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命的某一阶段，曾与宗教有过些微联系，那就是我对“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这一观点充满热情。关于基督教的信仰和教义，无论是基督教神学、救赎论，还是末世论，在现代人的眼中都太过不理性，如果所有的宗教团体都只接受同一种圣经解读，那将是悲哀的。多样化是人性中的精髓；因此，基督教难道不应该自然而然的——在经过了两千年的时间——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吗？但是，这是不去交换思想和观点，或者不能进行集体礼拜的理由吗？
这段开场白后，我刻意停顿了一下，与伊娃进行眼神交流，捕捉她对我所说内容的反应：正如一个预言家需要通过他们预言的对象发出的微小信号和反馈来进行下一步的预言那样；如若不然，就会失去方向，从而陷入完全错误的境地。但是伊娃并不合作，她只是轻轻地点了一下头，不像是对我所说的话的反应，只是表示她愿意继续听我讲下去而已。她表现得既不怀疑也不冷漠。通俗地说，她在“认真地听”。
我继续说，在乌普萨拉的那场基督教大会结束二十年后，1986年，斯德哥尔摩郊外再次举行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会议。我当时也参加了这场会议，但不是任何一个宗教团体或教会群体的代表，而是一个自由的观察者，用自己在高中进行宗教学科目教学的经验，来观察那次的会议。我将那一次的旅行视为一种“补给”，并且在我成年后的人生中，一直对这个位于东边的兄弟国家怀有一种“恋情”，因此，这个会议的举办地对我来说是一种额外的奖励。我在这个会议上遇见了来自哥特兰的牧师和学者，司文-奥克·高戴尔，我们俩一见如故，在报到的时候聊了起来……
她的双手依旧捧着茶杯，窝着腰，这并不是因为她的手指觉得冷。因为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气温逼近30度。她之所以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我觉得是在释放善意，表明她很高兴听我说话。
她问：“你刚刚说的那个会议是在哪里举办的？”我重复了一遍：“斯德哥尔摩。”她的脸上好像露出了一丝笑容？她又说：“在斯德哥尔摩的什么地方？我对那里很熟。”我装作需要一秒钟的思考时间才能回答的样子。然后，我说：“我记得我刚刚说的是斯德哥尔摩的郊外。是在西格图纳[15]，是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之间的一座老城，就在马拉伦湖的一条分支，西格图纳峡湾的北端。”
我想了想，大概是吧，她确实很熟悉瑞典。我说：“还有一所高等学校。那是一个大型会议，就像是一个节日，所以全城上下都在忙碌，就连街道也派上了用场。你肯定知道，这座古城曾在将近一百年的时间里一直是瑞典人文主义和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中心。”
她再次点了点头，这应该是对我关于西格图纳特征描述的一种肯定，或者是我可以讲述更多关于我是如何与那位自由主义的牧师相识的信号。而我依旧不知道她是否与他也有什么联系，或者是她其实也参加了他的葬礼。况且，她今天还穿了一身黑。
她将茶杯放下，因为茶杯已经空了，然后她坐直了身子。“你是怎么认识这位哥特兰的牧师的？你说你们俩一见如故。”我想了想，然后说：“你真的想要听我讲全部的内容吗？你有时间吗？”她表示肯定地看着我，开始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
会议结束后，司文-奥克和我一块前往斯德哥尔摩，在路上我们得知对方当天晚上都会搭乘晚一些的飞机，分别去往奥斯陆和维斯比。我告诉他之前考虑过乘船从市政厅桥去德罗特宁霍尔姆宫[16]。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打算和我一同前往。我们便一同乘坐上个世纪初建造的古老的蒸汽船前往德罗特宁霍尔姆宫。
在这趟旅行中，我们中途还去了一间很优雅的餐厅。餐厅位于水中，几乎是在一个瀑布里。我们在那里享用了一顿非常“潮湿”的午餐。这顿午餐用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喝了几杯白葡萄酒，一瓶红酒，最后还喝了咖啡和白兰地。
我早就知道司文-奥克和教会的教义之间僵持的关系，在他所倡导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背后有某种力量存在。只要分解地来看教会教义的建立，我们就会发现，在他的观点中，基督教的本质是耶稣宣扬慈善和宽恕，而不是他关于人类生命和共存的观点，这会使不同的宗教团体更容易地团结起来；他的这一观点与法利赛人[17]和文士[18]部分相左，他们是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信徒”，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教条。在我们快要喝完第二杯白葡萄酒的时候，他身体前倾，说：“我告诉你！在任何时候，人们都有一个闪闪发光的信仰生活。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历史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时期，是人类没有被灌输进鬼神、上帝、天使和恶魔的信仰的，而且人类祖先的神灵还被记录为自然的神灵。可能这都是人类自己的加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这样的‘表演’。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很明白他的意思。我自己的童年信仰其实已经模糊了。我当时与教会之间的联系更多停留在一种社会角色的层面，而不是任何信仰的热情。我现在很喜欢与人交往，喜欢在教会学院的一个主题会议结束后喝上一杯咖啡。正如我现在和瑞典教会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坐在一起，我感觉非常荣幸。
我的说明在继续：我相信牧师，因为我自己本人是一个已经脱离了一切超自然信仰的人，不过，我还是保留我被称为基督徒的权利。
我的朋友举起手中的白葡萄酒杯。他突然说：“我亲爱的兄弟，听我说！这个问题或许就在于是否可以像基督徒一样生活，并不在于是否挂在嘴上，并且宣誓信仰天启宗教[19]。我的意思是，所有对耶稣复活和基督升天的所有燃烧的灌木和海草一般的信仰。是的，我们俩就是活生生的见证。或许我们这样的人并不多，谁知道呢？没有人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是缺少勇气，或许是因为无法经济独立，才无法从‘柜中’出来，公开自己异端的身份呢。”
几年前，高戴尔曾经在一次电台访问中说出了他的名言：“即使基督没有复活，我也会是一名基督耶稣信仰下的牧师。”我其实应该打断他，我应该警告他，但是我没有这么做。
我们搭乘的老蒸汽船最终停靠在德罗特宁霍尔姆宫前，然后我们漫步在皇宫的一个个花园中，我们的时间充裕，两个小时后才需要回到船上，因此，我们可以进行一些问题的深入讨论。在我们返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一瓶沙布利[20]“拯救”了我们，分享这瓶美酒，仿佛是在进行一项圣事，这瓶冷饮让我们又打起了精神。
我们从市政厅桥出发，一块前往阿兰达。整整一天，我们一直待在一起，直到司文-奥克不得不去内陆码头，而我需要离开这个国家才分开。
伊娃说：“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她的脸上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我明白这个笑容的意思，它是一个真实且温暖的笑容，但我不确定我究竟应该如何解读她的这句评语。
她看了看表，请求我替她照看一下红色拉杆箱，然后快速地走进了咖啡馆。然后，她又很快地走了回来。她离开的时间太短了，不足以用来去一趟卫生间。我知道很多女士在去卫生间的时候，上厕所的需求和在镜子前照一照的需求是同样重要的。或许她在衣帽间找到了一面镜子照了一下。不过，当她再次坐下的时候，可以看出来，她的口红和眼睫毛的妆容都没有变化，发型也没有变。
这件事让我觉得很奇怪，不过几分钟后，伊娃又走进了咖啡馆，出来时手里拿着一瓶冰镇的沙布利和两个高脚杯，放在了我们两人的桌子上。她将这瓶酒打开后，请我品了一下，我表示赞赏地点了点头。但是，我其实对发生的这一切感到非常惊讶。我想起了参加她外公的追悼会时喝的那几杯白兰地。那一次，我也被震惊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好回答。不过，她也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从学术专业的角度出发，她确实有些担心自己无法确认我是否真的在西格图纳参加了那个动用了整座城市的“普世教会合一运动”的会议。她已经相信了我所说的，因此，她现在非常害怕自己已经开始失忆了，因为上一次我们俩见面时，就发生过很多次她记忆短路的情况。
“我肯定听说过那次会议。”她放下手臂说，“但是我已经忘记了！”
她是在演戏！我很清楚，其实对于我说的这个故事，她一秒钟都不曾相信过。在她外公或姑姑的追悼会上也是，她一点儿都不相信我。我能够让几乎所有人都相信我——除了一个人之外。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这一点，虽然她这一次表现出了很高兴的样子。或许是因为：她非常喜欢听我讲述神话故事，因为她自己不是什么神话学家？
直到我们俩“分道扬镳”，我也不知道她那一天是否去过布鲁教堂参加了那一场葬礼，也不知道她从法罗返程的路上是否经过我和佩勒等待公交车的那个车站。
但是，我们两人现在都没有兴趣再继续深究这些问题了。它们并不重要。我们没有必要在过去发生的故事的细节上过度纠缠。
更值得我们谈论的，是之前我作为年轻的学生和伦丁老教授一起讨论《瓦洛斯帕》最新版本中一行诗词的故事，那句话是：“现在，她将要开始吸血了。”
伊娃笑了出来，因为她一点儿都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她非常赞赏我这种“装模作样”的能力。她知道我其实是个笨蛋，但她还是对着我笑了出来，仿佛我刚刚讲的故事是真的一样。
我也笑了出来。现在，我不能为了说服伊娃而破环这里的好气氛。无论我的信誉是否还在。如果我非要那么做，我们还怎么放松地坐在这个花园里呢？
几杯白葡萄酒下肚之后，我心中有了一个想要得到答案的问题。
我提到了厄斯特海姆的那场追悼会，那次我们谈了圣诗《史基尼尔之歌》[21]，还有一些关于性方面的话题。她表现得好像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的样子，我知道她是装出来的——但是我做了一件佩勒会做的事情。我用一个极为“直接”的问题让她愣住了。
我问：“你最近有没有经历过特别厉害的**？”我不经意地看着她的双眼，然后补充说，“我指的是在宇宙的维度中。”
她的脸上有一道阴影。她说：“你认为呢？你为什么认为我会在安德丽娜姑姑的追悼会上谈论这件事？”
我没有回答。她接着说：“你自己肯定清楚，一切都是你编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