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玉开心地笑了，谁知这一别，竟成永诀！
祖尧牺牲以后，婉玉曾与我通了若干次信，她在最后一封信中写道：‘君以英杰之姿，年轻有为，而乃以爱恋革命甚于爱恋吾，甘赴危境，致罹于难。悔恨当时吾未能决然要求君与吾离开北平，同赴广州，而今悔恨莫及，此生此世，何以自处？唯有抱恨终身，以泪洗面耳！’她那时真是悲痛到了极点。”
更为感人的是，谭祖尧牺牲不久，李婉玉因悲伤过度而精神失常，拒绝医治服药，时常怒目圆睁高呼：“我必杀张作霖，报此血海深仇！”
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她乘家人不注意独自离家出走，来到坐落在西城的顺承王府（张作霖在北平的官邸）旁的一条小胡同口，彻夜未归。第二天天亮后，她已经被冻死在雪地里。
装敛时，家人才发现她的腰间别着一把雪亮的匕首。
龚灿滨对我和孙敬轩回忆说，1938年8月上旬，时在国民党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的他因事回到了江津，那时的江津县长黄鹏基，是他北大同学。
两人见面后，黄鹏基对他说：“你刚回江津，可能不知道吧，陈独秀先生几天前寄居到江津来了，现住在四牌坊郭家公馆。我们在北大时陈独秀已经离开了，虽不曾听过他的课，但也属师生名分，理应尽地主之谊，一道去看望看望才是。”
龚灿滨一听，当然喜出望外，求之不得，立即与黄鹏基前往东门内四牌坊。
在郭家公馆的一幢西式楼房门前的偏屋里，黄、龚二人见到了这位令他们肃然起敬又颇感神秘的师长。
考虑到陈独秀这些年的经历，为不致引起他的反感，那一天龚灿滨特意换上了便装。从外表看，陈独秀不大像一位已近花甲的老人。紫黑的不大开阔的脸膛上，神情显得沉郁，也有点大人物通常有的矜持，只有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仿佛还蕴藏着《新青年》时代叱咤风云的活力。陈独秀留给黄鹏基和龚灿滨二人的第一印象是一位典型的中国传统型学者，而不像一位驰骋风云的政治活动家。
龚灿滨回忆说：“曹茂池是江津宝元通的老板、江津县商会的执事，他住的郭家公馆，在江津城里自然算得是相当好的房子了，有好大一片，就在东门内现在的县政府大门对面。不过，他提供给陈独秀夫妇住的是一间西屋，屋子不大，很闷热。我们进去后，注意到靠窗的书桌上，摆着几张《时事新报》、一叠原稿纸，一个大砚台、几册线装书，墙角有两个大藤箱，屋子里的东西显得很凌乱。”
见了陈独秀，两位未曾谋面的学生谦恭地自报了家门，并向先生表示了敬仰之意。陈独秀没料到在此落难之际，地方父母官居然是个北大人而且如此谦恭地前来拜望，自然十分地高兴。他客气地请他们坐下，潘兰珍也热情地替他们泡上茶。但在交谈中，陈独秀却显得沉郁寡言。
闲谈了一会儿，陈独秀无非是说一些客套话。龚灿滨沉不住气了，向陈独秀问道：“眼下到处乱糟糟的，中日之战，国军进展也不太顺利，请问先生对于当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
陈独秀诧异地看了他一眼，然后把脸缓缓地移向了窗外。龚灿滨陡然想到他眼下处境，也意识到自己冒昧了，显得有些尴尬。
一旁的黄鹏基知趣，马上将话题引开。“先生的宏文佳作，我是经常拜读的，不知近来又写点什么东西没有？”
陈独秀这才慢吞吞回道：“刚刚安顿下来，我就继续写我的《实庵字说》，因为《东方杂志》正在连载，断了可是不行。间或嘛，也给《时事新报》或别的报刊写点文章。”
说话间，一个白白胖胖的中年人走了进来，见县长在座，客气地打了个招呼，也在一旁坐下了。
陈独秀介绍道：“黄县长，这位邓仲纯先生，是我的同乡好老弟，一起在日本留过学，他是日本帝大学医的，回国后又与我同在北大共事，那时候我主持文科，他在内务部当佥事，两家在箭杆胡同又是近邻。现时仲纯避难江津，在贵码头开业行医，还望你这父母官，今后多多照顾哟。”
“好说，好说。”黄鹏基拱着手连连点头，“既然都是北大人，那就用不着见外，需要我尽力处，请邓先生不要客气就是了。”
这次拜访是礼节性的，并未深谈。
从郭家公馆出来，龚灿滨颇觉遗憾，感慨道：“要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身份，我真不敢相信这位冬烘先生似的老者，竟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黄鹏基说：“小小江津，如今已算是群贤毕至，哲人咸集。每来一个，我这个七品芝麻官都要屁颠屁颠地前去登门拜望。欧阳竞无，中国当今最有名的佛学大师，陈铭枢、熊十力均是他门下弟子。大学者梁启超、梁漱溟、汤用彤也向他求学问道。如今带领支那内学院迁到了东门外中山公园。和欧阳大师住在一起的高语罕，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总教官，后来又任国民党中央四川特派员、杨森20军党代表。在德感坝国立九中教书的何之瑜，也曾是共产党湖南省省委书记，高，何二人均是陈独秀最忠实的追随者，随陈独秀等签名发表81人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与陈独秀一起被共产党扫地出门的。”
龚灿滨说：“要不是因为日本人，这些名震华夏的大人物哪里会跑到江津来？”
黄鹏基说：“我还告诉你个秘密，国民党对这位已经成孤家寡人的前共产党领袖仍不放心，重庆方面还曾有人来调查陈独秀的行踪言谈。”
对此，陈独秀也很谨慎，除潜心著述外，有时也和潘兰珍一道去东门外的支那内学院，和同是避难来津的欧阳竞无、高语罕、前清进士欧阳竞无苏鸿怡等人摆摆龙门阵。陈独秀厌恶打麻将，并曾写过短文抨击这一国人陋习。但他的新夫人潘兰珍却极喜打牌。、高语罕、苏鸿怡的夫人都是她的牌友。
由于陈独秀名气太大，地方上层人士和各界名流都很景仰他，遇有重大宴会都邀请他参加。地点通常都是在城隍庙旁边的文昌宫，有时也在演川剧的新声剧场和当时城中最好的饭馆南华宫。陈独秀也并不拿架子，往往是一请便到。但他总是沉默寡言，在宴席上少与人谈，来了就吃，吃了就走。
1942年春天，鹤山坪上的杨庆馀突然跑到城里来找回到家乡刚出任国民党江津县党部书记不久的龚灿滨，说陈独秀应他之邀，已经住到他的祖宅石墙院去了，他请陈独秀帮忙整理他祖父的遗著，并作一篇序文。可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尚无消息，陈独秀最近又卧床不起，他不便催问，特来麻烦龚灿滨上山跑一趟，从旁催促一下。因为考虑到龚灿滨和陈独秀同是北大人，说话会方便一些。
龚灿滨回忆说：“杨庆馀和我是坐滑竿到离城30多里的鹤山坪上的石墙院去的，到时已是午后，饭后我独自去见陈独秀，去时陈独秀尚在午睡。我见着潘兰珍，说起四年前我和黄鹏基曾到‘郭家公馆’看望过陈先生的事。潘兰珍马上想起来了，所以待我很热情。潘兰珍告诉我，陈先生身体不好，前不久偏偏又被窃，小偷偷走了他的两个藤箱，没想里面装的全是书信、手稿，还有好友杨鹏升赠他的两方印鉴，一为“仲甫”，一为“独秀山民”，就一把火给他烧了，气得陈独秀要死，近来病也就愈发地重了。乡间的医疗条件太糟糕，只有邓仲纯每周上山一次，给他看看，但缺少药品，也不见好转。
龚灿滨关心地问及陈独秀的生活来源。潘兰珍说，陈先生在薛农山办的《时事新报》兼一个主笔的名义，每月报社寄来160块钱，北大同学会也有钱寄给他。此外，就靠给各地的报馆写点文章挣点稿费。但这两年陈先生心情不佳，身体也差，文章也就写得很少了。
龚灿滨正在外屋与潘兰珍说放话，陈独秀醒了，有气无力地在里屋发问：“兰珍，是谁来了？”
一听陈独秀醒了，龚灿滨赶紧站起来，随潘兰珍走了进去。
陈独秀躺在**，与上一次看见他时相比，人更瘦削，黝黑的脸膛也浮现出一些苍白，神态更憔悴，眼神也显得黯然无光了。
龚灿滨在床边坐下，先简单地探问了一下病情和在乡间的生活情况，然后委婉地把话题转到了整理杨鲁丞遗稿的进程上。
虽然杨庆馀没有随龚灿滨一同进屋，但陈独秀一听便猜到了龚灿滨的来意。他撑起身，从床头边的小柜上拿起两本书稿递给龚灿滨，一本是《群经大义》，一本是《杨氏卮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