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满腹幽愤地道：“你看看，这就是杨鲁丞六本遗稿中的两本。《群经大义》多是转述前人注疏的，创见远不及你们四川的廖季平；《杨氏卮林》评介诸子，则远逊于胡适之。拿这样的东西要我作序，我虽是食人之禄，当忠人之事，也下不了笔啊……不过，杨鲁丞在小学（语言文字学——笔者注）研究上，倒真是有些成就的。”
陈独秀的直言不讳倒弄得受人之托前来催促的龚灿滨不好再开口提及撰写序文之事了。
1938年8月3日，船抵江津县城通泰门码头，已近中午时分，赤日当顶，满天流火。
船靠囤船，陈独秀随着旅客走下跳板，灼人的阳光，刺激得他眯缝起双眼。
潘兰珍埋怨道：“不事先写封信，这下好，连个接船的人也没有。”
陈独秀豁达地说：“没人接船我们就问着去，江津这么小一座县城，还能打听不到他邓仲纯的‘延年医院’？”伸手叫脚夫，“呃，来两个‘棒棒’（脚夫）。”
两个脚夫赶紧上前，将两只大藤箱和一口小皮箱挑上。
陈独秀：“请问，你们知道邓仲纯，知道‘延年医院’在城里什么地方吗？”
一脚夫回话：“晓得，晓得，‘延年医院’开在四牌坊街口上，生意好得很。那邓医生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下江人’，都说他医术高明得很。”
邓独秀笑道：“对对对，就是他，把我们送到邓医生医院里就行了。”
陈独秀和潘兰珍在脚夫带领下，经七贤街进得城中大街，见城中商号满街，行人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
陈独秀说：“小小江津，没想还如此热闹啊？”
一脚夫说：“这热闹啊，都是你们这些下江人带来的，日本人往重庆城一丢炸弹，下江人像发洪水似的往我们这些小地方涌。下江人又有钱，生意当然就好做多了。”
陈独秀说：“人多，商机自然也就多嘛。”
脚夫说：“可物价也涨得快啊，其他的不说，单单这房价，打着滚往上翻，一年之中就涨了快两倍。满城的空闲房子，都被下江人住完了。”
另一脚夫说：“这街上的担担面去年卖三分一碗，今年都涨到八分了。”
一路走来，陈独秀终于看见了“延年医院的”匾额：“兰珍，看见了么？那就是了。”
陈独秀夫妇走进“延年医院”，见一身穿白大褂的年轻女子坐在柜台里。
陈独秀：“请问护士小姐，邓仲纯先生在家吗？”
“邓医生一早就到青草背出诊去了，离城有10来里地，恐怕晚上才能赶回来。请问，你是……”护士打量着陈独秀问。
陈独秀看了一眼潘兰珍：“来得不巧。”又扭头对护士道，“我叫陈独秀，是仲纯的老朋友，是他专程到重庆请我们来的。”
护士脸上掠上了一丝惊喜，显然，她对陈独秀这个名字并不陌生。
“是陈先生啊，我听邓医生多次说到你呢。请坐，你们快请坐。”护士立即忙着让座、打洗脸水、泡茶，然后笑嘻嘻看了看陈独秀说，“你们稍等片刻，我进里屋去向邓太太禀报一声。”说罢，沿着一条狭长的窄巷，向里屋走去。
陈独秀抹了把脸，顿时觉得凉爽多了。他瘫坐在长丝椅上，对潘兰珍道：“到底是年纪不饶人呐，就这么折腾一下，咋就觉得全身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潘兰珍付了力钱，还掏出陈独秀的烟卷，给了两个脚夫一人一支。
脚夫图这门洞里凉快一些，也不慌着走，就坐在门槛上抽烟、歇气。
孰料，女护士却一去不回……
潘兰珍坐在陈独秀旁边，一边和脚夫说着话，一边用手中的大蒲扇给陈独秀送去些风儿。时间久了，心绪也就有些不宁了，悄悄问丈夫：“邓先生不在家，他太太会不会……”
“呃，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和仲纯情同手足，邓太太是知道的，你不要担心。”话虽如此说，陈独秀心中仍掠上了一丝不安。不由移过眼，往里面屋子瞟了一眼。一条黝黑的窄巷，直通内院。里面，依然静得来犹如死水一潭。
陈独秀哪时里知道邓太太此时的心思？
1919年6月10日，陈独秀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刚刚印出，油墨未干，他便叫上新青年编辑高一涵和邓仲纯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去散发，结果被警探发现，陈独秀掩护高一涵和邓仲纯逃脱，他自己则落入了警探手中。
当天午夜时分。一群军警荷枪实弹，包转了北大箭杆胡同陈独秀家的小院。
两扇对开的木门被擂得“咚咚”响，门前矮小的一对石狮无奈地呲着大嘴，从梦中惊醒的高君曼战战兢兢地打开门，她这才知道，陈独秀出事了！
受到惊扰的邻居们都起来了，站在院外看着陈家的动静。围观的人群里，有王星拱、邓仲纯、程演生、高一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