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兴洋务创办沪局 督湖广曾李以代
军火的事情让李鸿章十分着急，因为苏州炸弹局已经奉命搬往金陵，改名金陵机器局，目前尚未恢复生产；而上海由韩殿甲、冯焌光主持的炸弹局生产能力实在有限，如今淮军分驻三镇，都需要大量军火，根本无法满足供应。于是他令署理江苏巡抚刘郇膏赶紧向洋人购买军火，同时函召上海关道丁日昌立即到金陵来，商讨建立新的机器制造局的事情。
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后，先后建立了三个炸弹局，但除了马格里主持的苏州炸弹局机器稍多外，其他两局基本以手工为主，这当然不能令李鸿章满意，所以他早就有意筹建一个大的机器制造局，而且不仅能造枪炮，还要能以机器制造机器，他称之为制器之器。制器之器从哪里来？托洋人从国外购买，这个办法他不放心，因为他已经多次上当。他曾经把十五万两白银预付给华尔的兄弟去美国购买军舰，结果华尔的兄弟只承认收到了二万两；一年多前他又交给一个法国人一万两白银用来购买机器，结果连人加银子从此杳无音讯。所以最后他认为，还是从上海洋人的工厂中留心，有合适的直接买过来，因为工厂摆在那里，可不可用，一目了然。所以半年前他就吩咐丁日昌上心察访。前些时候丁日昌复信，说已经有些眉目，因为李鸿章当时太忙，没有让他前来面谈。如今这件事情已经迫在眉睫，所以让他立即前来。
丁日昌赶到金陵，见到李鸿章的第一句话就是：“大帅，铁厂的事基本定局了！”
丁日昌一直上心寻访，在虹口物色到了一个美国人开办的旗记铁厂，厂主有意转让。原来，这个铁厂主要是修理轮船，同时还制造洋枪大炮。铁厂紧邻商业区，在这里制造大炮，周围的居民和商家都不高兴，担心他的火药不小心自爆，所以经常找麻烦。厂主科尔是技师出身，技术比较过硬，但经营上却稍欠火候。所以自投产以来，一直是半死不活，透出想卖厂子的口风。他的机器设备在上海是数一数二，所以丁日昌闻讯非常感兴趣。他与科尔交涉过几次，科尔视厂子如自己的命根，一时拿不定主意。
“现在怎么同意了？”李鸿章问道。
“多亏了唐景生，他出力不少。”丁日昌于是介绍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唐景生，名唐国华，景生是他的字，广东香山人。少年入洋行，后来跟着洋人学洋文，干洋行通事。同治元年进上海海关当通事兼总理进出口税单。因为收受华商贿赂被革职，一直在找机会脱罪。听说丁日昌在为购买旗记铁厂的事情犯难，他便自告奋勇去与厂主科尔交涉。他与美国驻沪领事搭上关系，又善于与洋人交往，所以很快说动了科尔。他为科尔出主意说，你舍不得自己的工厂，那你完全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厂子嘛，将来可以继续留在厂里帮着管理，与自己办厂差不多。科尔又提出厂里的洋人工匠都是他重金聘来的，不忍把他们赶走，也必须留任。唐景生报告丁日昌，丁日昌立即答应下来，洋人机器本来也要聘请洋人来教习华人，原有的洋技师留下来比新聘更方便。唐景生因为在洋行见多识广，把旗记铁厂所有机器物料核一下价格，机器价值约四万两，外加铁煤等物料计二万两，最后以六万两白银成交。唐国华自己愿意出白银二万五千两，当年与他同时被革职的海关扦手张灿、秦吉各出银七千五百两，凑够四万两，买下整座铁厂报效。条件嘛，就是免去革职的处分，重新回海关上班。
李鸿章道：“纳银赎罪，国家有明文，应该问题不大。这个姓唐的当初被革职是怎么回事？”
丁日昌回道：“卑职刚出任海关道一职，明令禁止收受陋规。可是中秋节唐景生等人仍然收华商银两，卑职当时也是急于立威，就把三人交由上海县审讯，后来唐景生多次上禀帖为自己剖白，卑职这才知道处理得有些欠妥。”
“怎么欠妥了？”李鸿章有些不明白，收受贿赂理应被革职。
丁日昌解释道：“华商每遇洋船装货，订立的合同及水脚总单还有洋行保险，都用的是洋文，华商往往不能辨识，一直托唐景生翻译，偶然送给银两酬劳。后来因为经常找他翻译，就不再一单单计酬，改为送节例银两。因为是按劳取酬，所以唐景生认为不能算是陋规，因此未加纠正，不料正撞到卑职的枪口上。”
“这是姓唐的说法，上海洋行通事有的是，要翻译个合同花几钱银子找个通事就能办妥，为什么华商偏偏要麻烦他这位海关通事？还不是为了通关方便？无论他怎么狡辩，也还是在受贿。不过，他能在购买铁厂一事上尽心尽力，又拿出银子来报效，我们不妨成全。他受贿定案是多少银子？”李鸿章对人情世故十分通透。
“一万五千两。他如今报效二万五千余两，似可以赎罪。”丁日昌又道。
“可不可以赎罪，全在你我一念之间。雨生，这人本事如何？”
“这人办事非常利索，脑筋也转得快，是海关业务一把好手。”丁日昌已经受了唐景生的好处，自然为他说话。
“是人才埋没了可惜，不妨网开一面。可是，有才能的人往往自作聪明，你要盯紧了，让他手脚干净些。你还要防止落入他的圈套，不要让他和洋人合起来算计你。”李鸿章认为他与洋人谈了几个月都无结果，怎么姓唐的出面就谈成了，而且银子还谈下来了接近一半，这事就有些可疑。丁日昌也怀疑过，不过当初与科尔谈的时候，的确是十万两一两也不肯减，而且还迟迟下不了决心，那时候唐景生还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可能与洋人勾结。
李鸿章建议道：“买下铁厂是当前最急于办成的大事，这些细故不必计较。只是要为唐某人脱罪，光你来说不合适，这件事应该让臬司衙门提出来。对了，你还要让姓唐的在总税务司赫德那里走走门路，总税务司出来说话，将来我给朝廷上奏，说起话来也硬气。”
“对，海关由总税务司管理，由赫德为海关人员说句话，比我们自己来说管用得多。”丁日昌一想也是。
“还有一件事，既然洋人在租界造枪炮商民都反对，将来我们在此建局制造枪炮必然也会有人反对。而且在租界里，容易引起事端，必须另择地建厂。”李鸿章话锋一转，说上了另一件事。
“是，这件事卑职已经考察过了，上海炸弹局当初就在高昌庙，此地远离租界，人口较稀，将来制造局就在此地建新厂。”临来之前，丁日昌已经去考察过，说起来胸有成竹。
“好。铁厂一旦买下后，就立即着手建新厂。去年底曾老师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等他买回来后也并入江南局，我要把江南局建成大清最大的机器制造局。不仅要制造洋枪洋炮，将来还要用局里的机器制造机器，铸钱、织布、挖河等机器都可仿制，触类旁通，于民生也大有益处。”说到推行洋人制器之器，李鸿章感慨颇多，“雨生，这些年和洋人交往多了，听洋人讲，他们不仅洋枪洋炮靠机器制造，纺织、农具、炼铁、开矿，无一不采用机器，人力大为节省，一台机器可抵十余人甚至百余人力，正因为有机器推动百业，因此洋人国家面积比我们小，人口比我们少，所产物品却不比我们少，价格还比我们便宜，百姓日渐富裕，国家日渐富足，要养一支精锐的部队，配备巨舰洋炮，也就十分容易。所谓民富国强，富国强兵，都源于机器制造！我们学习洋人，仅购买、装备洋人的机器不行，我们得学习洋人制造机器之法，学会用机器制造机器，这才是根本。老师在宝应罗织了一个年轻才俊叫薛福成，他上了一份万言书，其中也说到要学习洋人的技巧，他说将来如果以机器制造机器，百工皆用机器，则民可富、国可强、兵可壮。只可惜大清有这种见识的万无其一！怎么办？责任还要落在我们这些封疆大吏身上，我们不能仅仅有这种见识，关键是要来推行。”
江南制造局还在筹建中，李鸿章已经由此瞻望到机器制造的重要、国富民强的远景，他的思维和眼界令丁日昌十分佩服：“大帅的眼界真是令卑职惭愧。卑职眼前只看到买下铁厂，赶紧制造枪炮弹药，没有大帅的高瞻远瞩。”
李鸿章笑了笑道：“雨生也不必恭维我。我在上海日久，见识了大清与洋人国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我们就是赶紧追赶，怕没有二三十年也难以超越。我们不管别人说什么，骂什么，洋务事业必须能早一日是一日，能早办成一件是一件。”
之后，李鸿章亲自给曾国藩写一封信，请他支持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又向朝廷上《购买外国机器铁厂折》，请朝廷批准。他从淮军急需弹药补充入手，说明创办江南制造局的迫切需要，又从未来有助大清富国强兵的角度说明它的长远意义——
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访求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以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则臣区区愚诚也。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臣尤有所陈者：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仍不外乎机栝之牵引，轮凿之相推相压，一动而全体俱动，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其久则风气渐开，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中国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寄望于仿习机器。
这份奏折很快到了恭亲王手中。恭亲王虽然二遭严谴，去掉了议政王的尊号，但他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依然在，对创办江南制造局十分支持，专门上折阐明将来大清应大力引进制器之器，在军事、民生各业中推广机器制造，以提高百工之效，以达富国强兵之效。为了避免满人责备他太倚重汉人，也避免机器制造全握于汉人之手，他特别提议让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天津机器局，慈禧很快批准了这一计划。
江南制造局得到朝廷、曾国藩和李鸿章的大力推动，创办的第一年就投入五十多万两白银。其中购买旗记铁厂六万两，容闳从美国购回机器共六万八千两，从高昌庙购置土地和建厂房二十四万两，在虹口旧厂的房租、薪工、物料等支付十七万两。以后规模不断扩大，经费每年虽无定数，约计不下五六十万两。18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1880年后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所产枪炮等军工产品供各省清军使用，促进了清军装备的近代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侮之器都出自江南制造局之手。从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前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朗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江南机器制造局不仅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工企业，也是除福州船政局外最大的造船企业。1876年，建成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鸥”号，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四艘万吨巨轮。除了机械制造之外，江南制造总局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在1868到1907年之间，译书达一百六十种，培养了中国极为稀缺的翻译和科技人才。虽然它有贪腐严重、效率低下等种种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为中国的近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曾国藩调兵遣将，解了雉河集之围后，他驻节徐州，实施四镇十三府防守计划。重兵布防的同时，他采纳薛福成把捻军与百姓隔离的建议，实行查圩清源之策。
所谓圩，又称寨、堡、围。皖、豫、鲁等省，因为多年兵荒马乱，地方大姓、大村为自保，纷纷筑圩结寨，外挖壕沟，形如城池。乱兵或土匪一到，立即关闭寨门，以免抢掠和杀害。捻军因为长期在豫、鲁、皖等省活动，许多圩寨为求自保，与捻军暗中勾结，贡献粮食、布匹等物，不少赤贫人家则拖家带口参加了捻军。
曾国藩实行的查圩清源包括四条措施：一是坚壁清野，人丁、牲畜、粮食、柴草一律搬进圩内，使捻军无可掠夺。二是分别良莠，捻军活动频繁的州县，清查户口，甘心从捻者编入莠民册，全未从匪者编入良民册。编入莠民册者，一旦拿获可就地正法；编入良民册者，五家具保于圩长，有事则五家连坐；圩长具保于州县，有事则圩长连坐。三是发给凭证。各圩设圩长、副圩长，圩长由曾国藩亲自发给凭证，并加盖钦差大臣关防；副圩长由所在州县发给凭证，盖州县印信。圩内有暗中通捻者，圩长、副圩长应捆送官府，遇有反抗可就地正法。送匪最多者，奏明请奖，匿匪不报者，追究严惩。四是寻访英贤。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者，均可毛遂自荐。无论收用与否，都发给往返费用。举荐贤良者，也给赏银和保奖。曾国藩的查圩之策大力推行，许多与捻军关系密切的百姓被杀。而有仇隙而人格卑污者，则诬人“通捻”，借刀杀人。一时间，“通捻”二字令百姓胆寒。
曾国藩坚信他的“重兵防守、查圩清源”的方略必能见效，但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才能见效，朝廷是等不及的。而且重兵防守这种守株待兔的办法，根本防不住来去飘忽的捻军骑兵。为什么？因为在四省间驻四镇重兵，如同扎了粗壮的篱笆，结实够结实，但栅栏之间太宽。周口离临淮数百里，临淮离徐州数百里，徐州离济宁也有数百里，而官军步兵有效防卫距离不过十几里，骑兵不过百里。所以善于乘虚蹈隙的捻军仍然如入无人之境，何况官军骑兵无论人数还是技术，根本无法与捻军骑兵相比。
这种重防剿、不重尾追的办法，也受到地方官绅的诟病，他们经常拿僧格林沁与曾国藩相比，僧王以亲王之尊，亲自策马穷追，有时一天驰骋数百里，饿了渴了只在马上喝口马奶。曾国藩却坐镇徐州，数万大军屯驻通都大邑，任捻军纵横驰骋，这实在有点说不过去。尤其淮军军纪又差，骚扰地方，结果数月后反对声浪大起，安徽巡抚乔松年、河南巡抚吴昌寿、山东巡抚丁宝桢都流露出不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