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哲学[9]
诺瓦利斯说过，哲学关乎乡愁。所有的感伤哲学都表达了一种满怀乡愁寻找哲学家园的渴望。只要哲学想要给这个世界制定规范，那么它就在道德和理解上找到了自己的家园。只要它想要给那个规范一个世界，那么它的乡愁就意味着：“我希望这个世界是人类（humanity）的家园。”人类回归家园的世界就是哲学漂泊流浪的终点，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哲学也是在家的。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当它实现的时候，哲学才能被超越。并且毋庸置疑，这也适用于感伤哲学及其实现，即激进哲学。
哲学就是造物主。哲学要求世界成为人类的家园，然而仅仅要求还不足以使之成为现实。哲学的应然必须变成人的意志，以便有一天可以说：它确实发生了。激进哲学必须成为激进运动的哲学，它必须“打动群众”，必须“变为物质力量”，以便有一天可以说：它确实发生了。
因此，为了阐述激进哲学，我们必须首先考虑激进主义本身。
一、物化需要与对统治的批判
通过激进主义，我首先理解了一种对社会的总体批判——对于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以及“自然分工”为依据的社会的总体批判。激进的行动者是已经厌恶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并决定支持另一种生活方式的那些人，他们对这种拒斥和重新界定也明确表述和阐释了自己的理由。不仅如此，激进的行动者还按照这一根本决定产生的新的价值阐释来行动。
我区分了两种主要的激进主义类型：右翼激进主义与左翼激进主义。在两者之间，我发现了一种结构上的差异，它相对地独立于一个激进的群体自身占有何种具体的意识形态。
对我来说，右翼激进主义包括没有将人类视为最高的社会价值的一切运动。只有把人类视为最高的价值理念的人才是左翼激进者。进一步来说，我把所有哪怕只是对当今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价值理念中的某一个采取拒绝态度的那些人都描述为右翼激进者。而只有接受当今具有有效性的所有价值理念的人才是左翼激进者。最后，我把所有不接受哲学价值讨论规范的那些人；所有不准备自觉地反思自己价值的意识形态本性的那些人；所有不准备承认与其他群体或社会紧密相关的价值也可能是真实价值的那些人界定为右翼激进者。照此推论，反之亦然，左翼激进主义的主要标准就是：所有人都是同等合理的存在者的假设，价值应该由所有人通过集体合理性的讨论来决定的愿望，以及对真实的价值讨论的努力。因此，左翼激进主义将始终保有启蒙的一面。绝不顺应时势，左翼激进主义力图使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思考的权利和义务。
右翼激进主义也能够参与时下的日常价值讨论。然而，由于其结构的原因，它无法促成哲学的价值讨论。它的论证标准必然包括日常价值讨论的无理性的（non-rational）论据：对权威的敬重，把参论方的论证追溯到特殊的利益之上，诋毁，信念（belief）享有超越信服（）的特权。[10]
右翼激进主义是精英主义的。即使当它用狂热动员起群众的时候，它仍旧是精英主义的，因为对它来说，“群众”不是一些参与到价值决定中的独立和有思考能力的人，而是被操控的大众，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左翼激进主义始终是民主的。即使当它是孤立的并且仅由很少的人组成的时候，它还是民主的。不过，左翼激进主义的运动也具有苦恼的贵族气的一面：它们归因于要么无知要么无意识的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能力和价值。正如我们所知，既然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里，哲学的价值讨论是无法普遍化的，那么左翼激进主义的民主永远无法完全克服自身的贵族气因素——因为，只要哲学的价值讨论实际上被普遍化，那么激进哲学就会丧失其适用性。尽管如此，仍然存在着所有民主的左翼运动应该为之奋斗的事物：为哲学的价值讨论和阐明价值的讨论争取越来越多的人；它必须努力使越来越多的主体意识到自己作为主体的本性。一言以蔽之，它必须为自己贵族气那一面的永久的相对化（relativisation）而不懈努力。
我们知道，这是一条劳顿与艰辛的道路。不过，这又是自由人的社会得以实现的唯一道路；是这个世界可以实际上成为人的家园的唯一的道路。右翼激进主义当然要对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进行总体的批判。它同样想要克服附属于这些关系的生活方式。但是，除了新的依附与统领关系之外，它无法推举任何事物来取代它们；它所做的只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复制了原有的混乱，因为，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无法通过一种新的依附与统领结构而得到克服的。如果局面确实要发生改变，那么情况就必须改变，尤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上的现状。马克思说过，激进就是深入事物的根本。并且他补充到，事物的根本就是人自身。
据说哲学关涉着启蒙，并且每一种哲学——在其结构上——都是民主的。据说，哲学“来吧，让我们一起思考，让我们一起探寻真理”的邀请指向每一个人，因为哲学假设所有的人都是同样合理性的存在。据说哲学诉诸合理性的人的理解而不是信念。据说哲学除了人类理性之外不承认任何其他权威。基于以上种种原因，只有左翼激进主义才能拥有哲学，而右翼激进主义则没有可能。
毋庸置疑，马克思是左翼激进主义的哲学大师。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所有左翼激进运动都始于马克思，或者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激进哲学家都是马克思的接受者。有许多左翼激进运动并不是与马克思相关的。尽管他们的努力确实表明他们需要一种激进的哲学，但有可能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哲学。在这里人们可以提到激进的基督教，或者我称作“感觉激进主义”（radicalismofthefeelings）的运动——为一种新的共有的生活方式而奋斗的活动或运动——人们还可以指出发展中的女权主义运动。此外，存在许多左翼取向的哲学，它们与马克思的哲学概念及传统完全没有任何联系。但是，不考虑所有这些限定，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承认，马克思哲学是唯一被左翼激进运动奉为经典的哲学。对于所有其他哲学来说真实的事物当然对于马克思哲学来说也是真实的：我们误解地理解它，而像每一位哲学家一样，马克思也可以被不同方式所理解。同样，在现有的对其哲学的理解性的误解中，我们无法划定任何严格的界限把作为理解性的误解从误解性的误解中区分出来。除了简单的错误和无知以外，只有一个唯一的普遍标准能把理解性的误解从直接的误解中区分出来。对于每一个哲学和每一个艺术作品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阐释者改变或者颠倒了价值等级，那么显然这个阐释者所论述的就只是一种误解。然而，就不同的阐释者都支持马克思哲学的价值等级而言，我们必须把每一种对这一哲学的误解性的理解都视为同样真实的理解。
我们知道，每一种价值选择以及每一种价值阐释都揭示出与特定社会阶级、阶层和运动，或与其利益与需要所具有的亲和性。对一种哲学的选择以及这种哲学被理解的方式方法也表达了这种亲和性。每一种激进主义——包括左翼激进主义哲学——在其对价值理念的阐释中，在其价值等级中，在其对新的价值理念的呈现中，在其对相应理论及其实践的建构中，都表现出与激进的需要，或者与感受、阐释和确切表述这些需要的运动、阶级和群体所具有的亲和性。
我们把所有在一个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出现的，但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能被满足的需要表征为激进的需要。它们是这样的一些需要，即只有这样的社会被超越，这些需要才能被满足。因为对于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无法满足的需要有不可计数的阐释，因此就存在着不可计数的激进需要。
不仅是作为一种理念还作为一种现实的统一的人类，作为由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的不同生活方式构成的统一的共同体，其整体不断地去除着它们之间的利益冲突：这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它作为一种需要而存在，但是在一个由依附与统领关系和利益冲突构成的社会中，在一个动力机制由利益冲突决定的社会里，这种需要却无法得到满足。
发达的人类个体已经扩展了享受的能力，这样一来它便具有大量质（qualitative）的需要。需要的存在创造了每个人都可能变成这样一个人的可能性。因为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这是无法满足的，因此它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
我并非想要完全尽述，只是想要列举一些更进一步的激进需要。人们想要通过合理性的讨论决定社会的发展及其内涵、方向和价值的愿望——就是一种激进的需要。自由选择的共同体的普遍化是一种激进的需要。人际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以及社会统治的根除——这同样是一种激进的需要。缩小贯穿整个社会的社会必要劳动的压力与业余时间的空虚之间的差异——这又是一种激进的需要。废除战争和军备是一种激进需要。此外，在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要求把饥饿和痛苦从世界上去除并且避免生态恶化的灾难。甚至消除高级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愿望也是一种激进的需要。这里列举的这些需要全都无法在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得到满足——因此它们全部都是激进的需要。
左翼激进运动及其哲学的阐释全都与激进的需要具有亲和性，但是并不必然是与同样的激进需要。此时此地，当人们试图确证这些与不同的激进需要密切相关的价值时，会发现它们甚至有可能是相互矛盾的。也就是说，当不同价值所引导的理论互相偏离时，由不同的价值引导的行动可能指向分歧的，甚至矛盾的目标。尽管如此，人们却可以想象激进需要能够同时获得满足。思考一下它们如何能够在一个不再以依附与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同时获得满足，这甚至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说，在与不同的激进需要密切相关的价值之间进行一场价值讨论是有可能的。因此，所有在与特殊的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基础上确定自己价值的人，都有责任把其价值讨论提高到哲学的价值讨论的水平上来。
激进的哲学，即卡尔·马克思的哲学可能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被理解性地误解。不同的理解性的误解表达了与不同激进需要的亲和性。因此，每一个马克思的接受者都有责任与其他马克思的接受者进行一场哲学的价值讨论。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承认其他人的理解性误解与他们自己的理解性误解都是同样真实的。同时——而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们必须明了自己的阐释与哪种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或者与哪种需要的亲和性最紧密。同样，与所有借助另一种概念图式（schema）表达自己与特殊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那些人进行一种哲学的讨论也是他们的责任。
我想要专心致力于我已经表述过的那些要求。我把自己理解为马克思哲学的接受者。我相当清楚，我的理解——像每一种理解一样——同时也是一种误解。在我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我公开说明我与表达需要一种自由人的共同体以及需要共同决定价值的所有激进运动具有亲和性。这些运动旨在创造新的生活方式和实现自治。我很清楚，这些激进需要是欧洲中心论（Euro-tric）的。既然我把自己的价值与作为最高实体的人类整体联系在一起，我显然也希望这些价值成为对整体的人类而言都具有有效性的价值。然而，同时，我还明白，也存在着其他数不尽的激进需要，而且它们所表达的价值具有同样大的权力来主张普遍有效性。因此，我承认所有表达出与其他激进需要具有亲和性的价值和理论也是真实的。我无法想象在我自己价值实现的同时其他所有激进需要却并没有实际上得到满足。我承认可能与我自己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性误解产生分歧，尽管如此却并没有打乱这种哲学的价值等级的所有那些理解性误解也都是真实的。同时，我承认所有与左翼激进运动具有亲和性却以其他概念图式表达的那些价值也是真实的。
显然，我承认在不同于我的概念图式中表达的价值是真实的这种陈述并不意味着我就承认所有概念图式也是真实的。举例来说，如果一种概念图式诉诸未来，那么我并不能承认它是真实的，因为在我的理解中，超验（transce）越出了人类知识的界限：因此，关于它作出的主张可能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但是这并不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有可能在一种超验的概念图式中找到真实的价值。
如果一种概念图式声称某种价值是真实的却并没有用合理性的论证排列和证明它们，即使我确实承认其中明确的价值是真实的，我也不能承认这种理论概念就是真实的。与此同时，如果一种理论概念不同于我自己的并且根植于另一种理论传统，尽管如此，它却能够对其中的真实价值标准分类处理并作出证明，那么我永远都承认它是真实的。
二、合理性的乌托邦
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激进哲学的自我构成包含着实然与应然、现象与本质、意见与知识之间的张力。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它知道实然以其对应然的界定为基础。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它也希望从实然中推演出应然——“实然”是在应然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它把“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是善的”这一价值判断普化为一种具体的和普遍的理想。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它也是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就像每一种哲学一样，它致力于“最完善的存在，最现实的存在”。它生产并再生着每一种哲学的承诺：用永恒的观点，消灭败类！
在这里，我并不想要分析马克思哲学，因为我已经在另一个文本中分析过了。[11]我只是想要作一些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