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面的部分我已经区分了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和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在我已经把后现代意识等同于历史意识发展的第六个阶段，即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意识之后，这也许显得奇怪。如果后现代意识本身被描述为“经过反思的一般性”，我又如何能区分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和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呢？
后现代思想，所有类型的后现代思想，都思考一般性。[52]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后现代思想都反思它们自身。后现代思想的自我反思意味着通过自由（以及真理）的悖论来思考，把这个悖论展开，绝对不忽视它。
后现代人处身于各种悖论之中，但他们并不需要把它们看作悖论。现代性的所有悖论（不仅仅是自由和真理的悖论）都可以被时间化。它们通常是被时间化的。比如说，在现代性中，普遍性／差异（特殊性）就呈现出悖论特性。只要人类的规范概念（人是政治动物）与经验的人类（与我们共同拥有地球的所有文化）没有关系或关系不大，普遍性／差异的范畴就不会呈现出悖论特性。因为只有把它同一套规范／经验的陈述放在一起思考时，普遍性／差异的悖论特性才会凸显出来，这时，规范的方面和经验的方面可以以同样的权利和同样的正当性，被与普遍性也与特殊性（差异）放在一起来思考。[53]
我说悖论的时间化是什么意思呢？在时间X，你绝对可以肯定：普遍性是压制性的；促进和保护差异是唯一可以去做的正确事情；“每一种文化都像其他文化一样好”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只要能够摒弃普遍主义的各种错误观念——以及它们的建制——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战争、压迫、经济灾难等）都将得到解决。几年之后，在时间Y，你也许会确信情况是相反的，或者会确信根本没有真理。
但未经反思的后现代思想与经过反思的后现代思想在同等程度上是后现代的，它也同样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自由是整体论的（holistic），在这一意义上它也是总体化的（totalizing）。它可以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得到解释，这些解释往往不只是在理论上相互矛盾，而且在实践上——在判断和行动中——相互矛盾。作为基础和目的的自由是一个欧洲的发明，它也可以被用来反对欧洲；它还可以被用来反对现代性。现代性建立在不成其为基础的自由之上，它不单是没有获得确定性，而且无法抵抗确定性（不管它们的来源如何）。那些生活没有基础的人乐于接纳没有基础的确定性，乐于接纳所有类型的基础。
后现代人必须学会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生活。但在没有真理的情况下生活可以有许多种不同的方式。说到底，真理对应理论所提出的现代真理概念已经占据了其他真理概念的位置，这主要是通过把启示意义上的真理边缘化而实现的。真理由此被等同于有关事实的“真正知识”，被等同于正确的推导。黑格尔说，这一概念不足以成为真理的限定；相反，我们应该谈论“正确性”（ess）。在我看来他是对的。真理对应理论把真理琐碎化，把对真理的追求变成了一件技术性的事。[54]但即使真理对应理论是琐碎的，它还是行得通的——至少在它自己的领域里是行得通的。这里没有隐藏的悖论，或者不如说，在这里没有悖论也能行。真理的悖论只是出现在反思中，只有通过反思才出现。
“这是真的”或“那不是真的”，这样的回答并不是对“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的回答，而是对“这是真的吗”这个问题的回答。它不是对探求真理的回答（就像在“我想知道真相”中一样）。“什么是真理”的问题和“我想知道真理”的求索——亦即思考真理和欲求真理——是存在的立场，而不仅仅是认知的（认识论的）立场。把自己置于提出此类问题和欲求真理的地位的人，对于根据对错的知识作出的回答并不满意，因为这并不是他们所思考和欲求的。他们所思考和欲求的是意义，是确定性，是一种绝对——一个绝对基础。这是现代性所不能给予的。[55]然而，对绝对的探求和思考绝对的方式并不是不可理解的，它也不能从人的心灵中根除。这就是康德所说的无法遏制的对形而上学的需求。
真理之为真理是因为有限的心灵和转瞬即逝的存在者都涉身其中（对合乎真理对应理论之精神的真正知识来说也是这样）。转瞬即逝的存在者也可以涉身于物理学的一个发现之中，但这是极少的情形——除非你是物理学家。然而，所有转瞬即逝的存在者都涉身于历史真理之中。历史真理不只是近似的，它还取决于提出“什么是真理”这个问题的那种存在立场。历史真理是人们涉身其中的真理。不存在现代人能够借以提出那些问题的共同基础。相反，他们可以自由地从多种立场提出那些问题。从每一种立场看，真理都将放射出不同的光芒；由于对现代人来说不存在共同的基础（除了“自由”），每一种立场都将提出它自己的真理。“应是”（ought）的命题不能够从“是”（is）的命题中推导出来——现代人如是警告现代人。“应是”的命题（价值立场）不可能是对的或错的。但如果转移问题，并且问“这真的是正确的吗”或“这真的是错误的吗”，那你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对A来说，X的确是正确的；对B来说，Y的确是正确的。但没有人会回答什么“是”错、什么“是”对的问题，或关于对错、关于什么是真理的问题。
但这为什么是悖论性的呢？归根结底，你可以耸耸肩膀——X对立场A来说是正确的，Y对立场B来说是正确的——关于这些问题没有真理。然而，真理（往往还有真正的知识）也是一种存在性的介入（历史真理）。没有介入，就意味着关于真理无话可说。一个人不可能热情地为某事辩护，同时却并不相信它是真实的。即使你承认真正的知识是近似的，即使你承认我们现代人也许都不再能理解“绝对”一词了，情况也还是如此。
真理之所以变成悖论性的是因为我现在所写的都是真的。我写下它是因为它是真的，我相信它是真的。它是一个历史性真理，因为它可以被说的人证实，并且绝对不会被听的人完全证伪。[56]但我的许多读者（也许包括你）将告诉我，我所写的不是真的，而且你将向我提出你的真理。你将试图证伪我的真理（也许不会成功），同时你还将证实你的真理（也许会成功，就跟我一样）。我们（我和你）都是在以我们各自的真理的名义说话。尽管我相信我的真理是正确的，我也知道你同样可以相信你的真理是正确的；如果你的真理是一种强有力的真理，我将不能证伪它。这就是悖论。
二、遗产的挑战：黑格尔，马克思，韦伯[59]
在这一章中，我将简要地谈谈黑格尔、马克思和韦伯，以凸显他们对于现代性理论重要而又富有争议的贡献。读者不应期望我会对这些作者的现代性理论作全面的描述，相反，这只是一个简略的描述。关于他们各自哲学的那些被忽视的方面，在后面章节的脚注中我还会谈到。
在现代性理论这三个奠基人当中，马克思是典型的19世纪产儿。进步时代的宏伟幻觉在他的著作中较之在黑格尔或韦伯的著作中留下了更多的印记。说到底，黑格尔的哲学更接近于18世纪而不是19世纪[60]，而韦伯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后期著作，宣告了20世纪的到来。正是由于马克思分享了19世纪的宏伟幻觉，尤其是有关技术发展和掌握自然之不可限量且极其积极的潜能的宏伟幻觉，他能够较他的前辈和后来者们更加激进地拒绝现代性的现今阶段（资本主义），将宏大叙事延伸至未来。
（一）没有预设的宏大叙事
黑格尔设计了第一个完整的宏大叙事，正如他第一个激进地走向形而上学的解体。这两者是一回事。
对黑格尔来说，宏大叙事是用以解构前现代的社会格局并给予现代世界以合法性的工具。解构并不是破坏。[61]任何事物，如果不破译它的谱系或描绘它的起源，是不可能被解构的。[62]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是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作为世界历史的完成而出现，作为其隐藏的目的而出现。所有通过否定而被毁坏的世界都失去了它们的合法性。异化的世界也是如此（在《精神现象学》中，法国大革命仍然属于异化的世界）。现代世界——在其中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是自我合法化的，因为它不会也不可能被否定所毁坏。
可以把黑格尔的方案理解为一种隐藏的神正论。在现代世界中，是理性（或作为理性的世界精神）来到——或者说回到——其自身。历史是一个可怕的屠场，在其中目的与目的交错，罪行与邪恶居于统治地位。它不是快乐的领地。个体与特殊不断在普遍性的祭坛上被牺牲。决定历史状况的是上帝的脚步。而现代世界——“历史的狡计”的产物——回溯性地证明了所有的罪恶与受难都是合理的，证明了历史中的神圣计划是合理的。
不过故事也可以被解读成一种反神正论。说到底，神圣计划是未知的——永远不会被宣布或被预言。所谓的历史目的只有在回顾中才能被探察。前现代的世界，那些受难、不幸与异化的世界，它们在解合法化和解构的行动中被证明是合理的。它们必然的宿命（绝对现在的立场）是它们存在的唯一合理证明。目的论是在回忆中建构的。理性的狡计是无意为之。如果它是有意而为，理性就会有意地用人的受难来实现它的目标。这个上帝就将是一个恶魔，而不是黑格尔所说的“路德教上帝”。人们可以说历史是理性的，因为现代世界是理性的；也可以说历史是理性的脚步，因为仅仅是在现代性中，我们才获得了理性地看待世界的能力——如今它能够理性地回头看我们。“合理性”主要意味着辩证。如果否定不是破坏性的，而是内在于世界与心灵的自我肯定运动之中，世界——以及一种思想——就是理性的。现代世界和心灵就是如此。只有在一个不存在预设的心灵和世界中，否定才能够内在于自我肯定的过程之中。
因此，黑格尔通过对现代世界的合法化而摧毁了前现代世界，反之亦然。对于历史中是否有一个神圣计划在起作用的问题，他避而不谈。
理性对黑格尔来说就是自由，这主要是在我谈论自由的那种意义上而言的：作为现代性的不成其为基础的基础。现代人享受着否定的自由，享受着摒弃一切预设（除了他们的传统）的自由。
黑格尔说他的体系没有预设，这一著名或者说不光彩的宣言有着坚实的基础。没有预设只是意味着没有“始因”，没有一个终极原理，没有一个总是可以回返的基础——没有确定性。在黑格尔的体系中，“绝对”不是起点而是结果；是传统的结果，是所有历史地出现的范畴（概念、观念）的结果。总体性、绝对，是把所有哲学文本放在一起阅读。绝对本身拒绝预设，因为如果所有的预设都包含在绝对（结果）之中，如果真理是整体，就没有一个预设比其他的预设更真实——所有的预设都是既真实又不真实的。由此而言，对现代人来说，选择一种预设而反对其他预设——也就是说，从一个奠基性的“始因”出发进行哲学化——同“现代性的精神”相矛盾。这种做法可能仍然是不现代的，它是现实的（real）但不是真实的（actual）。它可以存在，可以被做，但它将会像失去了精神的纯粹文字一样。
我认为，在黑格尔对哲学必须没有预设的坚持中，在他较其后继者（包括马克思）更深刻的对形而上学的解构中，他对现代性精神的最深刻理解得到了表达。在后现代时代之前，掩盖了黑格尔的激进主义的——除了误解之外——是他对体系的依附。简单地说，误解就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作为预设的传统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预设。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哲学语言中所预设的东西没有给予这一语言的任何具体运用以优先性（它们中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但它们全体放在一起是真实的）。作为预设的历史并不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预设[63]，因为它只是宣告了现时代的历史性，以及对这种历史性的意识。
如果把绝对等同于被哲学传统描述为真理的一切事物（所有范畴）的结果，那么实际上，哲学，还有哲学思想，就结束了。无论是哲学还是哲学思想都不会结束，因为当思想家们对他们的选择、偏好、爱或偏爱负责时，他们只是随意地（自由地）选择一种（经过解释的）传统。
如黑格尔所见的现代世界之所以能够稳固地存在，不是因为它拥有一个基础，而是因为它能够保持平衡。它之所以能够保持平衡，是因为普遍性、特殊性和个体性之间的矛盾在激化成自我毁灭性的冲突之前，能够被展开并得到解决。普遍的、特殊的和个体的——都拥有足够的发展空间。它们有足够的空间，尽管它们并非不受限制——因为存在着边界，但边界是有弹性的。除了这种弹性之外，普遍、特殊和个体之物往往还会有一种联合，以至于它们会彼此融合或彼此适应——尽管总是带有差异。
在现代世界里有三个活动领域[64]：家庭、市民社会以及国家。每一个活动领域都体现了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类联结。家庭是以爱为纽带的群体。市民社会是社会本身：竞争的、以利益为导向的、分裂的。但在这里也有纽带：劳动分工所创造的纽带、属于同一个专业或公司的纽带、受利益诱导但并非自私自利的纽带、认同，以及团结的纽带。国家是以公民身份和对体制的忠诚为纽带的政治社会或群体。[65]
每一种制度作为一种纽带都是一种伦理力量。在现代性中有三种伦理力量：家庭的伦理力量、国家的伦理力量以及市民社会各种制度的伦理力量。但我们必须问，什么是伦理力量？[66]伦理力量是由一种制度产生的，如果人们通常认为这种制度比他们的利益与快乐更珍贵、更重要的话——或者说人们（至少）被认为会这么做，或是假装这么做而不考虑不这么做是否是品德高尚。[67]尽管黑格尔并没有这么说，但当三种伦理力量逐渐变得不平衡，或其中的一种不再产生伦理力量时，现代世界就会遇到危险。由于现代世界——像黑格尔的体系一样是无预设的——除了它必需的传统外没有基础，一旦相互保持活力的三种力量的平衡受到严重的干扰，现代世界就会像失去双翼的伊卡罗斯一样，坠到地上，跌入深渊。
民族国家掌握了比黑格尔所预想的要更加强大的伦理力量。家庭在所有社会阶层和阶级中获得了伦理力量。[68]最后，在市民社会中也出现了重要的伦理力量。其中，作为工人团结机构的工会掌握了一种特别强大的伦理力量。在我们的时代，与现代性的全球性扩张同时，在现代世界的传统中心，所有那些伦理力量都开始变弱了。这也许是值得关注的情形，特别是对那些有着与黑格尔同样的对现代性的理解的人来说（即使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这位晦涩的德国哲学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