者当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困难引起群众的不满并从而使反革命势力有机可乘时，有出现武装的反革命的危险。这无疑是一种在政治估量中必须考虑到的危险。然而，在此我想把注意力集中于一种在文献中被默默略过的现象，尽管我们在政治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占有充分的材料，能够详尽地研究这个问题：我指的是和平的反革命这种现象，它对于社会主义革命来说同样是一种威胁，如果这个革命不以对于社会主义来说业已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的话。
对于这样一种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有极好的，尽管至今尚未被充分运用的工具——异化理论。
然而首先必须澄清某种误解，这种误解是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特殊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说“异化理论”，我们指的是同存在主义文献对这个表述的理解全然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些文献——在它的法文版本中——标榜是忠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造成这种误解的首先是那些由于其学说的曲折遭遇而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一直保持沉默，甚至否定它的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者本身。然而这一理论不仅存在着，它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支柱。政治异化理论是这一理论的一个重要领域。
马克思主义理论把客观意义上的异化理解为在作为一切财富生产者的人同他的（物质和精神上的）产品之间存在的这样一种关系：在一定的社会机体里这些产品不依赖于它们的创造者的意志和意图而发挥作用，甚至违背人们的意图，破坏人们的计划，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威胁人的生存。在这种表现为社会发展自发性（同有计划的发展相反）的客观的异化基础上，人的自我异化从以下含义上看也在发展，他对社会问题感到陌生，无动于衷，对其他人怀着敌意，乃至由于自己的生活计划未能实现而形成一种幻灭之感，伴随这种感觉而来的是，对于“自我”感到陌生，他心目中的理想的人的楷模与“自我”是相对立的。因而，自我异化便是盛行的客观异化的结果，只有在这个客观异化的基础上才会看清这种现象的形成，看清通过消除产生客观异化的原因来克服这种现象的途径和方法。
如果这样来理解客观异化，那么就可以理解，凡是人所创造的东西都可能发生客观异化：市场上的商品，意识形态，国家、政党等政治设施，还有诸如革命一类的人们社会活动的产物。革命在下述情况下会发生异化：人们为了达到社会发展的一定目标而进行革命（使社会政治结构发生质的改变，而不管实行这一革命的形式），而这一革命在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却向着一种并非所希望的、某些方面与本来的意图相反的方向上发展，并从而使它的发动者失去对它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说是对革命的“背叛”，或者更确切些（因为是客观的表述），说是革命的变质或蜕变。然而，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察，最合适的说法应该是革命的异化。恩格斯在给维拉·查苏利奇的一封信（这封信广大公众很少知道）中指的正是这一点，他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象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14]在后来被删掉的接下去的一行话里，他补充了一句：“也许我们大家都会如此。”
今天，当从事革命斗争的力量在某个时刻面临着这场革命应当具有何种性质的问题时，他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因为，关键在于，纵使是社会政治制度真正的革命变革也不是非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不可，尽管这些变革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来看，甚至必须导致社会主义。这样一种直至实现社会主义转变的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们对被推翻的社会制度采取具有革命意义的紧急措施，从而触及社会生活的深处）是极为重要的，不仅为了争取无产阶级的同盟者（首先是农民，往往还有一些与解决某些迫切的少数民族问题利害相关的社会力量等）继续进行斗争，而且也为了使物质条件和群众的思想觉悟成熟起来，以便他们愿意支持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样，就必须放慢革命速度，把革命的最后阶段推迟到下一个时期，用这种办法来确保革命的成果。列宁在1905年就是这样做的，那时他表示反对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作为当时沙皇俄国的直接任务，而将争取革命民主变革的斗争作为直接目标。今天，变化了的国际形势给革命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保障，因为存在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社会主义世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反对外部干涉和武装的反革命提供了后盾。当然，这样的后盾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因为人们不能把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国际主义团结应尽的义务理解为这些国家应当随便由于某个轻率的冒险举动而甘冒一场世界战争和全面毁灭的风险。那些鲁莽的极端分子正准备拿世界去冒险，因为他们不对力量和可能性作认真估算就过早地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无论如何必须估计到外部和内部的反革命力量，还必须估计到和平的反革命的力量。仅仅依据“总的形势”，像极端分子们有时做的那样，是错误的，同样，把部分真理绝对化的任何做法也是错误的。毫无疑问，今天“总的形势”变得有利于革命运动了，革命运动取得成功的机会在增多，然而这丝毫未能改变下述事实：在一些国家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尚不成熟，并且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掀起革命的企图，都表明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对此，历史在晚些时候将作出清算。
历史清算的形式主要表现为革命的异化，即革命的性质和内容会发生变化。这个过程是在对革命没有准备并且对其有反感的群众的压力下发生的，这些群众由于某种外部原因（诸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革命的支持和维护）没有可能转向传统武装反革命一边。我称之为和平的反革命的东西，恰恰是这个由群众和平地“吞噬”革命的过程，这个过程表现为，革命保存下来的特点同本来希望形成的特点相矛盾，但又仍然保留着它的外部标记和旧有的意识形态惯用语（这是从总体关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掩蔽体）。
我们将在下面以某种典型形式探讨和平的反革命的表现形式。我们假设一个确定的环境，并且指出在这种环境中具有威胁性的、消极的社会现象，这些现象在既定的关系中可以说是一种必然性。我们感到正是这些现象具有特别的价值，特别有意思，因为它们证明了构成这些现象基础的，同时又以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倾向的一般性质。相反，作为条件和事件的特殊联系而产生的后果，以及由于与普遍的规律性相比有其独特性而可以被视为偶然现象的那些现象，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在这里说的，首先指的是未来，同时考虑到当前发生的和不久的将来可以预见到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转变。然而，及时地预见到某些危险，抵制这些危险或是慎重从事，尽力排除这些危险的社会原因，较之于受各种极端主义的虚伪思潮所驱使，伤害革命的同盟者，并且由于采取错误的政策为反动派提供证据，以致最终在革命的废墟上唱起哀歌，毕竟要好一些。
这里所说的一切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过去，因为人们可以从那些已经进行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的经验中汲取最好的教训。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为了使基本的东西不致淹没在对个别事实的可靠性的争论中，我们不想谈论具体国家中的具体现象。尽管如此，我们的阐述和结论仍然要依据于对这些现象的认识。
首先，让我们观察一下社会和占统治地位的党以及新制度的关系。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假设一种环境，让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在一个经济和社会相对落后的国家里取胜，而这个国家又受到周围敌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威胁；这个国家的居民对于新政权抱有反感，甚至持敌对态度，而新政权又没有能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很快地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更有甚者，它不得不在某些方面，至少是部分地使群众的生活状况恶化。换句话说，我们这里所作的设想，指的是一个没有实现马克思向从事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们所提出的条件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就执政党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言，会发生什么情况，必然会发生什么情况？
如果支持新社会制度的社会条件没有得到满足，会发生什么情况，必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党是会孤立的，会感到自己作为新制度的保护者和捍卫者的职能受到了威胁，而实际上确实如此。于是，除了投降和挫败这一抉择之外，余下的只有物质的暴力了。这种发展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成为客观规律。因此，也就产生了同马克思主义相矛盾的对无产阶级专政（从根本上说，是以无产阶级名义行使的专政，而无产阶级本身却极为激烈地反抗这样一种代表机构。反抗表现为爆发的形式，往往甚至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的解释，即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不加掩饰地、不受任何法制约束地使用物质暴力。主张这样一种政权体制的人既不是尚未进化的野蛮人，也不是残暴的独裁者；在具体场合他们往往是被迫这样做的，为的是捍卫新的制度。这个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带上了这块污渍。党在这种情况下比方说就不可能允许自由选举，因为自由选举必然要导致党的失败。不论是残酷的物质暴力，还是废止自由选举（即便在执政党内），都不能被视为“民主的更高形式”，恰恰相反，这是对民主的最基本表现形式的否定，然而这决非是特殊的反民主倾向的后果，而是必然的事情，否则就无法巩固政权。
这是马克思所说的客观意义上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实际情况决不像一些人所认为而且撰文著书所阐明的那样，说安全机关是一个独立于党的、与党争夺权力的机构；说人们在一定情况下能够废除它，从而使党摆脱这个机关的压力。这是错误的，尽管安全机关发生了异化并且力求得到凌驾于党之上的权力。安全机关是党的创造物，在既定的情况下没有它党就无法行使权力。斯大林从正在异化中的安全机关的这种二重性中得出了结论：他定期地消灭变得过于强大的安全机关的领导人和这些领导人手下的人的“机器”，同时又不触动这个由他不断加以完善的机构的权力和效能。
但是，单单说对社会使用人身的强制手段并且创造一种在这方面的专门“机关”还不够，我们还要看到这个机关的工作方式——由它所扩充起来的公民相互监视的制度、动用特务人员、告密制度等所造成的社会影响。这些现象达到了惊人的规模，并且由于践踏了人的品格而引起了无法补救的社会损失。
这是个单独的题目，这里我只提一下就是了。从社会的立场来看，这种现象最可怕之处在于，它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在一定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趋势；它不仅仅是“蜕变”或“畸形”，而且是在某一具体环境下可以得到合理解释的现象，是合乎规律的，甚至是必然的现象。把整个事情归结于对斯大林的可恶的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并不是一种解释，这样只能掩盖现象的本质。不能把“斯大林主义”归因于个人，尽管这个人赋予斯大林以特殊的色彩。斯大林主义同体制的全部机构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这个体制受到条件的限制，从而阻碍了它的正常发展。为了改变这一点，发扬美德或者“惩罚所犯下的罪恶”是不够的。任何一个社会，处在这种非正常的条件下，都必然起到相似的作用，有相似的发展。因此，重要的是，防止这类异化条件的产生。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下述意义上的革命的异化，即革命所起的作用与发动它的人的意图相违背，而且也适用于党本身，党在这样的条件下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异化。这可以说是我们选择的第二个题目，下面我就对这个题目提出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