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在研究的过程中，通过从尚未分析过的给定的具体现象（如人口、财富等）转向抽象一般（如商品、劳动、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并从它们再回到（这时）已经分析过的经验—理论具体，马克思在克服经验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思辨的）研究方法之间的传统二元论方面获得了成功。毫无疑问，他做出了巨大努力，以便用尽可能充分的证据支持他的每一个论点。他的所有主要著作都是以多年研究各种材料和确定的事实为先导的。但是，在和经验论的尖锐对立中，马克思的科学既不是从**裸的事实开始的，也没有满足于对它们的简单归纳概括。他的现实的出发点，是一种哲学远见和对所有先前相关的特殊知识的一种彻底的批判研究。最初的证据只是背景之必要的组成部分，他据此构建了一整套富有一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解释力的抽象科学概念。对新的概念构架（这里的“新”与其说是引入了新术语意义上的“新”，不如说是赋予了现有语词以新意义上的“新”）的这种阐释，乃是马克思的科学著作之最为重要和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
其次，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不应主要关注描述材料和解释孤立的现象，而应关注对整体结构、对其总体性中所呈现的社会状况的研究。这正是马克思的新科学并不认为各个分支和各个学科中有任何明显区分的原因。《资本论》不仅属于经济科学，而且属于社会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哲学。然而，尽管总体性的范畴在马克思的方法论中起着这样一种压倒性的作用，但这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综合研究方法。马克思知道，任何直接把握总体性而又没有分析中介的尝试，都会导致神话和意识形态。因此，他的方法的一个必然阶段就是把最初直接把握的整体分解为其各个组成部分，这些组成部分在研究的最终阶段必须被带回到与其他组成部分的各种关系中，并只是被当作一个复杂结构中的各个要素。
再次，社会形式之当代方面的某些变种以及只注意到其共时性（synic）方面的结构主义，是对马克思的方法的某些本质要素的退化的、片面的发展。然而，在马克思的新科学中，这些要素是不可分割的。离开了对其先前的发展和它在历史中所处的地位的说明，总体性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只有作为人的实践的过去形式的结晶（crystallisation）并和历史上可能的未来相关，才成其为一种有意义的结构。另一方面，离开了对整个给定状况的确定的结构特征的说明，就不能把握历史上可能的东西。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真实结构中发现了各种自我解构的力量；不确立平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其他规律，他就不可能确立资本主义社会灭亡的现实的历史可能性。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对历史没有一种深刻的感悟，如果他以一种和斯密（Smith）、李嘉图以及其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一样的非历史的方式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即把它当作人类社会之永恒的自然结构，那他就很难寻找并发现所有那些决定了整个制度转变之相对的稳定和终极的转变的结构性特征。
最后，历史的真正意义包含了一种不仅和所有竞争性理论相关，而且和被考察的社会相关的批判成分。马克思的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种批判的方法和革命实践的方法。他本人通过这样一种说法表达了他的方法的这种根本的特征，即“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49]。这一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更早地得到了表达：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把现实仅仅理解为客体，而不是实践。[50]这种实践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因而人不只是社会条件的产物，而且是能够改变这些条件的存在。他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矛盾的世界中，但他又能解决并实际地消除它们。哲学批判的主要对象应该是人的“现实本质”，但这种本质不是某种非历史的和不可改变的东西，而是社会关系的总体性。总之，现实的问题不在于解释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
从这些行动主义的假定中必然推出一种新的科学功能观。根据这种观点，科学不仅提供实证知识，而且发展了批判的自我意识。它不仅描述和解释历史状况，而且评价它并指明了出路。它不仅发现规律并确立了未来的可能性和概然性是什么，而且表明这些可能性最好符合某些基本的人类需要。因此，批判的科学思想仍不满足于表明人如何才能最佳地调节一种状况之主要的倾向和整个社会框架，它还通过表明人如何才能改变整个框架并使之适合人自身而表达了一种更高级的合理性观念。
有两个例证应该足以阐明这种批判的科学的概念。
在其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全面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特征和功能特征。他是以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科学方法的所有要求相符合的客观方式来进行考察的，但又总是显现出一种批判的人类学观点；这就是把人当作“类存在”（generig）即一种潜在自由的、创造的、理性的社会存在的观点。从人可能是什么的观点看，即从他如何可能生活在一个高度产业化的和整合了的工业化的社会中的观点看，马克思表明了完全受到限制和束缚的人是如何处在一种他在其中被还原为其劳动力，而且其劳动力被当作一个物即不是被当作一种创造力，而只是被当作一种能被有效地对象化并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的能量的制度中的。马克思的理论的启示不在于工人可能通过对他的劳动力的较高价格的要求来更好地适应这种状况；因为他的劳动力是一个单纯的商品，他已经获得了与它相等的东西。马克思的理论的意蕴在于，工人应该拒绝一种物的地位、一种商品的地位，并改变他的劳动在其中如此被异化的整个社会框架。
另一个例证是，在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马克思指出，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不可能是由关于一个理想的、合理的国家的抽象概念构成的。因而在“市民社会”中，存在着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的战争”（bellumomniumnes），而且每个个人和社会集团都只追求某种特殊利益，真正的人的共同体的普遍利益还没有形成。黑格尔式的国家，被构造为客观精神的一个要素，只存在于抽象的思想中。现实中存在的则是在所有其他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之外的（beside）和之上的（above）异化了的政权。这种把社会当作其活动的简单对象的异化的政权形式，就是国家及其官僚政治。现在，马克思对职业政治家、国家和官僚政治的本质的解释还没有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如果人只是通过使国家更为民主或增加对官僚政治的控制，他会更自由。马克思没忽视这些修正的暂时意义，但他开始通过完全废除作为社会组织形式的国家和政治官僚来展望一种彻底的人的解放。在马克思看来，如果组织起来的工人，即唯一一个其终极利益与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的利益相一致的阶级，在实践上消除了任何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的经济垄断和政治垄断，那么这种解放就是可能的。这样，原子化的、分化的商品所有者的世界就可能被一种整合了的生产者的共同体所扬弃，国家就可能被自治组织所代替，即被普遍的自由投票选出来的、对其选民直接负责的、可替换的并对其所履行的职责不享有任何特权的真正的人民代表所组成的机构所代替。
五
马克思的人类学和历史哲学中的关键概念的本质，最好地表明了他的理论思维的特征。这些概念不仅是描述的和解释的，而且也是承载价值（value-laden）的和批判的。
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就只能在他对一种真正的人的生产（其中，人以双重方式肯定了他自己和另一个人）的假定下得到理解：
——通过使他的个体对象化，并把他的个性（personality）经验为一种客观的、感性的力量；
——通过一种直接意识即通过他的活动并使用他的产品，另一个人的需要才可能得到满足；
——通过其他人和人的类存在之间的中介：他的活动成了其他人的组成部分并丰富和补充了它；
——这一中介允许人直接肯定并实现他自己的真正的类存在。[51]异化劳动则是缺乏这些性质的劳动。
同样，社会的人、人的需要、历史、自由、国家、资本、共产主义等概念总是包含了现实和可能、事实和理想之间的一种区别。
社会的人不只是与其他个体一起生活的个体，或只是遵守一个社会既有规范的人。这样的人可能远未达到一种社会存在物的水平。另一方面，一个人可能被迫生活在孤独中却仍很需要其他人，并在他的语言、思想和感受中具备了人的类存在的所有本质特征。
例如，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区分了那些把妇女当作“共同**乐的掳获物和婢女来对待”，“在这种自为存在中无限降格”的男人和那些其“自然的行为”使妇女成为人以及“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的男人。这种“最自然的关系”表明了“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52]。
进而，历史不只是时间中的一系列事件——它预设了“必然性的王国”的压迫和人之彻底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有时把我们时代的历史称为“史前史”（prehistory）的原因。
在马克思看来，自由决不意味着几种可能性中的唯一选择，或从事任何对别人无害的事情的权利。在马克思的意义中，自由就是自决的能力和合理控制各种盲目的自然力量与历史力量的能力。“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53]
国家不只是任何一种指导社会过程并照料（takecareof）社会的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组织。马克思认为，国家的典型特征是它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强制性特征。国家是工具化了的异化权力。因此，马克思十分明确地坚持这样一种观点，即工人运动必须在革命成功后不久就废除国家机构，并用工人联合会来代替它。
资本不仅以货币或任何一种特殊商品的形式对象化、储备了劳动，它还是一种在物质生产之给定水平上占有了剩余价值的对象化劳动。资本的对象化形式掩盖并神化了笼罩在它上面的社会关系，这一对象把生产者和统治者联系起来了。
毫无疑问，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还是成熟著作中，共产主义的概念都不仅表达了一种可能的未来的社会国家，而且包括了对那个社会的一种评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甚至有三种不同的描述和评价：第一，“粗陋的共产主义”，其中“物质的财产对它的统治力量如此之大，以致它想把不能被所有人作为私有财产占有的一切都消灭”；第二，“共产主义（a）还具有政治性质，是民主的或专制的；（b）是废除国家的，但同时是尚未完成的，总还是处于私有财产即人的异化的影响下”；第三，“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54]。但是，即使是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否认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时，他也说过：“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55]在此，形容词“现实的”显然是一个价值术语。
因此，确定马克思科学思想的本质的任何尝试都应该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它既是一种知识，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作为知识，它完全不同于任何一种经验论哲学的知识观，原因之一是，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未来方案决定了现在和过去的万物的意义，而且对未来的这种初步展望不是对以经验的方式确定的当前趋势的纯粹外推（mereextrapolation）的表达，而是一种反叛的表达。然而，无论对未来的这种展望多么大胆和热情，它都不只是一种任意的梦想或一种乌托邦式的希望。未来不是一种来自现状的逻辑推理，它既不是根据经验科学的方法论标准作出的一种预言的结果，也不是从现在和过去推演而来的。在研究的伊始，它是一种相对先验的（priori）方案（更多地依据的是先前的理论而不是经验材料）。但在研究的末尾，人们看到，借助关于现实趋势的所有可利用的证据作出的这种初步展望成了现在的现实，因而是后验的（posteriori），对未来的这种展望成了一种有意义的知识的组成部分。
未来和现在、可能和现实、哲学和科学、价值和事实、先验和后验、批判和描述的这种辩证法，或许就是马克思对当代科学之主要的方法论贡献——这是一个马克思的后继者们迄今为止一直未能充分说明的贡献。
六
为了澄清并进一步阐明马克思的科学思想的批判性内涵，应该作出如下更进一步的限定。
（1）批判显现在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所有阶段的所有著作中。那种把青年马克思的价值承载的人道主义乌托邦和成熟马克思的价值无涉的（value-free）科学结构主义截然区分开来的做法，是一种对他的著作的肤浅研究的灾难性错误。确实，在方法论上，在所运用的概念构架的丰富性和具体性上存在着某些重要区别，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理论是由经验证据支持的。然而，根本的批判立场是一样的。存在的往往只是一种语汇的变化，或是用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语汇代替了适用于一般社会的一般语汇。例如，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异化劳动”，将在《资本论》中用“商品的世界”来表示。或者，在他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中，他说：“铲除官僚政治，只有普遍利益在实际上而不是像在黑格尔那里仅仅在思想上、在抽象中成为特殊利益，才有可能；而这又只有特殊利益在实际上成为普遍利益时才有可能。”[56]在《资本论》和他对巴黎公社经验的分析中，马克思则更为具体和精确了；联合起来了的生产者将废除国家，并将与自然的交换掌握在自己手中。
（2）马克思的批判是彻底的，当然不是虚无主义意义上的解构的。不理解黑格尔的“扬弃”（aufheben）概念，就很难把握这种批判的本质。
撇开黑格尔的方法和马克思的方法之间的区别，辩证的否定观既包括间断性的要素，也包括连续性的要素：就它是给定的而言，前者事实上是不可能被如其所是地接受的（正如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的真理一样，正如马克思对历史的解释中令人满意的人的现实一样）；就它是给定的东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后者必须被保存为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它只是必须被克服的内在的局限。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都不很清楚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本质——考虑到很少有人试图在他所属的整个知识传统的背景中来解释马克思，这并不奇怪。然而，大量的误解却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例如，为了发展一种好战的乐观主义（militantoptimism）或表达对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市场经济的一种天然的厌恶倾向，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便倾向于低估那些在西方工业社会中已经发展起来的文明形式、政治民主、教育和福利机构的意义。马克思考虑到了对私有财产的这样一种原始否定的可能性，并把它称为“粗陋的”和“非反思的”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由于到处否定人的个性”以及“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需求不高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简单状态的倒退，恰恰证明私有财产的这种扬弃决不是真正的占有”[57]。这样，就很难怀疑，在马克思看来，对阶级社会和异化劳动的真正否定只有在历史发展的很高水平上才是可能的。
这样一种否定预设了丰富的物质财富即人类行为的各种文明模式（它是在匮乏消失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且最重要的是，除了其他条件以外，它预设了一种个体，它至少克服了对物质对象的各种基本的、最原始的贪婪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