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梅洛-庞蒂那里，答案毋庸置疑：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一书中对该问题进行了表述。书中他承认历史感知或历史体验的相对主义，同时又补充说，历史唯有引导我们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主、主体关系”[4]，方能显示出意义。如果你们想要一个更富哲学意味的解释，可以说，只有当历史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承认，历史才显示出意义。正因为共产主义运动通向这一相互间的承认，所以历史表现出一种合理性。因此导致选言命题：要么建立在无产阶级经验上的共产主义通往“真正的主、主体关系”，要么历史没有意义，它是荒诞虚妄的。此话还可以说得更简单一点：要么马克思主义在将来为真，要么历史毫无意义。换言之：或者马克思主义在将来为真，或者，用莎士比亚的话说，历史是一个傻瓜的连篇废话和疯话，毫无意义（《麦克白》，第五幕，第六场）。
通过这么一转弯——无产阶级作为唯一的普遍经验，借助无产阶级运动实现“真正的主、主体关系”，梅洛-庞蒂便赋予历史一个意义，避开由多样、多元的历史主体给予他们实际经验的多种意义，描画出多种意义归于一个统一意义的条件，这一意义的统一就是“真正的主、主体关系”的实现。
说到这里，从自由意识的彻底的个性论立场出发，梅洛-庞蒂（萨特也一样）不可能找回决定论与预见性。他们不可能找回一个具有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能找回对未来的预见，因为预见未来要求人有一个被决定的命运，可他们二人都想拯救意识的自由。他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要么共产的无产阶级运动导致人对人的承认，要么历史毫无意义（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剥削）。另外我们还想弄明白，为什么是在20世纪，即不是在21世纪或22世纪中，而是在20世纪中，这个问题必须最终被确定下来：他们找不回来的是客观化的决定论，因为只有这种决定论才允许预见未来。
此外，在梅洛-庞蒂的分析中还有个难题：由众多主体看到的历史不会只有一个意义，而是有多个意义；然而，人们不见得会满足意义的多样性这种说法。
不管怎样，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不包含历史规律，不包含也不可能包含整体决定论，最终甚至不能用大写的历史来论历史，因为大写的历史意味着在时间长河中有一个或多个确定的演变方向。无论存在主义者作多大努力从对立的灵感去寻找与马克思主义等值的原理，他们的成功总是有限的：他们永远不可能找回客观化的历史，有规律的历史，总之就是决定论。在梅洛-庞蒂或萨特那里，有一种“准客观化”，由凝结成体制的人类行为所创造的一种“准本性”，一种环境对意识的“准决定论”。我总说：“准决定论”，因为环境起到的是刺激和促进的作用，它并不决定，只有这样，萨特意义上的自由才能得到保障。
到末了，只剩下梅洛-庞蒂的一个抽象概念：“真正的主、主体关系。”至于萨特，人们在《辩证理性批判》中看到一个类似于梅洛-庞蒂的说法，即每个人都应该把对方看作主体，承认他的计划。萨特有一整套进行客观化的辩证法：别人的眼光把我化为客体，我的眼光也把别人化为客体。因此，意识与意识之间在相互客观化，一个意识永远不可能拥有另一个意识，因为它拥有的仅仅是另一个被客观化了的意识。《辩证理性批判》中构思了一个克服这一未经限定的辩证——意识只能抓住客观化的对方，于是也就用自己的眼光或行为异化了对方——的草案：人与人在行动中相互合作，通过合作来重新认识对方的计划。
这一去掉了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更像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萨特与梅洛-庞蒂从未分析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萨特重新捡起的说法是物质条件一般说来从整体上决定社会生活；至于梅洛-庞蒂，他在《人道主义与恐怖》和《辩证法的遭遇》这两本书中可以说是完整地引用了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引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这十分正常：主观性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即客观化的马克思主义。
如何从阶级斗争过渡到给予历史一个意义？梅洛-庞蒂为了做到这一点借用了年轻马克思的话：无产阶级本身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篇名文中写道：无产者，正因为被剥夺了一切特殊性，所以他变成为普遍的。梅洛-庞蒂采纳了无产者本身具有这种内在普遍性的提法，这就保证了无产阶级在行动上较其他阶级优越，给予共产党或无产阶级政党一种特权。
对马克思主义重新进行存在主义阐释是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我认为，是卢卡奇于1923年在他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第一次表述了黑格尔派马克思主义的一些主要思想。卢卡奇很有天分，早在他的文章被世人全面了解之前，他就已经重新找到了年轻马克思的一些思想。这一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主义1933年前在德国非常流行，而现今依然存在的法兰克福学派就是它的一个变种，法国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奇怪的是，属于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库泽（Marcuse）——1933年希特勒上台前我在德国就认识他——35年后竟然对上了年轻一代的胃口，前几年竟成了前卫知识界的英雄，他把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糅在一起，具有标准地道的魏玛德国的气息。
把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与一种意识哲学结合起来，这意图本身并不会引起轩然大波，但梅洛-庞蒂在谈论法国的清算运动和莫斯科审判时阐述了这一哲学，情况就不一样了。《人道主义与恐怖》讨论了法国的清算运动和莫斯科审判，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释与关于政治法庭的辩论之间有什么联系，我将试着给你们说明。顺便讲一句：有一个时期，在欧洲只要谈论莫斯科审判就会受到怀疑。但自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大会上做过报告之后，对审判与招供的过程在某些方面有了一种官方认可的说法，因此，在今天我们完全可以平心静气地讨论这个问题而不受到任何怀疑。
法国的清算与莫斯科的审判完全不同：如果梅洛-庞蒂把法国的清算运动与莫斯科的审判连在一起，那是因为在这两件事中他都找到了自己的基本主题，即历史的模棱两可，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个人的责任。至于法国的清算运动，问题曾经是而且一直是下边这个问题：什么是政治法庭？是否有一种不进行秋后算账的政治法庭？困难在于：在1940年与1944年期间，至少是在1940年与1942年期间，法国有一个与其他政府一样合法的政府，因为它是由国民议会委任的政府，由于我们可以确定它的合法性，所以它可能是合法的。对那些按合法政府命令行事的人如何定罪？如何根据法律追溯以往的罪行并宣布过去的合法政府为不合法？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法律上无法解释，因此，被审判的人会觉得自己被判罪是不公正的，在这种情况下的法律是一种追溯过去的法律。国家被占领，政府与临时战胜者签订了停战协定，而战争还在继续，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叫做与敌人暗中勾结？审判与判决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无休止的争议。可梅洛-庞蒂只想从中得出以下结论：因为历史是不确定的，人只能自己管自己，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历史意义含混不清，一个无犯罪之心的决定，在后来很可能被历史定为有罪。
至于莫斯科的审判，问题又不一样了。对于1936～1938年间的耸人听闻的审判中苏联高级领导人所做的供词，西方有各种各样的阐释，现在有了赫鲁晓夫的报告，我们就可以对这些阐释进行评论了。对于这些审判，欧洲人是怎么阐释的呢？我说的“莫斯科审判”是指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一批第一代苏共高层领导人认罪、被判死刑、也许被枪决等一系列审判案。在西方，阐释者分为三派，各有各的道理：
（1）一些人就事论事地认为他们的供词或他们供认的事实不会有假，这类人说：他们如果没有组织反党小集团，他们就不会承认；既然他们承认了，他们就肯定做了。这是当时最正统的解释，至少在某些阶层中如此。然而，这一阐释遇到某些困难：在所供认的事实中，某些事情据说是发生在苏联境外，但经过核实，人们却发现并不是那么回事。避开这个难点不谈，第一种阐释不外乎是罪犯承认了他们的罪行或错误。
（2）第二种阐释是要寻找和分析让被告们最终承认莫须有罪行的思想机制。
（3）第三种阐释说，被告们只是些反对派（有的甚至不是），但出于这种或那种原因，斯大林决定清除他们。
梅洛-庞蒂所做的并不见得有多出格，有多耸人听闻：他试图阐明使被告们最终承认莫须有罪行的心理—思想机制。一个并非是必不可少的隐含假设，就是他们自愿认罪，可后来赫鲁晓夫却说没犯罪的人不会自愿认罪。不管怎么说，只要想寻找这中间的心理—思想机制，就免不了假定他们的认罪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自愿的。
然而，让没罪的人承认自己有罪的机制一点也不神秘：要阐明它，只须记下维琴斯基（Viski）与布哈林之间的最后对话，在对话中，布哈林自己便指出了有可能促使他认罪的机制。事实上，只须说一个反对派的行为常常使他像是政权的敌人，他反对当权者，有时便会对政权——他也接受其原则的政权——产生危害；还可以说，一个反对派如果想取胜，必然会寻求外援。换句话讲，只须肯定一个反对当权者的人会像政权的敌人那样活动，而既然他像政权的敌人那样活动，那么他就是政权的敌人，如果他是政权的敌人，就会不择手段地去推翻政权。根据这种解释，反对派就会与希特勒德国结盟，变成盖世太保的特务，试图推翻他反对的政权。
这种机制，我把它叫做连锁的对号入座，就是从“好像”（esi）过渡到事实，去想象在连锁的最后一个位置上反对派有可能干什么。这就是梅洛-庞蒂分析的机制。我指出的机制中还缺少一个环节：还应给出一个理由，解释为什么一个反对派作为革命家会同意蒙受耻辱，承认与政体的敌人有勾结。用两种方式可以越过这一障碍。第一种就是利用布哈林本人的自白：在监狱中，想到自己的命运，发现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运动，自己就不再有生命。第一批革命者都是信仰坚定的政治家，对他们来说，真正的生命就是政治生命。一旦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身份，他们便什么也没有了。因此，他们想在他们所属的并为之献身的革命运动中坚持到底。所以他们同意为革命做出最后一点可能的贡献，把自己变成革命的神风飞行员，也就是说，他们用精神上的自杀来为党做点最后的贡献，象征性地表明即使他们有错，他们也没有离开革命运动，他们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共产政体。这样，我们在他们的认罪态度中便找到某种自愿半自愿的东西。
在当时，这一并非十分出格的阐释遭到了愤怒的谴责，某些人认为这是在为审判辩护。然而，我们不能说梅洛-庞蒂真想为审判辩护，实际上，他只是想找出某类思想机制，能够解释无罪者为何认罪；他寻找的是一种不用施压或酷刑的机制，大概就是赫鲁晓夫本人简要地提到过的那种机制。引起愤怒的第二个原因是梅洛-庞蒂想从个人意识哲学入手去重新找到马克思主义，我刚才说过，他的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运动与历史理性视为同一。结果他似乎使他所有的读者们陷入绝境：要么接受那个导致了被今人称之为个人崇拜的运动，要么被迫承认历史没有意义。
除此之外，《人道主义与恐怖》还是对克斯特（Koestler）的反驳，克斯特在《零与无限》一书中对招供给出了在本质上相同的阐释。《零与无限》中的主人翁茹巴乔夫很像布哈林。梅洛-庞蒂与克斯特之间的区别多少有点滑稽。克斯特与梅洛-庞蒂不同的就是历史被他客观化，成为强加给人的一种外在现实：或者历史导向社会主义，或者历史没有意义。在梅洛-庞蒂的眼里，克斯特是一个坏马克思主义者，因为在他的理论中一边是客观化的历史，另一边是意识，意识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客观无情的历史。在梅洛-庞蒂看来，克斯特错就错在他想让人人都陷于“不当警官就练瑜伽”的境地，或者选客观化的历史，或者选孤独的意识。然而，在梅洛-庞蒂的眼中，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环境与决定之间的永无休止的辩证。令人奇怪的是，梅洛-庞蒂对审判的阐释与克斯特的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但他用存在主义、现象学重释了马克思主义，并依靠这种阐释与克斯特进行了长期的论战：他想说明一个永无休止的辩证关系，说明准客体与决定之间的纠缠不清的关系，这一关系能避免客观化历史与个体意识势不两立的局面，这种局面同样也出现在萨特的哲学论述中。
我给你们读几行《感知现象学》，梅洛-庞蒂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主题在其中得到了表述，这时他已经与萨特相对立了。这段文字在《感知现象学》的末尾：“只要我们把自为与自在放在对立面，没有任何中介，只要我们没察觉到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主观性的自然草图，没察觉到这一建立在自身之上的先于个人的时间，我们就需要某些行为去承载这一时间的涌现，呼吸本能与精神决定，保命与创新，一切都是同等性质的选择。对我们而言，意识只有对自身诞生的事件，对使自己成为下层基础的事件避而不谈，才能赋予自己这个普遍构造的能力。一种意识，对它而言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已经构成的’，世界甚至就现身在意识之中，这种意识绝对不可能选择自身的存在，选择自身的存在方式。”
我重复一遍这句话：“一种意识，对它而言世界是‘理所当然的’，‘已经构成的’。”——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意识已处的状况，“这种意识绝对不可能选择自身的存在，选择自身的存在方式”。这就是与个人的绝对自主选择权相对立的东西，这个绝对自主选择权是第一阶段（也可能包括第二阶段）的萨特的特征。什么是自由？是诞生，生自世界并生在世界。如果说这世界已经构成，它的构成永远不会完成：在第一层关系下，我们受到刺激，在第二层关系下，我们面对无穷的可能性。因此，永远不会有决定论，永远不会有绝对的选择。我永远不是物，意识永远不是赤条条的。以上引用的这段话道出了梅洛-庞蒂思想的标准特征，模糊哲学的特征：没有绝对的选择（意识诞生时已是半成品），没有决定论。
另一段文字：“在1938年的审判中，个人的惨状被抹去，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与人类行动的最普遍结构连在一起的剧情，一种真正的悲哀，即历史偶然性的悲哀。无论有多么良好的意愿，人在投入行动时无法准确地把握自己行动的客观意义，他给自己构造一个未来的图景，这个图景只能靠概率来证实，这个图景实际上是在祈求未来，但他却可能为这一行动而被定罪，因为事件的结果不会是模棱两可的。一种无法完全预料的辩证过程会把人的意图变为其反面，但是，我们必须当机立断。”稍后一点，他又说：“分裂不再是人与世界的分裂，而是人与自身的分裂。”梅洛-庞蒂用一种在今天看来有点像是嘲弄的口吻总结道：“这就是莫斯科供词的全部秘密。”我认为，梅洛-庞蒂把精妙的哲学当作对莫斯科审判的唯一解释是个错误。不过我再给你们念一段：“只要下层基础尚未建成，就可能有感到不幸的意识，反对派重新聚集到反对阵营中，与其说是出于自发还不如说是出于自愿，他们共同努力重新占领他们的位置。莫斯科审判中的供词仅仅是一些写给中央委员会的表示服从的信，写这种信在1938年是苏联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仅仅对于那些不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中主、客观关系的人来说，招供才是神秘难测的。”
梅洛-庞蒂的这段话也太玄妙了。招供神秘难测，可我们今天更清楚地知道这还有其他原因；另外，梅洛-庞蒂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政治”中的主、客观关系，不过是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中的主、客观关系。我可能离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近一些，离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远一些，但我不敢肯定一个关于主、客观关系的思考可以化解莫斯科的审判中的所有秘密。
剩下来要看的便是——这也是我要讲的——从某种哲学态度出发的对马克思主义的重释如何走向了战后第一阶段的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
（冯学俊吴泓缈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