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格尼丝
一阵敲门声和门铃声将我从梦中惊醒。我正身处带有两个房间和厨房的饭店套房中。
我刚刚是做梦了吗？我是一直在笔记本电脑上面写作，写着写着才倒在**睡着的吗？
我朝着狭窄的窗户望去，看到了窗前的一个空威士忌酒瓶，窗外远处是高耸着的群山。我已经想不起来那个空瓶是怎么跑到窗前去的了。
我又看了一眼佩勒，他看上去总是那么开心。他现在正坐在窗边，靠在那个空酒瓶旁边，就像是它的孪生兄弟一般。
我的身体刚刚在大海中经历了一场死亡航行。在航行的最后，我站到了“北极熊号”的船舷上。我转过身，问你我是否能够从这趟航行中逃离出来。
我听到有人在敲门，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我觉得那是你的声音。
或者，我现在仍然身处那艘梦幻中的轮船上？那我一定要住在皇家船舱里。
我从**坐起来，穿着饭店的浴袍，走过地板，打开门来到外面的走廊上。你就站在我的面前。阿格尼丝。在斯沃尔瓦尔，在罗弗敦群岛！我一时间反应不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能愣在那里。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是在几个月前从阿伦达尔回家的车上。当时，我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联系过了。但是我一直都想着你，那次在咖啡厅，我建议说要给你写信，来说明我会出现在你姐姐的教区的原因，而不想在回奥斯陆的路上过多地谈及这个话题。我觉得这个话题太沉重。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我需要更多的距离和时间来思考。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当时是我在开车，我不想让佩勒来替我说话。
看到你出现在这里，你知道我有多么的吃惊吗？你开口说的第一件事，就是你是来看佩勒的。然后，你在一片混乱中解释说，出现在这里并非巧合。
玛丽安娜和斯维勒已经搭乘出租车离开了斯沃尔瓦尔。玛丽安娜给家人打电话的时候提到了在这里见到了真名为雅各布的佩勒，他是她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嬉皮士运动期间认识的一个朋友。而且他还要在斯沃尔瓦尔多待几天进行写作。
于是，特鲁尔斯毫不犹豫地打电话给你。他知道你如果还没有返回奥斯陆的话，应该也还待在罗弗敦群岛。但是当他打给你的时候，你正在距离斯沃尔瓦尔几公里之外的斯塔姆松德。当时，你计划在那里搭乘去往南方的海达路德轮船回家。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了，那真是这个故事里最令人郁闷的事。两个认识的人能够在午夜太阳位于最高调的时候在罗弗敦群岛不期而遇，这是多么令人惊喜的一件事啊。而我自己的想象力实在有限，也不可能有机会体验这种命运一般的相逢。那天晚些时候，你告诉我，关于你想再次见到我的这件事，在你家里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而且伊娃也和你说了几周前在维斯比见到我的事。但你为什么会来斯沃尔瓦尔呢？还有斯塔姆松德？你暂时还不想提。无论如何，你现在就在这里。你正面对着一个充满活力的灵魂，即便你很快就说，你是来见佩勒的，而不是见我。我不知道该如何说明才不会出错。但是，我不想承认他现在的存在。你之前和我说过会再和他见面。但是佩勒，我最好的朋友，眼下他成为了我的“对手”。
你走到窗边将他捡起，没有碰到他旁边的空酒瓶。然后你将他递给我，我习惯性地将他放到手臂上。佩勒就立刻开口说话了。就像是把一袋子的豌豆给倒出来了一样，噼里啪啦讲个不停。
我几乎可以确定，在现在这种醉酒的情况下，我肯定会说错话。我在这个情况下明白了佛教中“苦难”一词的字面意思，它的梵语是duhkha，就像是一个坏了的轮子或轮毂。这就是我现在的感觉。我有一个坏了的轴。
因此，有佩勒来进行对谈让我松了一口气。我很幸运，能够有这样一个时刻保持清醒的代理人。佩勒从不会宿醉。他滴酒不沾。因此，他可以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他说：“阿格尼丝，再见到你很高兴！”
你马上大笑了起来，看起来很高兴。你回答说：“我也很高兴！”
现在，佩勒将上次在阿伦达尔没说完的话题重新拾起，他以不可阻挡的势头说起来：“我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说你没有结婚。是吗？你的感情生活现在怎么样？你有男朋友吗？”
你摇了摇头，我看到你脸上露出了有些悲伤的表情。但是你没有回答。
“你结过婚吗？”你又摇了摇头，然后说：“或许我其实结婚了……”
他一下子抓住你的手腕，摇晃着问：“你们从来都没有离婚？你们只是分开了？”然后，你第三次地摇了摇头，我觉得我看出了你的痛苦。佩勒提的问题，你一个都没有明确地回答。佩勒接着说：“阿格尼丝，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他的话传达出了我的心愿。我们坐在床边，你坐在我的右边，佩勒在我的左臂上。你看着佩勒的眼睛，开始了自己的讲述。你告诉我，你曾在很多年前嫁给了马克，你们之前一直生活在一起，他是一名考古学家，在马略卡岛的索列尔市工作。你则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在奥斯陆工作。你会在假期及周末的时候去马略卡岛，或者是他在放假和周末的时候来奥斯陆。
几年前的5月11日，马克离开了你。当时正是索列尔市的“摩尔人和基督徒节”期间，该节日是为了纪念信仰基督教的马略卡人战胜了北非的海盗，或者说是摩尔人，即穆斯林，这一历史可以追溯至1561年。节日期间，城里所有的大人小孩都必须参加，需要身着民族服装。很多人在脸上涂了颜色，穿着宽大的裤子，手持利剑，来扮演海盗。他们一大早就要开始接受啤酒箱和眼镜盒的洗礼，之后还会有更大的“炸弹”。那一整天里，当地人都要在索列尔市的各个港口间来回跑，或者沿着铁轨行进。“摩尔人”和“基督教徒”之间的斗争会在当天中午爆发……
关于这一节日的更多信息我在这里不再赘述。但是，就在这一紧张而喧嚣的氛围中，马克离开了你。你花了好几个小时去找他，却再也没有见到他。
佩勒表现得很冷静。你讲了很久，他一直没有打断你的话。讲到这里，他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有手机吧？你没有试着给他打电话吗？”
“我当然打了！我一直在给他打电话。”我感到自己的手腕被握得很紧。“你没有向警方报告他失踪的消息吗？当天没有巡逻的警察？没有人能帮你找到他吗？”
你笑了出来，阿格尼丝。或许应该写得再戏剧化一些。你说：“报了，那座城市的警察都和乌龟似的，我从一个派出所跑到另一个派出所。他们觉得我疯了。我的加泰罗尼亚语说得很好，但他们还是把我当成一个疯了的游客。”
“为什么？”“因为当天人太多了，到处都很紧张。你试想一下，如果有人在挪威国庆日当天在卡尔约翰大街上与同伴失联，或者是在圣彼得复活节星期天……”
“后来呢？庆典最后总会结束吧。”“他没有出现。我们住在市里面一处小公寓里，但是他没有回家。那天夜里他也没有回家。后来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合理的不合理的时刻，他都没有回家。马克不会回家了。”
在这一刻，我觉得佩勒是个冷酷无情的人，因为他在这个情况下还在不合时宜地进行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