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十四年到抗战胜利，这二十年中，“赏溥杰单”中所列的一千多件书画，从无一件流出市面，那么到哪里去了呢？答案是在“伪满洲国”。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伪满洲国”解体，伪宫“御藏”的文物遍街都是。凡遇大变乱时，最不值钱的东西往往是细民所陌生的字画古书，在长春当时是论袋计价——一麻袋多少钱？识货的人带入关内，一入北平琉璃厂，身价大涨，何止万倍。古董商人当时称这批文物为“东北货”，庄严后来核对“赏溥杰单”，都在“东北货”中。
琉璃厂中因“东北货”而发了大财的，不知凡几。张大千虽去得晚了，但由于他的精鉴的眼光，也搜到了许多好东西。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即此刻所获。据张大千亲口告诉庄严说：“观后为之狂喜，觉得非买不可。可是该卷索价奇昂，房子与古画既然不能兼得，经过数日考虑，终将顾卷买下。因为那所大王府不一定立刻有主顾，而《韩熙载夜宴图》却可能一纵即失，永不再返，所以我把买房子的金条，完全移用买画。得画不久，北方局势日非，定居北平的计划，遂不幸而不得不放弃，携卷离开北平之后，终于无法再往。然此卷名迹却始终随身携带，我甚至刻了一方图章，印文是‘东西南北只有相随无别离’，钤盖在此画卷上。倘若当日不能弃屋而就画，则必两者皆空。”庄严又说：“大千言下，颇有得色。”由此可知，说张大千以五百两金子买了一幅董源的《江堤晚景图》，稍嫌失实。
民国四十三年在日本所印、一九七八年又由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重印的《大风堂名迹第一集》，收有董源的画两件，一为《潇湘图》，一即《江堤晚景图》。前者见于《宣和画谱》著录，有董其昌前题后跋，并有王铎的题识，易于脱手。至于《江堤晚景图》，原是当赵孟頫次子赵雍的作品买进来的，未几考订为董源所作，好几年以后，他的女婿萧建寅为他找到赵孟頫书札的复印本，证明了他的考订不虚。这幅画的价值应在《潇湘图》之上，而以前未脱手者，可能由于说董源所作仅是张大千考证，缺乏直接证据之故。
同样的情形，还有一件《六马图卷》，亦为嘉庆封存，见于“赏溥杰单”，流为“东北货”而为大风堂所珍藏者。清宫著录为北宋赵伯驹所作，而张大千定为唐画，题识如下：
“此唐人笔也。敦煌诸壁画可证。世传唐画烜赫者，无如韩干《照夜白》及《双骥图》，一为李后主题，一为道君题，皆不及此卷意态之雄且杰。乃清高宗既知千里款印俱伪，而犹以为千里，何耶？”
“千里”即赵伯驹，宋朝宗室，为太祖七世孙，与弟伯骕皆擅丹青，张大千这段题识，是针对清高宗而发。原卷左上方，有清高宗乾隆二十六年所题的七古一首，卷书处“并识”，说原题赵伯驹作，细看款与印皆“失真”，但确为赵伯驹所画，猜想有人将原卷一裂为二，款印在后幅，前幅款印，后人所加。
这个猜想不能说不合理。但张大千劈头就以敦煌壁画作证，说“此唐人笔也”，故末尾语带讥嘲，似笑乾隆眼力不高。中间谓此卷胜过韩干的《照夜白》及《双骥图》，语亦有刺。唐人画马专家，首推“将军魏武之子孙”的曹霸，韩干是他的入室弟子。玄宗好大马，据说御厩畜至四十万匹，其中名驹，韩干皆曾图形，有《玉花骢》《照夜白》等。《照夜白图》曾著录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并可能为张彦远所收藏，因为上有“彦远”名款。安岐《墨缘汇观》记此图云：“白纸本，短卷，白描一马击柱上，神骏异常。卷有彦远二字，及南唐标题押字，后角一芾字及贾秋壑二印。前纸有向子、吴说二题，后多元人题识。”所谓“南唐标题”即张大千所说的“李后主题”。意思是说韩干所画两图，名气所以如此之大，半因归功于李后主与宋徽宗标题。
这件名迹后来归于恭亲王，已只剩册叶一开，而非安岐所说的“短卷”。米芾的题名及贾似道的收藏印，还在图上，而“向吴二题”及“元人题识”，必已剥去。但光是这一开册叶，由恭亲王传至其孙溥心畬，售予英国戴维德，颇得善价。张大千既能证明出于唐人之笔，且画得比韩干更好，可想而知地，亦能卖得很好的价钱。这是张大千在敦煌苦了两年多的报酬之一。
胜利之初，张大千在北平所搜购的“东北货”，自不止于上面所谈的三件名迹。如《大风堂名迹》第一集，影印元朝吴镇的《渔夫图》，有“乾隆御览之宝”一玺，及“石渠宝笈”“南斋”。
两印应为原藏于南书房之物。张大千战前的收藏，一部分因抗战在苏州损失，是为“荆璧碎于吴门”；一部分因筹措敦煌耗费及庞大的家用，在四川出让，即所谓“隋珠散于蜀郡”。《大风堂名迹》四集所影印者，皆为胜利以后购入，其中大半亦成“隋珠”，而最可惜的当然是《韩熙载夜宴图》。据谢家孝记述，张大千侨居印度大吉岭时期，经济最为拮据，当时就曾打算出让《夜宴图》而不果。以后在“举家拟迁往南美之前，为筹措旅资及安家费，终以两万美金价格割爱了《韩熙载夜宴图》。更不意此一名迹经古画商人之手，终于转卖回大陆去了。”
除了收藏名迹以外，张大千还有好些收获，最大的自然是名声。名声之盛，是由于他的爱朋友、讲信义、好热闹，以及豪迈无匹的作风。这种作风在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并不适宜，而在北平，就很吃得开了。
张大千有各式各样的朋友，为他提供各式各样的帮助或服务，他则还报以各式各样的贡献或酬谢。但张大千交友虽广，择友却颇有分寸。如唐嗣尧所作的纪念文中，有一段记叙，就可以看出他的为人。
唐嗣尧在战前曾任北平京华艺专董事长，是张大千的好友，抗战期时中，两人在香港、在四川常有往还。胜利以后，两人在北平重逢，唐嗣尧尽地主之谊，曾有两次盛会，唐记：“一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一在颐和园景福阁，柬邀故都名士数十人与之话旧，是日袁云台居士，亦因其长公子蓉孙教授代为敦请，破例参加。余并请张伯驹先生邀请余叔岩、马连良、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韩世昌、金少山、郝寿臣诸名艺人清唱助兴。是日到会除以上友好之外，尚有名学人清华大学梅月涵、冯芝生、邓叔存，燕京大学张东荪、张申府、陆志苇，北京大学朱孟实、郑宜生、郑华炽，中国大学何克之、陈聘之、左宗纶、姚曾廙、傅佩青、杨丙辰、王之相，银行界岳潜斋、杨济成、张企权、全绍周诸先生。饭后，袁乃宽先生豪迈犹昔，认为抗日胜利得来不易，应借张大千先生来平机会，由岳、杨、张、全四位银行经理做主人，在其城南袁家花园（该园昔为项城招待各省督军省长之名园），大事庆祝一番，以洗北平沦陷八年之耻辱与痛苦，唯因大千先生坚辞作罢。”
张大千为什么坚辞呢？就因为他的名字不妨与袁云台——袁世凯长子克定，字云台——连在一起，但决不能作袁乃宽、岳潜斋的贵宾。袁乃宽是“洪宪余孽”之一，声名狼藉；岳潜斋其人，则在张大千更应远避。
原来岳潜斋是盐业银行北平分行的经理，盐业银行为袁世凯的表兄，亦即张伯驹之父张镇芳所创办，盐业银行在袁世凯由“逼宫”到“窃号”这五六年中，与“内务府”大臣世续等颇有勾结。
张镇芳即是其中穿针引线、两头奔走的联络人之一。因为如此，“小朝廷”的“内务府”是盐业银行的大客户，长袖善舞的岳潜斋便利用“内务府”的“司官”发了一笔大财。
原来清室逊位，虽由北洋政府与其订有“优待条件”，但岁费并不能如期如数发给，因此“内务府”便以典卖宫中珍物来应付庞大的开支。溥仪婚前，有一批古物向英商汇丰银行抵押了四十万银元，以后转入所谓“北四行”的大陆、盐业两行。岳潜斋复经由“内务府郎中”金某的奔走，将这批货款改由盐业独家承做。时当溥仪“大婚”，又做了一批二十万元的古物押款，总计本金为六十万元，但“内务府”从未付过利息，以致利上滚利，连本应偿之数已超过本金一倍有余。
这一来，“小朝廷”自更无力赎回了。于是在又一次转期届满后，盐业采取拒绝转期、没收抵押品的最后措施。清室派“太傅”陈宝琛向盐业交涉，说这批抵押品是历史文物，不能以一般的动产看待，应该妥为保存，不能以不还款为理由即可自由处置。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与北京分行经理岳潜斋商量后，决定维持原来的处理办法。
没收以后的这批古物，据张伯驹说，先由岳潜斋与吴鼎昌将其中精品的玉器与瓷器作价收购，但价格极低。玉器大部分是餐具，质地极细极薄，每件时价都需数千元。瓷器约计二千二百多件，仅是一对称为“东青瓶”的花瓶，古玩商估价即值二十万元。英国有名的中国古物收藏家，也就是从溥心畬处购得韩干《照夜白图》的戴维德爵士，他所收藏的瓷器，即从盐业银行购得。
民国十四年溥仪被逐出宫，故宫被接收并决定成立博物馆后，盐业银行深知古物押款问题必被追究。岳潜斋派人四处活动，暂得无事，但问题仍旧存在。以后是许了载涛若干好处，由他出具一张古物已经赎回的证明作为搪塞，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些内幕，张大千战前在北平便听人谈过。张大千如接受岳潜斋的邀宴，必定会使人联想到“敦煌盗宝”的传说。当时张大千自敦煌回成都，沿途须经五十二道关卡的检查，尽管有军政部所发的“各地关卡军警免验放行”的电令，但许多地方仍旧照查不误，亏得张大千确无“盗宝”之事，才能“过了一关又一关”。这是张大千平生最不愉快的一种经验，所以他决不愿与岳潜斋的名字连在一起，以免引起难以忍受的误会与麻烦。
抗战胜利后的那几年，张大千很得意，年年有画展，在上海、香港每一次展出，“复订”的红条子令一般画家艳羡不已。同时，他的作品被介绍到欧洲，参加联合国文教组织于巴黎现代美术博物馆的现代画展后，复被邀至伦敦、日内瓦、布拉格等地展出。张大千是真正具有国际地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