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应然”，他的合理性的乌托邦，就是共产主义，是异化——个体与人的类之间的矛盾——得以克服的联合生产者的共同体。对马克思来说，现象层面就是资本主义的拜物教特征，在其中基本的人类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在理论建构中只有意见从拜物教中产生，举例来说，就像在庸俗经济学中那样，而知识则来源于关乎本质的理论。人们可以从两种立场出发到达真实的知识：从资产阶级社会的立场或者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立场——合理性的乌托邦立场出发。后者是由真实的价值构成的知识，它是真与善的统一。然而，马克思从两种相互矛盾的概念中推演出了应然。第一种，应然必须通过必然性范畴从实然中推演出来；第二种，人类实践——人类行动——在实然与应然间进行调解。我非常自觉地接受第二种解决方法。作为一种起点，“这个不是善的，这个不是真的，那个才是善的，是真的”这一价值判断遭到了马克思的总体批判：对所有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的总体批判。从新的生活方式的观点出发，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同时也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总体批判。合理性的乌托邦同时也是与迄今为止现存的历史相对立的真实的历史。它也是类的实现，是历史中发展的人长期流浪的终点，是人向在其中可以真实存在的一个家园的“回乡”。如果这是要实现的，那么现今就必须灭亡，因为这正是马克思如何阐释黑格尔辩证法的方式，即不再合理性的事物，必须灭亡：消灭败类！
把马克思的著作理解为合理性的乌托邦正是意味着把它理解为哲学。然而，不能否认的是，马克思本人把自己的著作首先理解为科学：因此，恩格斯提到了从乌托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发展。对科学的强调既是历史相关的又关切马克思哲学的基本主张。通过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实证主义的世纪可以对历史相关性进行简要总结；这种实证主义塑造了他们的理论，或者至少是其阐释。在我看来，对恩格斯来说，实证主义在理论本身中留下了烙印，相反，对马克思来说，它局限于阐释之中。在那个时代，真的理念被视为科学之一部分的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一种真实的理论必须被描述为“科学”。不过，仍然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我们稍后将会发现激进哲学包含着其哲学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应用——当人们将其著作视为一个整体时——无疑是主导性的。但是，要想使一种哲学与社会科学具有关系，始终要预设对一个特殊具体时代的社会事实的哲学建构。因此，一种社会科学的实际相关性（也就是说，在社会行动策略的界定和表述中的相关性）必然是受时间限定的。马克思的社会科学绝不是一个例外。因此，从对现今社会相当不同的事实、问题和冲突进行理解和阐释的观点来看，对其作出的批判对我们来说似乎既不是多余的，也不是不相关的。尽管如此，我们还要声明，这种批判并没有削弱马克思哲学的概念阐述。至此，马克思的哲学的概念阐述可以应用于一种不同的、适于当下的社会理论之中。我当然不是在声称，作为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马克思的哲学可以凌驾于批判之上。所有的哲学都可以受到批判。我只是在声明，对其社会理论的批判并不固然涉及对其哲学的批判，而且就像对其他哲学一样，人们能够对其哲学进行篡改的程度十分有限。只要有人求助于其哲学，它就会一直存在并保持鲜活。因此，接下来我们认为有理由把马克思表述为一位哲学家，并且只是一位哲学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表明了所有对哲学的证实能够同样适用于马克思哲学的限度有多么宽泛。但是现在，我们必须回答一个不同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种哲学是激进的。毋庸置疑，激进哲学是感伤哲学的原则和关切点的一种延伸。马克思如此频繁地得到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费尔巴哈或者浪漫主义视角作出的阐释，却从未得到从斯宾诺莎、笛卡儿、莱布尼茨或洛克视角作出的阐释，这当然绝非偶然。但是，马克思主义激进哲学的特征正是由体现在感伤哲学中的因素来表述的。就其本身而言，没有一个方面只是激进哲学的特征，但是激进哲学是唯一被它们全部共同塑造的。
那么这些特征到底是什么？
马克思把其合理性的乌托邦定位于人类内在的未来。对他来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内在的未来对立于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它仅仅意味着，从一个到另一个的进程只能被设想为一场社会整体变革。他认为这样一场变革的承载者将是那些具有激进需要的人：他设想工人阶级的需要就是这样的激进需要。他把哲学的使命理解为在激进运动与激进乌托邦之间的调解。但是，如果人们想要实践这样一场变革，他们就不仅需要一种激进的乌托邦，还需要一种对可能性的承认——以及始终对他们正在行动于其中的具体社会可能性的承认。因此，激进哲学的一种有机和固有的方面就是其自身社会理论的发展。这种理论必须与那些“从资产阶级社会视角”来构建的社会理论相对抗，并且以这种对抗为中介，与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相对抗。这最后一个方面已经被康德表述为一个规范：“……当法则应用之中的经验的以及因而偶然的条件变成法则本身的条件时，一切都迷失了，由此，在表现为可能的结果的先前的经验基础上计划出来的实践，被允许去支配作为其自身目标而存在的理论。”显然，康德的要求是激进哲学社会理论的一部分。因为它要寻找一种激进乌托邦的可能性及其得以实现的条件，因此它就从激进乌托邦法则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经验的因而偶然的条件。它并没有允许合理性的乌托邦依赖康德所提到的那些经验事实。只有当一种哲学不仅把这一点表述为一种规范而且还将之付诸实践时，这样的哲学才称得上是激进的。如果一种激进哲学没有将自己的价值应用于社会理论，没有把思考和主题化（thematising）合理性乌托邦实现的经验条件作为己任，那么这样的哲学同样不是激进哲学。激进哲学同样也有其困境，对困境的解决同时也就是世界赋予它的一种责任：如果它仅仅是一种哲学，那么它就不是一种激进哲学。因此，它还必须是一种社会理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
对我来说，表述这种“仅仅”并不容易：毕竟我正在对哲学作一种表白。人们能够向所爱的人表白爱意然后又对他们说，他们不应该“仅仅”是现在的样子吗？人们能够在谈到某一对象化时说它传达了最高的善，而它不应该“仅仅”那样做吗？人们能够用“仅仅”这样的方式来谈论其自在自为地占据了最高等级的事物吗？
只有当一种人们无法将“仅仅”这个微小的词语应用于它之上的哲学存在的时候，那个时代才能够再次感到幸福。但是谁能声称我们生活在幸福的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些人对其他人施加了不可估量的痛苦的时代，这个时代中其他所有的规范都必须相关于“不幸必须结束”这一命令。一种“仅仅”是哲学的哲学无法倾听到人类悲苦的哀鸣。人们应该去帮助并且应该去发现他们能够如何以及到哪里提供帮助。激进哲学一刻也不能忘记它激进的乌托邦，它必须仍然是哲学，因为一旦它不是了，它将再也无法把偶然的事实归入由普遍价值构成的理论之下。但是，它又不能“仅仅”是一种哲学，因为把经验事实归入理论之下是它肩负的责任。激进哲学决不能辜负这项责任，因为它必须为了在每一个地方、每一种情况下都能为帮助和救济提供劝告（reendation）。“决不”在这里指的是——只要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继续存在的话，就是如此。
哲学要求：“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激进哲学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它应该如何并在何处实现这一点？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必须回顾一下最初在谈到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之间的关系时说了些什么。在资产阶级社会，完全的和部分的接受类型彼此处于倒置的关系。对于完全的接受发展出越来越多的障碍，而部分的接受类型则在繁育和成倍增加。因此，部分的接受是一个时期对哲学需要的一种表达，在那个时期中，作为专业化的结果，完全的接受变得越来越困难。从部分的到普遍的这一路径已经断裂。使这一路径再次畅通可行是激进哲学的责任。转向那些通过自己部分的接受表明哲学主张的人是它的责任；尽管如此，从哲学总体性及其合理性乌托邦的视角出发去始终满足部分的接受的需要也是它的责任。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触及所有那些寻找真理的人。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引导部分的接受达到一种完全的接受。然而，激进的哲学家却并不只是必须建构一种合理性的乌托邦来将“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考虑你应该如何行动，考虑你应该如何生活”这一哲学要求合并到具体和普遍的理想形式中。他们还必须为逐一回答所有三种要求提出的不同问题而详述一种答案，并为所有三种特殊要求所涉及的需要及其满足详述一种答案。
综上所述，我把激进哲学的基本任务归纳如下：
（1）在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上，它必须承担起其哲学的任务。通过普遍化“不是这个而那个是真实的”这一价值判断，它必须发展出体现合理性乌托邦的理想。这并不意味着对未来社会进行一种彻底的和详尽的描述，因为我们对于“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是为现在而构想的，它的理想表明人们现在应该在前进方向上所朝向的——相对的——目标，以及人们现在应该为之行动的目标。这个目标是一个价值目标，因此对应的行动也是价值合理性的；只有目的合理性行动的目标一开始便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激进哲学必须要冒险把某种给定的价值提升到价值理念地位。根据这些价值理念，激进哲学必须批判依靠依附与统领关系的社会：它必须用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取代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其批判必须是总体的；它必须通过这样的方式规划其乌托邦，即必须经由一种总体的社会革命来实现它。
（2）激进哲学必须满足“考虑你应该如何思考”陈述中所表达的需要。在这种关系中，激进哲学家也必须是自己哲学的部分的接受者。他们的一种合理性乌托邦的理想要求他们承担起在三个不同领域中发展出一种社会理论的任务。然而，所有这三个领域的共同方面就是它们都涉及关于激进乌托邦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它想要什么的可能性，哲学没有提出质疑：它始终假设人们能够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尽管如此，考察应然是否是可能的，以及——更为重要的——它何以可能正是激进哲学家的责任。
①激进哲学必须提出人类学的问题。哲学从人性的理想、从类的理想出发而构建其体系。然而，激进哲学必须回答经验的人类和经验的人性是否适合于实现激进乌托邦的理想这一问题。因为激进需要——激进哲学正是表达了与它们的亲和性——只是阐述了少数经验的人性的需要。因此，激进哲学必须提出是否有可能普遍化这些需要这一问题。与其说它必须研究的是类的理想，不如说是人的社会本性以及它们固有的可能性。它必然用一种新的人类学制衡霍布斯（Hobbes）的人类学。
②激进哲学必须是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它必须思考当代社会生活的过程，其中它尤其必须思考所有冲突的情境。它必须从这些具体的冲突的情境出发研究激进的乌托邦是否（if）并如何能够实现。它必须思考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种族冲突、阶级和阶层、操控的方式、劳动和工作条件、教育和分配、法律、意识形态，等等。每一次具体分析之后它必须推荐具体的计划，提出可实现的并且同时是从合理性乌托邦的价值角度表述的建议。因此它必须将自身整合到改革纲领的制定之中。
③因为激进哲学是具有历史自觉的哲学，因此它还必须研究现存社会结构的起源。的确，不对历史进行某些考量就无法回答可能性的问题。激进哲学必须解释社会范畴何以能够既是历史的又是普遍的。在此之中，并非放弃了其理想普遍有效的主张，激进哲学必须历史地自我反思。然而，前提条件就是，社会范畴的历史性与普遍性统一的问题能够通过揭露当代社会结构的历史性而获得解决。
（3）像所有其他哲学一样，激进哲学推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对其完全地接受者说：“按照你的哲学生活！”不过，激进哲学还必须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它必须答复哲学部分的接受者并满足他们的需要；从他们对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开始，它必须向上引导他们直到对哲学完全地接受。因此，激进哲学不能满足于提供关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劝告。它还必须面向那些提出人们能够如何生活的人——此时此地能够如何生活？因此，从应然的角度出发，规划出关于什么是可能的这一陈述也是它的职责之一。此外，激进哲学还必须是一种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非常明显，激进哲学无法排除当代人对于“人们应该如何生活”这一问题答案的需要。
如果目的合理性取向在价值合理性领域（社会交往与相互作用领域）扩张，那么就它们还没有完全依附于纯粹量的需要的满足而言，人的生活已经开始丧失感觉和意义。然而，如果它们完全依附于纯粹量的需要，那么无论它是什么，生活将丧失全部感觉和意义。在资产阶级时代大行其道的形势下，个体变得越来越“原子化”并且感到越来越孤立。与此同时，同一个体还要顺从于墨守成规的任务期望，正是这种二元性导致了个性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中人是痛苦的。习俗规范变得渐渐丧失约束力；不论什么社会规范都无法控制的无理性的暴力蔓延开来。孤立、个性的分裂、暴力——这一切产生了永久的恐惧。
然而，对其趋向和他人的暴力束手无策的分裂的个性却反抗着自身条件的衰败。它感到自己应该为生活赋予意义，但是却无能为力。个性由此发起了反抗。它甚至通过无意识的拒绝方式来反抗，例如神经病和毒品导致的持续“亢奋”（high）引起的自我忘却。但是，它也进行了有意识的反抗：在激进感觉的运动中。这些运动正是在寻觅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生活方式。
激进哲学不相信救世：它只相信自由的人类行动。然而，其前提条件是有自由人类行动能力的人，也就是说，能为生活赋予意义的人。只有为他们的生活赋予意义的人才能参与合理性的价值讨论从而向上通往哲学的价值讨论。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激进哲学的责任就是要认识感觉激进主义运动；就是要为生活方式提供它在今天可以赖以为生的价值和劝告——遵循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视角而生活。激进哲学不能逃避回答人类生活的存在论问题这一任务。
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人类生活的存在论问题，但是在这里提出一种在今天不仅影响到激进哲学还涉及每一种哲学的限制是十分必要的。哲学希望我们给世界提供一种规范或者为规范提供一个世界。激进哲学希望世界变成人的家园。作为人类家园的世界——是个王国、哲学的“花园”，而其视野一直关切着这个王国。所有人类家园世界之外的事物都不是其王国的一部分，只是“莽丛”（jungle）。哲学的权限包括影响人类生活并且来自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生存论问题：它关乎来自于人或人际关系的渴望与痛苦。
与之相对，在哲学的权限之外包括了给人制造眩晕感的事物。哲学面向的是合理性的人并且坚定地保留在可以被合理性思考的领域之内：其合理性的乌托邦始终可以合理性地思考。为人类的想象制造一种眩晕感的事物则无法被合理性地思考；它不可能是哲学的主题。人一想到宇宙的有限或无限就变得眩晕：想到死亡，想到虚无。关于什么使人感到眩晕，哲学应该保持缄默。哲学对于人们应该如何接受死亡的想法有话可说，但是关于虚无它应该缄默。斯宾诺莎说过，哲学思考生而不是死，这恰好表明了哲学与这种“眩晕感”间的关系：他把死亡排除为某些对他来说不存在的事物。哲学无法为宗教的来世提供任何替代物。
因为激进哲学必须回答存在论问题，所以它就排除掉了那些使人“眩晕”的问题，因为没有哲学能够回答它们。同样，艺术也无法对它们作出什么解答，因为艺术也始终只是谈论生，并且把永恒、死亡、世界与人的局限性作为生活的一部分来对待。“眩晕”的王国只属于宗教，因为这种体验体现了一种宗教本性。所有不想要宗教的人、所有拒斥宗教体验的人，最好听从斯宾诺莎的建议，并把那些使人眩晕的东西排除在思想之外。
（4）在“人们应该如何行动”的问题上，激进哲学也必须是自己哲学的部分的接受者。显然，人们应该如何行动这一问题是其哲学理想所固有的。但是，它们也必须对于人们能够如何行动以及什么行动在今天是有可能的这些问题有所规划，而且很明显，回答什么是有可能的必须在自己的价值基础上来探寻和提供答案。因此，激进哲学的责任之一就是为最广义的政治行动制订计划。
激进哲学不相信救世，因此它无法相信任何一个救赎的人类行动可以使人类突然进入到激进乌托邦的世外桃源之中。通向激进乌托邦之路是一条漫长而布满荆棘的道路。人始终都要面对具体的情境和冲突，而在这些具体的情境和具体的冲突之中，他们必须妥善处理那些可能性。激进哲学绝不能从乌托邦的高度不屑一顾地轻视人为了解决具体冲突而用一种适宜于具体情境的方式行动的尝试。与所有试图解决具体冲突的那些人以及在具体情境中寻找最佳行动可能性的那些人共同思考，正是它的责任。对于其行动的计划必须以两类标准为基础：合理性乌托邦的应然标准以及可能性的标准。因此，它必须批判所有有悖合理性乌托邦以及导向对立方向的行动计划——这是应然的标准。同时它还必须考虑到行动回旋的空间以及行动的经验前提——这就是可能性的标准。与符合可能性的政治活动相远离的一种激进哲学也将远离自己的最终实现。它把自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种无理性的（non-rational）乌托邦。与此相对，把一种合乎可能性的举措颂扬成“那个”救赎式的人类行动，这样的激进哲学则抛弃了激进的乌托邦本身。如果激进哲学想要实际上始终保持为一种激进的哲学的话，它就既不能放弃自己的乌托邦也不能放弃自己的合理性。
关于激进哲学的任务问题，有两个更进一步的评注是相关的。我们已经简要列出了激进哲学的任务，显然并没有假设每一个单独的激进哲学家都能全部做到。人们不能要求天赋异禀（giftedness），因为正如字面所暗示的，与其说它是意愿的问题，毋宁说是一种天赋，而同时完成所有列举出的任务必须以超常的天资为前提。这种要求指涉的是激进哲学，而且达到这些要求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只能是众多人的工作。但是人们可以向每一个单独的激进哲学家要求一件事，那就是要求他们成为其合理性乌托邦三个领域中至少某一个的部分的接受者，要求他们至少在某一个可能性领域中应用其应然，并且要求他们至少以某一种方式打开一条从部分到一般、到普遍的道路。否则，他们就无法成为激进的哲学家。
第二个评注是关于人类未来的消极的可能性问题。激进哲学不能把这种可能性构建到自己的哲学体系之中。它详细表述了什么是应然：人类发展的积极的可能性。其视野关注着将成为人类家园的地球，关注着能使地球成为其家园的人类。激进哲学无法想象原子核的自毁或者生态的灾难，因为激进乌托邦的本质恰恰是要排除这些可能性。然而，作为自己哲学部分的接受者，激进哲学家要考虑所有的可能性，因此他们不能从自己的思想中排除人类终结的可怕想象。包括此时此地人们应该如何思考、生活和行动的所有规划必须考虑到这种消极的可能性，因为，为也可能导向这种消极可能性发生的问题和冲突确定相反的选择是他们的责任之一，并且是相当重要的责任。
因此，激进哲学应该在社会批判理论、生命哲学和政治理论领域中应用自己的合理性的乌托邦价值，以便动员起自己这一边的每一个行动和思考的人，并因此促成对人类消极选择的排除。激进哲学必须变成实践，以便实践变成理论的实践，由此人们能够将自身提升到哲学的价值讨论的层面——在为时晚矣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