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左翼激进主义的理想
接下来就要试图详细阐述激进哲学具体和普遍的理想。我们理想的参照点就是作为普遍的社会群体的人类。在我们的理想中并且在我们对此作出的阐释中，我们遵从已经提倡的真实的价值标准。因此，我们把我们的激进的乌托邦归为导向性的价值，其普遍有效性本身就保证和构建了价值的多元性以及生活方式的多元性。
致力于半自然的分工的废除，致力于利益冲突的废除以及因此致力于利益调控本身的废除，这些都只是激进乌托邦理念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倡导一种导向性价值的多元性，那么这种多元性不是表达大量冲突的利益，而是代之以对提议的价值理念的多元阐释。所有对价值理念的阐释都是不同的但却是同样真实的；价值阐释的多元化表达了与需要的多元性以及生活方式多元性的亲和性。然而今天，需要的多元性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由利益的多元性以及由此而来的利益的冲突表达出来。因此我们必须设想一种主张普遍有效性的价值，而且对于这种价值的普遍奉行必须预设，需要不再通过利益的中介获得表达。必须假设的是，如果我们导向性的价值将是普遍的，那么众多价值中的每一种都必须肃清利益要素——原则上，特定人群的价值满足不与其他群体的价值满足相抵触。这是人类进步所能构想的唯一途径。然而，如果我们要在这个方向上构想不断进步，那么我们必须假设我们稍后将倡导的主导性价值已经被视为价值理念，并由此它们也被理解为是普遍有效的。因此，我们必须达成最初的共识，把这些价值视为调节性的理论的和实践的理念，此外我们还必须就激进乌托邦的价值理念的有效性达成共识。我们不能把这种共识概念表述为“不断进步”的结果。我们必须为价值理念的有效性预设一个实际的起点，以便我们能够开始构想朝向其普遍奉行的不断进步。
在激进哲学合理性的内在的乌托邦之中，两种终极价值——最一般的、普遍的和最独特的、个别的——恰好相合。马克思本人的哲学视野——至少就《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现的而言——毫无疑问就是要通过对异化的扬弃，使每个个体都能变得与人的类相同一。对我们来说，这种完全的同一是难以想象的。因此，我们用以下方式来解读马克思的观念。当每一个单独的个人具有一种与人的类自觉的关系的时候，异化将被扬弃并且也有可能谈到一种“社会化的人类”。“同一性”意味着每个个体都能占有人的类之丰富（wealth）的总体；“自觉的关系”意味着每个个体能够从人类的丰富资源中选择出满足个体自身全面丰富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因此，人的类的丰富的发展与个体丰富的发展是彼此之间相互关涉的过程。就此而言，两种终极——最一般的、普遍的和最独特的、个别的——实际上在自由人的共同体中确实相一致。
因此，引导我们合理性的内在的乌托邦建构的价值，以及由此我们务必想要提升为价值理念的价值必须是表达这两种“终极”的一致性的价值。为了激进哲学的理想，我们必须选择那些真实的价值，因此是能够没有矛盾地与今天普遍有效的价值——首先就是最高的善，即自由——相关的价值。这些价值还必须能与所有对激进需要显露亲和性的价值共同构想，必须有可能一起应用到同一价值理想之中，并且必须有可能让它们一同得到确证。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举荐能用不同方式阐释的价值理念。显然，我们不能对这些阐释本身说些什么，我们只能表述相关的应然——它们应该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毕竟确实预设了需要和生活方式的多元性。如果我们一定要谈谈对未来价值理想的阐释的话，那么那将是一种乌托邦式的乌托邦。然而，建构乌托邦式的乌托邦是诗的关注点——傅立叶（FrancoisFourier）也是一位诗人——却不是哲学的。
尽管如此，我还是要假定导向性的价值能够，并且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要求与价值理念具有一种自觉的关系，而且与所有价值阐释都是真实的这一希望具有一种自觉的关系。因此，我能够设想真实的人想要把某种真实的价值提升为价值理念，并且想要把他们所有的价值与这些价值理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我能够假定道德的个性。
一种价值站得越高，它与一种道德内涵所能预设的关系就越多。作为价值合理性行动的起点，每一种价值理念都暗含着一种道德态度。随之而来，两种终极——终极的普遍的和终极的个别的——在其中得到相合的价值理念也假定了一种新的道德世界的秩序。
（1）第一种理想与阿佩尔和哈贝马斯已经表述过并部分分析过的理想相同。这就是预设了一个“理想交往共同体”的“不受支配的交往”的理想。正如哈贝马斯对激进乌托邦的描述一样，在其中“合理言语的基本规范可以被提高为在推论中得到证明的意见产生过程的组织原则，换句话说，就是用允许需要被修正的方式来阐释它们”。
实际上，在两种表述中，这种价值都是一种“终极”理想，因为在其中最普遍的和最独特的是相符合的。“合理的言语”在一定程度上被假定为组织原则，也就是说，被假定为解决社会化的人类问题的一般和普遍的制度。与此同时，它还表现为个性的价值，因为在一个假定相称关系的社会里，每一个人——作为个别的实体、作为同样合理的存在者并且作为个体——都参与到这种制度保证的“意愿形成的过程”中来。
“理想的交往共同体”正是民主理念的实现。迄今为止，在任何历史的或当代的民主社会中，民主理念还没有可能从总体上实现：最多是实现了这个或那个方面，其某一特殊具体的意义或者对其作出的某种价值阐释。实际上，所有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都预设了统治，换句话说，就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力分配以及社会中对财物和人的不平等的支配。这要么是由拥有权力并排除所有其他阶级、阶层或社会等级的特定的阶级、阶层或社会等级引发的，要么是由至少比他人拥有更多权力的特定阶级、阶层或社会等级引发的，因为通过利用其制度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支配社会中的财物和人。民主总体的实现等同于所有统治的消除。因此，它包括一种平等的权力分配，因为那样便预设了每一个人都能安排社会的财物和人；那就预设了不存在什么人们无法掌控和涉足的领域。在一个不受支配的社会里，所有人——作为合理的存在者——都能在不同的和具体的价值讨论过程中决定管理权问题。
“每个人都具有平等的权力”也可能意味着没有人拥有任何权力。我个人并不认为这种“倒转”能够合理性地实现。我想再次重申当谈到把个人的依赖关系从依附与统领的关系中隔离出来的可能性问题时说了些什么。所有人都应该作为同样合理的存在者参与价值讨论：每个人都应该平等地参与价值的决定，参与社会行动纲领的制定——所有社会共同体的行动。这就是当我们谈到每个人的平等权力时所指的意义。通过主张没有人应该拥有什么权力，我们也将从合理性的乌托邦中把个人的依赖关系排除掉。这将排除掉在目的合理性行动的问题中更重要的专家知识享有相对权威的所有可能性。这将使社会不可能把目的合理性行动的实施托付给那些拥有更重要的专业知识和权威的人。没有了这种相对的权威（以及它所包含的权力），所有带有一些复杂性的社会都将完全瘫痪。因此，一种可实现的激进民主的典范不排除冲突。哲学价值讨论的普遍化，更不必说永恒和制度化，就是必须阻止个人依赖关系复制一个以依附和统领关系为基础的社会。
联合着理想交往共同体的不受支配的价值讨论被构想为一种真实价值的讨论。在我们理想的意义上，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加入围绕真实价值展开的争论，在那里完成合理性的论证，并决定和阐释价值。
哈贝马斯把三种基本价值归于作为价值理念的理想交往共同体：真理、正义和自由。我们并不怀疑这种归属是正当的：我们把他的价值理念当作真实的，我们承认他所列的三种具体的价值能够不相矛盾地归于其中。然而，我们的问题是，这种价值理念是否穷尽了对应于激进乌托邦的所有价值理念。我们的问题是，是否与作为最高的善和普遍有效的价值理念的自由相关的其他价值就无法同样被提升到理想水平上来。
这些问题是完全正当的。上述具体化的理想只关涉着描述人的类的众多特征中的一种：也就是说，人是合理的和能够论证的合理性的存在者。但是，这个理想所依赖的人并不是完整的人。他们没有躯体、没有感觉，并且他们也同样没有人际关系。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只是专门由价值讨论构成的。他们完全无须是人——他们也可以是天使。然而，我们并不想为天使构想我们的激进乌托邦。人无疑是合理性的存在，但是他们并不是唯一的。
哪一类理想对应着“不受支配的交往共同体”？它假定了哪类理想以及它表达了哪类理想？答案就是从激进乌托邦的立场出发的“真”的理想以及从激进哲学的立场出发对“不是这个而是那个是真实的”这一价值判断的具体的普遍化。它包括“真”的一般理念：从我们理想的立场出发，合理思考和论证的人所赞同真实的理念就是真。它包含着“真实价值”的理念，因为它是以哲学的价值讨论理想为基础的。这个“真”就是——正如每一种哲学中的“真”的理念一样——“作为善的真”。同时，就像真被构建的那样，权利和义务的体系也是如此，因为在真实价值的讨论中，正义一直坚持自己的权利。真的构成属于每一个单个人的自由。然而，作为善的真并不是善本身：真只是最高的善的一个方面。
（2）阿佩尔将未来交往社会的道德表述如下：“无论一个人在何时论证，那么那个人都含蓄地承认了交往社会所有成员的，通过合理的论证能够证实的所有有可能的主张……人类需要作为人际交往的‘主张’是伦理相关的；就它们能通过论证获得人际间的证明这一点而言，它们就必须得到承认。”
如果有人对我说，“我需要那个”，那么我能不能这样回答，只有当他们用合理的论证来证明其正当时我才会承认他们的需要？我当然不可能这么做。我要么可能对他们说，“给你，拿去吧”，要么就是“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我不能给你想要的”。然而，有一件事我绝对不可能做，那就是期望，更不用说要求他们用合理的论证来证明他们需要的正当。必须证明的不是带着他们的需要向我求助的人；就我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而言，必须作出论证的人恰恰是我。
这并不是说人们不能证明需要的正当。然而，很清楚的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对需要的证实要通过参照其他需要而存在。要么，人们完全不能合理性地证明需要的正当，要么人们要借助其他需要对它们作出证明。在对需要的确证中，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人们才能避开需要本身。需要不能全部被带入讨论中来，因为讨论具有其局限性。如果一个生产共同体解释它需要特殊的机器，那么人们可以要求用论证来证实这一需求是合理的。答复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有了它们，劳动更轻松，业余时间也能更多”——但这转而又是一种需要的列举。人们可以进一步说，“论证为什么你的劳动应该更轻松，并且为什么你需要更多业余时间”。答复很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不想这么筋疲力尽，我们想要从事一些我们想要做但没有时间去做的事情”——因此，又是一种需要的列举。
因此，对他人需要的认可不能依赖于它们是否能被合理性地解释。他人的需要必须被无条件地承认。就我们不能满足它们这一点来说，应当进行证实的恰恰是我们。如果我们不能满足某种需要，我们就不能对需要本身提出质疑。
人们必须对每一种需要都作出证实的世界甚至将比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在道德上处于更劣势的位置。因此，交往共同体的理想不能与作为未来道德理想的善联系在一起。我们并不想要一种在权利与义务的体系中耗尽自己的道德。我们并不想把除了义务之外排除或忽视所有道德价值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我们并不想把对直接的人类关系的价值视而不见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对于友谊、善良、爱情以及对身边人的爱；对于同情、感恩以及慷慨。我们并不想要把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其他人及他们的需要——对我们来说无疑是无条件的价值的一种道德假定为理想。因为，如果我们所爱的人说，“我需要你”，那么我们只能说，“我在这”。如果某种需要——其他人的——是我不能质疑的价值，那么对于这个说“我需要那个”的人，我只能说，“我并不在乎你为什么需要那个——尽管拿去吧”。合理性的论证关系并不是一种爱的关系。
康德想要通过排除每一种具体义务并通过建立遵从这一义务的普遍公式来解决此种困境。然而，对此他只是用了一种新的理论方式表达了道德是应该比所有其他规则体系都更可取的一种规则体系。这复制了同样的问题——如果不是在理论之中，那么就是对于所有把康德的绝对命令变成他们自己的绝对命令的人来说——也就是康德试图轻视的问题。如果义务没有内容，那么“这个”义务也不存在了。然而，这同样的伦理再次除去了道德的困境，因为它从伦理学中排除了行动（a）。
《实践理性批判》适于资产阶级世界时期：它无疑是其最系统的伦理学。也就是说，它假定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验的人——霍布斯的人类学中所描述的人——从一开始就不适合反思和承担道德困境的责任。
如果合理性论证的人组成的共同体被假定为唯一的、终极的价值理想的话，并且如果人们把一种道德归于这个共同体的话，那么已发生的这一切就是康德的伦理学已经被赋予一种社会形式。这里也只有唯一的一个义务具有重要性：合理性论证的义务。正如我们在阿佩尔那里所看到的，这构成了道德。然而，对于康德来说，只有道德的个性才是一种纯粹合理性的存在，但却不是人类个体本身。康德同样承认现象界的人（homophenomenon），而本体界的人（homonoumenon）为现象界的人立法。然而，合理性论证的人组成的共同体也是一个行动的人的共同体，它也是一个经验的人的共同体。在这样一个行动的人的共同体中，人们无法并且绝不能想象作为一种纯粹的合理性存在的人。合理性的乌托邦指向的是作为一个经验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合理性的存在的人，同样也是一个道德的人：一个既有可能又有能力自觉思考出结论和应用于道德困境的人，一个能够负责任地——超越义务——行动的人，一个即使当一种需要无法得到论证证明的时候还能满足它的人，一个——简单的、老生常谈的词最合适不过了——好人。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想要按以下方式进行评论。我们无法想象任何能够排除义务的伦理学。再次重申：善是一种强制性的价值取向范畴，它因此具有一种构成性的社会功能。道德最初是一个相对于所有其他规则体系必须被赋予优先权的规则体系。没有规则的规则体系是不存在的，没有必须被赋予凌驾于其他规则之上的优先权的规范，道德也是不存在的——规范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遵守并因此为我们施加义务的规则。然而同时，我们为激进的乌托邦假定了一种超越义务的道德：一种个性和善的伦理学，一种不把人划分成现象界的人和本体界的人的伦理学。
我们用如下的方式构想这一问题的解决。我们为激进乌托邦寻找的价值理念——作为价值理念——是无条件地规范的，承认它是有效的并且想要实现它是每一个人的义务。同时，这些规范必须是这样一种本性，即它们的奉行不仅应该包括超越义务的事物，恰恰还应该以之为前提条件。它们必须是这样一种类型，即它们的奉行不涉及对任何具体规则的遵从。因为，我们正在寻找普遍有效的价值，在所有情况下对其奉行都预设了对道德困境的自觉承认以及对这种困境责任的认可——它们的奉行必须既预设个人的责任，又预设承担这种责任的人。因此，它们是导向性的价值，其普遍有效性就表达和建立在本身没有提出任何普遍有效性主张的实际行动中。
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注意到，如果人们只是假定不受支配的交往，那么人们并没有超越一种义务伦理学。因此，为了彻底为乌托邦构想出计划，我们还必须假定附加的导向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