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32年，伯里克利作了一次演讲，在该演讲中他劝雅典公民大会（决定由它作出）说，反击斯巴达的时候到了。斯巴达人最近表达了应该维护和平的愿望，但伯里克利把这解释为为完成战争准备赢得时间的诡计。不管怎样，他们已经宣布了某些条件。“他们命令我们”，伯里克利说，“撤除对波提狄亚的包围；他们警告我们不要干涉埃伊纳岛；他们要我们撤销在雅典领土上驱逐麦加拉人的法令”。“我希望”，他接着说，“你们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法令，我们是由于一件小事而走向战争……如果你们在这件事上让步，你们将不断碰到进一步的要求，因为人们将认为你们已被吓得服从了，最后你们会发现你们自己未经一击就被斯巴达人压倒了。”看看别处由于相信斯巴达的和平意愿而发生了什么。
此外，他继续说，雅典的战争资源并不劣于斯巴达的。会有危险要面对。我们可能无法防卫阿提卡。但我们的海军是强大的，并准备就绪，它应该是我们战略的枢纽。我们并不是没有可依靠的盟友的帮助。抵抗的时候已经来到，我们只会被我们自己的错误打败。我们的父辈不是成功地用远逊于我们现有的资源抵抗过米提亚人？我的劝告是，你们拒绝斯巴达人的要求，为几乎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如果你们听那些建议默从的人，你们也无法逃避战争；你们只得在更糟的、不是你们自己选的情况下战斗。
现在，可以看到，这篇演讲明确或暗示地谈到了我们已看到的属于战争论说的所有考虑。它判断形势；它作出一个应对它作出什么回应的建议；它通过考虑大量可能根据它行动而产生的后果来推荐这个建议；它将这个建议的优点至少与一个别的建议的优点相比较；它假定人们在有关想要的事情的一般状况上的一致。
我们关心的是这种政治论说的逻辑设计。在这问题上我们最好听听亚里士多德，他的《修辞学》经典地处理了这个主题。
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政治论说是一种没有公理帮助的推理，目的是推荐在一个偶然情况中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在这情况中可能有别的行动选择。
认清形势，作出建议后，论证就指向考虑根据该建议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这需要预测行动有可能从直接或间接受其影响的人那里遇到的回应。
亚里士多德说，建构这样一种论证的材料是或然性、符号和例子。或然性是通常发生的偶然性；符号是通常先于或伴随其他事件的事件；例子是人们了解得较多的情况，这种情况被认为与所讨论的情况有重要的类似。
如果这种推理采取三段论的形式（它并不需要），它将是一个三段论省略式，即大前提是基本原理，至少一个小前提可以被压缩成一个普通知识或一致意见的三段论。基本原理是一个一般陈述，与通常人们行为中被预期的东西有关，或与平常人们一致同意想要的东西有关。
不能通过表明它们的大前提不一定是真的，或通过表明结论是不确定的，来拒绝由这些材料建构的论证，因为这样的论证并不自称是辩证的证明。实际上，严格地说，它们根本不能被“反驳”。它们可以以同样一种论证来抵制，总的来说，人们发现那些论证更有说服力。建立在通常发生，因而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基础上的结论，只要表明可能性没所声称的那么强，或某些别的预期更可能实现，就可以被反驳。通过表明符号与据说它所表示的东西之间的联系不像所假定的那么强，可以反驳依赖符号（它们在政治论证中总是容易出错的符号，而不是必然原因）的结论。依赖例子的结论也可以被反驳，只要表明所声称的类似不存在或被夸大了，或所声称的类比（如果它是一个类比，而不是一个所声称的类似）牵强附会，或产生否定的例子或其他有对立倾向的例子，以及其他较有说服力或数量上占优势的例子。
那么，构成这种政治论说词汇的信念就被给予了基本原理的，或建构基本原理的材料的逻辑地位。它的论证是与偶然性有关，而不是与必然性有关；与或然性和预期有关，而不是与可证明的确定性有关；与猜测有关，而不是与证据有关；与推测和猜想有关，而不是与计算有关。它是设计来在不可能提供包含在建议中的命题的证明或反证的地方说服人们去决定和行动的推理。
但是，亚里士多德继续说，这种政治论说是企图从行动的方针出发，说服人们追求或不追求所期待的好的或有害的东西。像所有做什么不做什么的规劝一样，政治规劝关系到人类幸福，关系到促进幸福或损害幸福的东西。然而，在这里，人类幸福不应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普遍的、不变的事物状况，而要理解为由复杂的、变化的事情状况构成，我们通常倾向于同意这些事情是我们想要的，但它们经常按照情况而彼此不一致。亚里士多德说，可以把这些称为社会“承认的善”。因此，在这种政治论说中，一切价值判断的逻辑地位也是基本原理的逻辑地位——关于人们通常相信的想要的事情状况的一般陈述。
此外，既然社会“承认的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场合都必然被同样确保，这种政治论说就该表明如果遵循这个建议而不是任何别的建议，这些善中将有较多的被保证，较少的受损害；或者表明，为什么在这些情况下，这个“善”应该以牺牲那个“善”来确保。这样一种论证必须采取的形式是权衡利弊，猜测行动可能的结果。
那么，这里是有某种逻辑设计的政治论说；它是去说服但不能证明的论证。它从给予信念（该信念构成其言谈词汇）的逻辑地位——基本原理的地位或基本原理的组成部分的地位：一般认为是真的信念和一般认为是重要的价值——中得到这个设计。
这也许是在政治论说中找到的最普通的逻辑设计。它是从古代世界传到我们的一切政治演讲的那种设计；它是最近500年多数国会言论的那种设计；它是一切国家文件的设计——例如，它最准确地反映在艾尔·克罗爵士1907年的德国外交政策备忘录中。
但是，不管在选择普遍原理、例子和符号上有多少改进，这种逻辑设计的政治论说已被认为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这并不是秘密。已经在它那里发现的缺点，确切地说，是它结论的不确定和它沉浸在不完全可预言的偶然性中。难道我们不能做得比这些推测和猜想，比在黑暗中瞎猜和因为比别的行动略好些就被推荐的行动更好些？
对此的向往也许可能反映在古代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向神谕请示，及在冒险行动前占卜的实践中。有全知的神的劝告或同意（被认为）就是享有人的思考不能提供的一种程度的确定性。但神谕的意见常常是模糊的，神的善意并非是毋庸置疑的。就像马基雅维利所说的，无论罗马人在确定征兆时多么谨小慎微，“当他们看到为什么应该做某些事情的好理由时，他们无论如何都做，不管征兆有利与否”。因此，在政治事务中——实际上，在一切实践事务中，以确定性代替猜测的愿望，就转向别的方向寻求满足。
现在，如果我们试图将政治思考从关于行动的可能结果和关于不同的事情状况偶然的可取性的猜测和意见中解放出来，我们是在要求什么？我们是在要求一种政治论说，其逻辑设计不同于伯里克利思考所属的逻辑设计，也不同于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考察的那种逻辑设计。我们是在要求论证性的政治论说。我们是在寻求一种能够证明或否证政治建议的“正确性”的论证。简言之，我们是在要求具有必然真理的政治论说。
人们相信，至少在两个不同条件下，政治论说可以有这种特征：（1）人们认为，如果已知绝对确定性和普遍应用的原理或公理，任何政治建议可参照它们决定其优点，论证性的政治论说就能出现。（2）或者，如果我们有关于人类行为、人类状况、事件进程和有时被称为政治社会的条件的东西的绝对知识，能在不同的决定付诸实施前，就预言而不是猜测它们的结果，并且使我们能证明，我们关于做什么有利，做什么有害的判断，以及什么是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的判断的“正确性”，政治论说也会出现。
简言之，人们相信，论证性政治论说要么可以从一种其组成信念被赋予公理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要么可从一种其组成信念被赋予关于人和事情进程的绝对知识陈述的逻辑地位的“意识形态”中产生。
柏拉图是论证性政治论说第一个版本的开山鼻祖。他理解的政治活动是追求人类至善或正义，“正义”的理念提供了可以决定一切人类行动的优点的普遍不变的标准。他认为“正义”这个理念的知识是摆脱了意见的不确定性和相对性的真正知识；是政治论说的充分必要条件，政治论说因此能成为由一个“意识形态”支配的证明性论证，这个“意识形态”由一个单一的具有公理地位的理念构成。
柏拉图的立场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他承认，如果政治论说应是论证性的，它必须避免在决定回应一种政治形势时将一种“承认的善”与另一种相比较，因为这决不能达到一个论证性结论。可取的东西必须是简单、普遍和不变的。柏拉图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政治论说形象是一个手中握有完全可靠的测量杆的人的形象：政治论证就是以一个单一、清晰、普遍有效的尺度来衡量种种政治建议，根据这个尺度来判断它们。就像伊索克拉底[2]认识到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苏格拉底的对话里，柏拉图那么用心地将一切美德归结为一种美德、正义。如果政治论说应是论证性的，道德理想间冲突的可能性必须消除。
论证性政治论说的企图是要能以某种方式证明一个回应一种政治形势的建议的“正确”或“不正确”。这只有从该形势中消除偶然性才能办到，因为只要偶然性还在该形势中，它就一定在回应中再次出现。柏拉图打算通过将每种政治形势解释为对理想“正义”的观念的背离，而不是紧迫的事件或事件的组合，通过将一切政治决定不是认作做什么事的决定，而是认作确定这种背离的决定，来消除偶然性。在他看来，一种政治形势是其“不正义”构成的，政治决定就是认出这种不正义。
虽然这些条件引出了证明性论证，但却使该论证无法致力于对付无论什么具体的政治形势。证明性论证只能关涉到抽象观念间的关系，例如正义与民主间的关系。但论证一关系到任何偶然的紧迫形势（例如，关系到如何对付一个反叛的隶属城邦），它必然从证明回复到非证明性论证。偶然形势的知识不可能与人们声称拥有的关于正义的知识是同一种类。
实际上，柏拉图自己也承认这点。他并不试图从“正义”的公理中演绎出保卫者[3]生活和教育的细节，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他只是试图使我们相信，“正义”的统治是这种统治者的可能结果。或另一方面，他看到，在政治中，通过说服来赢得那些不能体会证明的人的服从是必要的，他建议说，可通过讲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来做到这一点。但是，既然他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做到此事，这就使他决无资格拒绝政治是一个永远与这种或任何其他种偶然性相联系的活动的概念，或相信证明性政治论证的可能性。
在根据一种公理的“意识形态”建构一种证明性的政治论说的事业上，柏拉图有许多追随者；但我所知道的唯一一个接受这个计划，以类似的坚忍不拔探讨它的作者是卢梭。
如何获得永远正确的政治决定，如何产生永不犯错的正义的法律，如何让一个防错意志起支配作用，没有偶然性，是卢梭不断回答的一个问题。但降临到柏拉图头上的复仇女神，也降临到卢梭头上。一个防错的公意（volontégénéral）取代了审慎的论说（它一定总是会出错的），但对于解释任何政治形势或对之要作的回应，人们发现它并没有任何指示。
在该事业上柏拉图的其他较为温和的追随者则被他们的温和出卖了。他们没有发现这种证明性政治论说的逻辑条件是排除不同和潜在冲突的公理。他们不是寻求一个单一的包罗万象的公理（像正义或一个永不出错的公意），而是试图躲避在一批所声称的公理——人的“自然”权利，或由各种规诫组成的“自然”法——中，因此，他们被他们自己挫败了。
在他们论说的不合标准的逻辑设计中，只不过是基本原理的命题身上强加了公理的特性，一种它们不能承受的特性。因为不能否认，在一些情况下一个所声称的“自然”权利应该先于另一个，或一条“自然”法的规诫应该先于另一条，在论证它们的优先性或优先权时，政治论说必须从证明降格为与偶然性和相对性有关。有许多出名的公理的地方，决疑法就会出现，但决疑法从来不是证明性论证。人们也许会认为，它能证明人的“自然”权利是行为无可争辩的公理；但它决不能证明一个，例如，为了“免于匮乏的自由”暂时牺牲“运动的自由”的建议是“正确的”。人们也许可以用非证明的方式令人信服地推荐这样一个建议，而政治论说的任务常常就是论证这样的建议；但它们决不能被证明。
当前这种政治论说的较松散的形式，似乎是将种种像“民族自决”的权利这样的信念树立为公理，它甚至更明显地不是证明性的。因为虽然人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信念属于亚里士多德称为“承认的善”的东西，在政治论说中，人们总是以论证来将它们相互比较，而论证采取在一些特殊情况的语境下权衡利弊的形式，但是它们根本不可能保持它们所声称的公理的性质。即使承认有一个这样的最高价值的善，与它相比，其他善都是不重要的，陈述这个善的命题仍然是一个基本原理。只有当一个单一的善像柏拉图的正义那样，被看作包括了一切其他善，它才能有一个公理的性质。
但一般认定的公理的“意识形态”没有产生证明性政治论说并未穷尽各种可能性。这项事业还有第二个深入探索过的版本有待考虑。这里，政治论说的证明性质不是从由公理组成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而是从由命题组成的“意识形态”中产生，这些命题被理解为含有关于人、人类状况和事件进程的绝对知识。
人们认为，这些命题一定包含关于所有那些在非证明性政治论说中被看作是意见和猜测的问题的真正和可证实的知识。那就是说，它们一定包含关于人类行为，关于事件的未来进程，关于善恶，或人类状况的一切条件下什么较好，什么较坏的无可置疑的知识。两个例子可用来说明什么是所需要的和如何能被提供。
政治决定可以建立在预言，像墨林[4]关于中世纪英国事件的未来进程的著名预言这样的基础上。这里，预言不是被看作是敏锐的猜测，它被理解为传达绝对可靠的关于什么将要发生的信息，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这是）可以在其上得到“正确的”政治决定的知识。不幸的是，这种知识是不连贯的；当先知沉默时，所知的东西就没有类似的确定性。而且，没有别的无可置疑的知识，政治决定的思考必定回复到日常的非证明性论说。此外，有一种先知般的言论，它只与未来的事件有关；它并不给政治家或统治者提供唯一“正确的”对当前形势的回应。它甚至不建议，更不证明，为了使所要的事情状况得以出现，现在应该做什么；它不提供手段，来决定什么构成事情更好或更坏的状况。简言之，单纯的预言和它所包含的知识（虽然它可能是绝对可靠的知识）并不提供产生证明性政治思考所需要的东西。
但第二个例子表明可如何纠正这些缺点。贞德倾听“各种声音”，它们不是用通常政治神谕的那种遮遮掩掩和模糊不清的语气，而是以准确的言词确切告诉她，在一个特殊偶然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这些“声音”的命令不是被看作一个精明的、善于猜测事情可能将是怎样的政治顾问的推荐；它们被认为是一个神的命令，他非常了解，如果服从这些命令的话，事情将会怎样，不能认为他是在推荐任何东西，他是在推荐最好的东西。这些命令的“正确性”是它们所来自的那个权威的功能。如果它们的“正确性”被怀疑，那只要提起这个权威，指出对于所有那些在普通人的思考中出现的考虑他无所不知，作为善恶的裁判他永远不会错，就可以恰当地制止怀疑。这就是说，这些命令的“正确性”在各方面都是预先就可证明的，它无论在哪方面都不用等事件来证实。思考是可证明的，因为它是一个全知仁慈的神的思考。
那么，这里是证明性政治论说并不建立在公理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典型事例；在该事例中，所有必要条件都被满足了。建构我们现在所关心的证明性政治论说的计划的这个版本，可被认为是试图再产生这些条件，但不乞灵于神的全知。
这些都是迫切需要的东西，那就并不出人意料，人们相信这些关于人、人类状况和事件未来进程的知识性命题能设想的最令人满意的形式，就是人类行为的“规律”，或社会变迁或发展的“规律”，这些“规律”类似一般认为由（例如）生物学家或遗传学家所发现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