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汉说：“作为老朋友，你给我说实话，老头子这次主动要求去延安，这事能成么？”
林伯渠想了想说：“仲甫能否回延安工作，关键还在他自己，如果能彻底放弃某些成见，回到正确的路线上来，我想于民族、于社会、于共产党，都是十分有利的。”
罗汉说：“老头子与中央有过多次激烈的争论，我担心延安心存芥蒂，不让他回去。”
林伯渠说：“老兄用不着担心，仲甫曾经站在时代潮头，于精神和行动上都是一个著名的领袖。我们都知道，过去的许多是是非非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也不是哪一个人说了能算数的，完全用不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论，争也争不清楚，反而陡伤彼此感情。我希望他这一次仍能站在大时代的前列，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来冷静处理一切。”
罗汉说：“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看来我这次延安之行，不会白跑一趟了。”
深夜，西安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林伯渠在办公室里伏案草拟电文：
主席及中央诸同志：“陈独秀等已经出狱，今陈独秀私人代表罗汉经博古、剑英介绍来我处，并即日前往延安，谈及陈独秀等愿意前往延安，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等重大问题。弟意中央为集中整个力量着眼，可联合他们回党工作……”
门外一阵重重的脚步声响过，罗汉一头闯了进来，着急嚷道：“都说大西北缺雨严重，可我一到西安，这场大雨一下就是两天两夜。”
林白渠说：“这不正应了人不留客天留客这句老话么？两天两夜的大暴雨，山洪把西安到延安的好几段公路都冲垮了，一时半会难以通车，这么远的路，我总不能让你罗汉兄像当年你我北伐时一样，也来一个徒步行军吧。”
“这雨下得也真不是时候，老先生在南京肯定是心急如焚，我在你这里却是无所事事。”
林伯渠笑道：“你人虽没去延安，可事情却照样在进行。”从案头的文件堆里拿出一份电文，“延安的回电刚刚到，你就来了。”
罗汉惊喜地说：“延安这么快就回电了，他们怎么说？”
林伯渠说：“我早就对你说过，对于陈独秀态度的转变，中共中央肯定是欢迎的。这份电报，是由润之和闻天同志两人联名签署的，当然能代表中共中央的态度了。你听听，”林伯渠念起来，“我们不拒绝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正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陈独秀托派分子如能实现下列三条件时，我们亦愿意与之联合抗日：1。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2。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3。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罗汉大惊：“怎么会用‘陈独秀托派分子’这样的提法？老先生承认自己是反对党的领袖，但并非托派，他也从来没有赞同过上海那帮不知天高地厚的托派分子的政治主张。”
林伯渠说：“可不能否认的是，上海那帮托派分子无不打着陈独秀的旗号行事啊。”
罗汉说：“那是他们拉大旗做虎皮，借老先生的巨大威望以提振自己的声势。如果我带着这样的条件回南京，以老头子的倔脾气，肯定接受不了。”
林伯渠起身到书架上抽出一本刊物，翻开，摊放到罗汉面前：“你看看刚刚出版的党中央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的这篇时评，你把它送给陈独秀，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中央表示自己态度的另一种方式。”
罗汉拿起《解放》轻声念道：“当陈独秀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起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伍中来。”
林伯渠说：“罗汉兄，在这篇短文中，我们对陈独秀可是充满了尊敬和期待。我们同时也深切地希望陈独秀和彭述之等几位老同志，能拿出大革命家的气魄来，快刀斩乱麻地处理此事。”
罗汉却高兴不起来：“可是，这里面仍然有让陈独秀检讨政治错误的提法啊！眼下最关键的问题是，陈独秀并不认为他当初被开除出党是他的错误。至于责任在谁，他以为当前团结抗战乃最大的政治，不必耗费口舌精力去计较，留待历史去评说最好。”
林伯渠说：“既然他也明白抗战救国至高无上的道理，那么，为了团结抗战，为了重回党内，就算勉为其难，向中央做一个检讨，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吃五谷杂粮，谁能不犯错误？何况陈独秀也并没有资格把自己视为真理和正确路线的代表嘛？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受惨重失败，作为党的总书记，他难道就没有一点责任？让他陈独秀低低头，说两句软话，果真就比登天还难吗？”
难，确实难，要让陈独秀公开承认错误，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过去不仅在党内，就连在新文化和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也是运筹帷幄，发号施令，一言九鼎的总司令。他那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包括让莘莘学子和共产党人热血沸腾、顶礼膜拜的领袖地位，委实是由他长期革命实践的光荣历史而自然形成的。陈独秀就代表着公正、代表着正义，代表着真理，代表着前进的方向。他和李大钊、胡适、蔡元培、鲁迅等人引领着一个时代前进。在这群足堪伟大的精英身后，是浩浩****热血贲扬的忠实追随者。
所有人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而很难认识到他这样的先知先觉者，也有可能犯错误。而一旦这种错误的恶果已经形成，要想纠正则已为时甚晚。他是中国第一个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巨人。然而，巨人毕竟也不能与沿袭中国历史数千年的封建文化一刀两断。也正是因为这一原因，他在党内的“一言堂”作风与他率先呼唤的“民主”不仅相距甚远，甚而时有背离，这实在并非是他陈独秀个人的悲剧！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过去，我们把主要应当由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布哈林承担的责任，全都推到了陈独秀头上，这当然背离了实事求是的原则。但是，难道真如陈独秀本人从始至终坚持认为的那样，他就一点错误也没有？
陈独秀待人坦诚爽直，但脾气暴躁，素行不检。他言语犀利，好为断制，性狷急而固执。他平时和同志们辩论问题，动辄拍桌子、摔茶杯，过后即便觉得自己的态度动作的确是过火了，也绝不会当面向人道歉，而总是托人转告他的歉意。李达说陈独秀是“恶霸作风”，还说“这老家伙要有了权，一定先把人杀了，再对着死人认错”。
对党内同志如此，把天马行空，肆行无忌这一套用到与执政的国民党和高高在上的国际代表们打交道，又焉能不处处碰壁，头破血流？
出狱后面对组织的召唤与要求，陈独秀的态度是“回党固我所愿，唯书面检讨，碍难从命”。
在建党及大革命初期和中期，共产党能够蓬勃发展，获得巨大的胜利，作为一把手的陈独秀，足堪居功至伟。
到了大革命后期，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手握军权的蒋介石右派势力日益膨胀，国共联合摇摇欲坠，两党斗争愈演愈烈。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缺乏对复杂形势的明确判断，不善于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结果当蒋介石向共产党挥舞屠刀时，造成共产党措手不及，革命遭到失败就难以避免了。
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联合力量，尚处于幼年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加上共产国际及其代表虽然对中国大革命兴起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中国情况，在大革命关键时刻也作出了许多错误的指示；当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之际，陈独秀及其中央领导层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清、动摇不定，没有能够及时作出正确的决议和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导致共产党组织和人员遭受了重大损失，不可避免地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深夜的南京城里，一辆黑色小轿车驶进陈果夫官邸门厅前。
仆人打开车门，车上下来了陈独秀与潘兰珍。
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热情迎接。朱家骅、段锡鹏、胡适、张伯苓、高语罕等一帮陪客也跟在后面。
陈果夫招呼道：“仲甫兄，别来无恙啊？”
陈立夫也道：“早就想请仲甫过来叙叙了，只是冗事太多，直到今天才安排出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