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来，沈近思自然蓄发还俗了，但三学秀才犹自不肯罢休，要烧灵隐、殴石揆。巡抚不得已，将石揆座下的两名侍者拘了来，各打十五大板。石揆的面皮被剥光了。
众怒平后，石揆复又召集全寺僧众，亲自领头礼佛，当众忏悔。“这是我负谛晖的报应!”他说，“我从住持本寺后，常想到己身灭度以后，非有大福分的人，不能掌理此地。沈家孤儿，骨相清奇，在人间为一品官，在佛家为罗汉身。那时我争胜之念又起，这一回是要叫释家胜过儒家，要他不做一品官，来做灵隐的住持。这都是贪嗔之念未除之故。如今侍者受杖，即我受辱，还有什么面目坐在方丈之位？你们赶紧拿我的禅杖、白玉钵盂、紫金袈裟，把谛晖迎了来，为我补过。”
于是谛晖接续石揆，住持灵隐寺——在康熙二十八年南巡时，灵隐寺奉旨改为云林寺。沈近思中了康熙三十九年设的进士，官至左都御史。
《新齐谐》中，接下来便谈恽南田的故事，与恽敬所记大致相同。最后有一段论恽、沈优劣的话，谛晖的见解是：“沈近思学儒，不能脱周程张朱窠臼；恽南田学画，能出文沈唐仇范围，以吾观之，恽为优也。”
看完这两段记载，张大千心里浮起一个极大的疑问，便问印湖：“沈近思，有这个人没有？”
“怎么没有。他是学理学的，官拜左都御史，死在雍正初年，不到六十岁。”
“那么，是不是在灵隐做过和尚？”
“做过。雍正还当面问过他，他也承认的。据说他晚年一提到石揆的养育之恩，总忍不住要哭。”印湖又加了一句，“这些都有文献可以稽考的。”
“这就奇怪了。照《新齐谐》所说，恽沈二人幼年出家，是在同时。可是，恽寿平生在明朝，沈近思雍正初年故世，不到六十岁，算起来应该生在康熙初年。两个人的年纪相差至少三十岁，这不是话不对头了吗？”
“啊，你这一说，确成疑问。”印湖答说，“我去借寺志来，你倒不妨查一查看。”
一查康熙年间所修的《灵隐寺志》、乾隆以后所修的正续《云林寺志》，张大千才弄清楚，救恽南田的，根本不是谛晖。说石揆作法召黑龙行雨，以夺谛晖的灵隐寺住持，更是荒诞不经的谰言。他也不是什么“万历孝廉”，这是算一算年龄就可以知道的事。果如所云，石揆到康熙二十年接任灵隐寺住持时，至少也在八十开外，早就应该闭关静修，不问外事了。
看来袁子才并无实学，然而在乾隆年间，他的名气极大，其故安在？
“这是因为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处世之道之故。”印湖屈着手指说，“第一，要让人看起来有布衣傲王侯的味道，身份才显得高，所以决不能做官，也不能做达官巨贾的清客，当然做诸侯之上客，另当别论，但亦只能偶一为之。第二，虽说布衣傲王侯，但真的在王侯面前，决不能傲，而且最好能找一位王侯当后台；不过找这个后台，一定要别有渊源，仿佛是自然而然发生的深厚关系。第三，要广骛声气，名声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就要广结善缘了。第四，要想个能应酬人的花样。进一步说，是想个人家乐于来迁就你的法子，这样你的应酬才能不着痕迹，只显得你谦虚、厚道、重感情。第五，你肚子里要有货色，先求多、再求精，倘或专攻一门，你就施展不开了。”
这番话拿袁子才的生平来印证，都有具体的事实可覆按：第一是翰林出身，却只做了两任县官，三十多岁便辞官“归隐”了；第二，他有两江总督尹继善的后台，而尹继善在他殿试时，奉派为“读卷官”，谊属“恩师”，渊源有自；第三，袁子才广交达官名士，又收女弟子，隔一两年一定要出游，“推销”自己；第四，是袁子才最成功的地方，他造了一座随园，客来不禁，又写诗话，又写食单，作为广结善缘、应酬各方的工具；第五，袁子才肚子里的货色很多，诗文词赋，骈四俪六，“样样懂，样样松”。
张大千将印湖的话好好咀嚼了一会，颇有所获，而且还有心得可以补充。“布衣傲王侯，不是摆出一脸的傲气，只是‘富贵于我如浮云’而已。既然如此，还该有挥手千金的豪气。”他说，“袁子才名气虽大，却品格不高，就是爱打秋风，不懂‘千金散尽还复来’的道理。”
“话虽如此，也先要有千金可散才行。”印湖看他有些跃跃欲试的模样，便即劝他，“大千，你绝顶聪明，我希望你做恽南田第二，不要学袁子才，何况要学袁子才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何以见得？”张大千不大服气，“我看他那一套，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有一样你不如他。‘归隐’也要有买山之资才行，他很会弄钱，而且有弄钱的机会。你呢，花钱的本事倒是一等，做留学生跟当外交官一样，还雇专用的翻译。谈到弄钱，你没有那个本事，也没有那种机会。”
印湖接下来便谈到袁子才两个弄钱的机会。巧的是，两个机会都是为了婚姻，也都是新娘子出了麻烦；妙的是，两桩婚姻纠纷的男女两家，都是富户，否则巧而不妙，有机会也弄不到钱。
“那都是他当溧阳知县时候的事。一次是迎亲中途，忽遇怪风，将花轿刮到几十里外，有好心人家留新娘住了一夜，第二天通知她娘家，派人来把花轿抬了去。哪知道男家拒而不纳，说从未听过一阵风能把花轿刮出几十里的怪事，内情暧昧难明，这头亲不能结了。”
“这一下，要打官司了吧？”
“可不是。女家是有身份人家，也很有钱，岂能受这个冤枉？倾家**产，也得打这一场官司。结果，袁子才不知道从哪些史书的《灾异志》《五行志》上，找出来两三个这种例子，当堂持给男家看。加以留新娘住的那家人家，也是地方上有名望的，出来作证，确有其事，男家才无话可说。”印湖停了一下又说，“袁子才常常自诩‘宰官须用读书人’，就是指这件事而言。”
张大千深深点头。“只要懂诀窍，弄钱不但很容易，而且名利双收。”他又问，“第二件事呢？”
“第二件事，可严重得多，袁子才也真显了本事。男女两家都是殷实大户，新娘子过门六个月，生了个男孩，你说这件事在当时严重不严重？”
“别说当时，就算现在也很严重。”张大千兴味盎然地说，“这可是袁子才的一个绝好的机会，倘能让男女两家皆大欢喜，两面受礼，那本事就大了。”
“袁子才就有那么大的本事——”
据说袁子才当时接受了男家诉请“大归”的状子，定期开审，事先传谕，男女两造的尊亲，亦就是新娘子的翁姑父母，以及女家的至亲近邻，到堂候传。由于当事双方都是地方上响当当的人家，这场官司轰动了溧阳。听审的百姓一直挤到大堂檐下，都要看看这位“县大老爷”如何来断这桩疑案。
袁子才二十四岁点翰林，二十七岁外放，分发江苏。他是“老虎班”[5]，又有朝中做大官的老师照应，所以补知县时，年纪不到三十。但他已留了两撇八字胡子，因为光下巴的县太爷问到风化案子，被告妇女固然羞说奸情，自己也觉得尴尬万分，留胡子显得老成些，问案就方便了。
照例先传原告，问完了却不传被告。召新娘子的至亲近邻上堂，问新娘子未嫁以前有何不守闺训的情事。证人异口同声，都道是守礼谨严的处子。于是袁子才再问原告，也就是新郎的父亲，何以要休掉儿媳。回答是六月生子，显然出嫁以前便有身孕。所生之子，非他家的骨血。然则是谁的骨血呢？答说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