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重到春明
抗战胜利，对张大千来说，别有意义。他虽是四川人，但几乎一直在困境中，他的“地盘”在上海、在北平。沦陷区光复，青天白日旗飘扬在上海跑马厅畔的国际饭店顶层、北平正阳门城楼上，张大千才算是龙归大海了。
北平与上海相较，自然是前者更为张大千所喜爱。战前一直寄居颐和园，战后他既决定在北平长住，当然要有自己的住宅。这时他没有钱，但有画，还有人愿意买他的“期货”，这样两下一凑，凑成了五十根条子——黄金五百两，足可在北平买一座前清的王府了。
结果他是买了画。如今捐赠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董源的《江堤晚景》，都知即为此五百两金子所易得。但他实际上至少有三幅董源的真迹。尚有一幅《潇湘图》，为董其昌旧藏。其前董其昌题识，谓“此卷予以丁酉六月，得于长安，卷有文三桥题董北苑，字失其半，不知何图。既展之即定为《潇湘图》，盖《宣和画谱》所载。”
此图为宋朝内府所收，复有文彭题端，其为真迹，已无问题。最妙的是董其昌自道昔年宦游长沙时，见潇湘风景，诸如“蒹葭渔网，汀洲丛木，茅檐樵径，晴窗远堤，一一如此图，令人不动步而重作湘江之客”，因而感叹昔人“以画为假山水，而以山水为真画”是颠倒了。
还有一幅是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韩熙载是山东人，朱温时以进士登第，与乡人史虚白隐居嵩山。南唐兴起，变姓名渡淮河至建康；到李后主时，已是三朝元老。由于李后主对北人颇多猜忌，韩熙载以形迹不检自污，以求苟全，而《夜宴图》即为李后主窥探韩熙载私生活而产生的画幅。
《宣和画谱》记载：“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冑，多好声伎，专为夜饮，虽宾客糅杂，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诞，然欲见樽俎灯炀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以上之。”
此图为清宫所藏，有“太上皇帝”御玺，高宗篆书题签。在此以前，则有年羹尧的收藏印，可知此图于雍正年间，年氏被祸时，入于内府。
张大千的五百两黄金，实际上主要是买这件《韩熙载夜宴图》与董源的《潇湘图卷》。至于《江堤晚景》，是后来考定为董源所作，最初是当明画买进来的。
以《夜宴》《潇湘》两图相较，则前者尤为珍贵，因为顾闳中略早于董源，而传世之作绝少，且《夜宴图》既有掌故，篇幅亦大于“《潇湘图》数倍”。此一为上海大收藏家庞元济称之为“奇迹”的《夜宴图》，由年羹尧到张大千，颇有一番曲折在内。
此图以年羹尧获罪抄家，归入内府，为高宗所珍赏的名迹之一。乾隆六十年归政后，移居宁寿宫，所携去供颐养展玩的书画，皆为精品，此图亦在其中，故钤“太上皇帝”一玺。
乾隆崩后，嘉庆孝思不匮，将宁寿宫中的书画、玉器、古玩等等一律装箱加封，贮存于建福宫库房。建福宫在“西六宫”之后，原为“阿哥所”，即皇子住处；并排五座院落，称为“乾西五所”。西二所为乾隆居藩的“潜邸”，践祚后改称重华宫，以后又向西延伸，改建了一座建福宫及一座西花园，为乾隆住大内时最喜到之地，所以嘉庆将皇考的遗物封存于此。自此经嘉、道、咸、同、光、宣六朝，历时一百二十年，无人过问。
民国十年，“小朝廷”中称为“宣统十三年”，溥仪十六岁时，终于为他发现了。据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自述：“我十六岁那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门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见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部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库。有的库尽是彝器，有的库尽是瓷器，有的库尽是名画。”
溥仪凭空发了这么一笔“洋财”，贪念顿起，开始偷运书画出宫。上行下效，盗风大炽，至民国十二年六月间，建福宫终于发生大火。据载涛之子，为溥仪伴读英文的溥佳回忆：“建福宫一带包括静怡轩、延寿阁、慧曜楼、吉云楼、碧琳馆、妙莲花池、积翠亭、广生楼、凝辉楼、香云亭等”，其中“奇珍异宝，堆积成山，是清宫存放珍宝最多的地方”。
太监勾结内务府人员监守自盗，本为恒有之事，但大规模的偷盗，则由于溥仪的带头。溥佳有这样一段持平之论：“如果要推本穷源，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太监，应该说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自我进宫伴读时起，就常听说太监有小偷小摸的行为，只是还没有听说有大批丢失的情况。一九二一年以后，溥仪、溥杰和我，有时把宫内收藏的珍本古籍和历代名人的书画偷运出宫，开始我们还自以为做得十分严密，其实太监与护军们早就知道了。那时太妃们也常把珍贵物品交给心腹太监运出去变卖，当时北京的各个古玩铺就不时发现宫内的古物。因此，这就影响到太监们的偷盗之风，越来越严重。”
监守自盗行将败露，或无法交账时，必然纵火，此亦是历来几无例外之事。其时溥仪经常“叫太监把各宫收藏的古物，搬来玩赏”，在建福宫被焚之前，为溥仪授读英文的庄士敦建议“把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像和《行乐图》取出拍照。当时溥仪正苦于无所消遣，听此建议当然很高兴，于是庄士敦就和一家美国照相馆接洽，每天下午由一个美国摄影师到宫里拍照。这些画像都储藏在建福宫里，拍摄时就叫太监到建福宫去取，每天大约拍摄十来张……溥仪经常让太监到各宫去取古物来玩赏，太监们见了早就有些心虚，现在又拍摄这些画像，太监们有时竟取不来了。大概是那些监守自盗的太监，眼看自己就要暴露，就不得不用火来消踪灭迹了。”
所谓“取不来了”是指郎世宁画的《行乐图》为太监所盗卖。如俗称为香妃的容妃戎装骑马，随高宗巡狩的画像流落在外，即很可能为“赃物”。此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庄士敦一向主张对太监严格管理，更促成太监们“一不做，二不休”的决心。
起火那天是六月二十九日晚九点多钟，溥佳追忆亲身经历说：“溥仪几次给我家打电话，适值我们全家都去看戏了。散戏时已近午夜，我们走到景山东街，就看到宫中火光冲天，父亲与我赶忙奔到宫中，只见溥仪正在万分焦急。他见了我们，就叫我父亲给王怀庆（时任京畿卫戍总司令）、薛之珩（警察总监）、聂宪藩（步军统领）打电话，请他们速派消防队来救火。当时宫内有一座小发电厂，专供宫内照明之用，怕引起更大的火灾，把各处的电源都切断了。这时宫内到处一片漆黑，使人更感到烈焰冲天、凶猛可怖。”
消防队是到了，但宫中无自来水，井亦极少，只能利用御河水灌救，无奈火势过炽，水压不足，由北面延烧到西花园的主要建筑延春阁。此阁三层耸峙，重檐复宇，青琐绮窗，最为伟观，此时着火倒塌，被灾的面积，更加扩大。复宇连云，顿成火海，连一两百年的参天松柏，亦遭波及，几有不可收拾之势。
这样烧到凌晨二时许，意大利公使馆派了三十几名士兵来救火，用拆屋隔断火道的办法，抢救到上午七点多钟，才控制住火势。消防队继续警戒了两天，方始撤退。溥佳记述：“这次大火，共烧毁房屋三四百间，损失的物品，除延寿（春）阁里收藏的全部古物都被烧毁外，记得起来的还有广生楼的全部藏文大藏经、吉云楼、凝辉楼的数千件大小金佛与金质法器等。据说其中最宝贵的是金亭四座，都是钻石顶，景泰蓝座。中正殿雍正时制作的大金塔一座、全藏真经一部和历代名人书画等等，也在一夜之间，付之一炬。”
因为有此浩劫，为祝融收去的书画名迹，已无法详细查考。但溥仪所偷盗的实在不少，当时文物是用“赏溥杰”的名义，公然送至宫中称为“北府”的醇亲王载沣的府第。据溥仪自述，这些珍品是打算作为“兴复”的资本之用。
民国十四年“首都革命”，溥仪被逐出宫，当局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接收故宫文物。据庄严在他所著的《山堂清话》中说：“点查人员在景阳宫与钟粹宫里发现了不少的大木箱，箱内装满历代的书画。”这些书画“根据《石渠宝笈》的著录，都应该是分属于乾清宫、重华宫和其他各宫殿，而不应该在景阳宫和钟粹宫里的”。这又是什么缘故？
这个疑团直到后来在养心殿发现“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一束，方始解开。两单内容，大致相符。总计“赏溥杰”的历代名迹，在一千件以上，集中在景阳、钟粹两宫的，正就是“待赏”之件。此外在懋勤殿后小厨房中，发现一批极名贵的剧迹，计有卢鸿《草堂十志》、赵孟頫《鹊华秋色》、怀素《自叙帖》、颜鲁公《祭侄文稿》、黄山谷《松风阁帖》、王右军“三帖”、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孙过庭《书谱》、褚遂良《飞马帖》《长风帖》等等，那都是即将要“赏溥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