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先生！如果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是正确的话，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兴起的企业家就是成也在‘势’，败也在‘势’。您说对吗？”
“对！”黄如论先生断然地说道。
“由此看来，您不单单是一位只会埋头苦干搞房地产的实干家，而且还是一位善辨政治风云的房地产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政治智慧和政治胆识帮着您赚了大钱。”
对此，黄如论先生微微地点了点头，遂又以调侃的口吻说道：
“柱子哥，你不是说过吗？聪明的商人一定要懂政治，但不能玩政治。”
“对！我想说的是，在玩与不玩政治的问题上，吕不韦、范戴这两位商圣都不足为师。”
黄如论先生沉思片时，遂赞同地点了点头。
当我获悉黄如论先生挥师北指去北京发展房地产业的同时，我就很自然地想起当年毛泽东告别西柏坡率领党中央挺进北平的往事。那时，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已经完成了带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三大战役，蒋家大厦的倾覆只是朝夕之事了。可是，毛泽东依然忐忑不安地向共产党人提出进京赶考说，会不会考不及格？会不会做当代的李自成？等等。为此，我也曾向黄如论先生发出这样的提问：
“那时，您的同事、部属同意挥师北上吗？”
“不同意！再说得具体些，绝大多数的同事、部属都坚决反对去北京。”
“那您为什么还力排众议决定北上呢？”
“第一，我曾对你讲过，我认为在福州的发展，已经到了阶段性的顶峰，再发展就有局限了，要发展就要到外面去；第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我认为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当然，董事会开会的时候，很多人反对，认为北京井深水大，问题复杂，以不去为好。”“那您为什么还执意要去北京创业呢？当时去其他的省市发展不少些风险吗？”
“把话说白了，我经过反复计算以后，同时又想到在福州、南昌两个省会干了七八年，我的欲望不能局限在省会城市里，一定要去北京发展。说得好一点，是人往高处走；说得白一些，就是我的欲望使然。”
这就是绝不甘寂寞且想做大事的黄如论先生！
接着，黄如论先生十分自信地指出：世上无难事，就怕有心人。别人在北京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前提是，我不仅有了七八年房地产开发的经验和积累，而且在这期间还学习了《易经》、佛家和儒家的学问，对世间万物的看法有了新的认识。最后，他伸出四个手指头说道：
“最为重要的是，我至少可以带着4个亿的现金去北京搞房地产开发。”
“4个亿”我愕然一怔，脱口而出。
“对！当年，我带着3000万人民币回福州创业，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今天，我要带着4个亿闯北京，一定要在京城搞出点名堂来。”
“您就这样率部北上了？”
“不！不是”黄如论先生边笑边摇着头连声说道。
“这又是为什么呢？”
“为了确保在北京的投资胜算在握，我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
我猛然一听，感到有点新鲜；再仔细一想，又在情理之中。这证明黄如论先生还有着胆大心细的另外一面。
由于我与黄如论先生都是贫寒的农家子弟，所以他说罢“只身北上，在北京搞了8个月的调査研究”以后，我就禁不住地想起50年前只身来北京读书的往事。
1958年夏天，我如愿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是年9月初，我告别了生养我的故乡，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怀着难以抑制的喜悦登上北去的客车，一路上听着《社会主义好》、《大跃进的歌声震山河》等歌声，不知不觉地到了北京。当我走出前门火车站以后，映人我眼帘的是熙熙攘攘、接踵擦肩的人海。或许是中央音乐学院刚刚从天津迁到北京，没人知道准确的校址在什么地方；也或许是我一身农村孩子的打扮，和中央音乐学院挂不起钩来，几乎所有的路人对我打听校址先是漠然一笑，继之又说声‘‘不知道！”转身就离去了。谢天谢地，我从清晨问到中午，终于背着用蓝包袱皮包的各类书籍走进了中央音乐学院。可以想见，我这个来自农村的穷学生，又一定会在这所贵族学校中闹出不少的笑话。但是，令我至今难以忘怀的，是各种冷眼相视的面孔，还有那不同的讥笑声。这时，生性刚强的我没有资本回以眼色，只好默默地说着这样一句话：
“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时下，黄如论先生就要进京赶考了！虽说他现在已经是腰缠亿万的房地产商，可他的着装和气质依然是那样平朴，丝毫与富甲一方的商贾联系不起来。另外，我久居北京，深知这座天子脚下的古城，不仅留有八旗子弟的遗风，而且重官轻商的观念还深深刻在一些人的心中。因此，无论是赶考的秀才，还是升官发财的政客和商贾，只要他们一进京城，都会生出见人矮三分的感觉。为此，我很想知道黄如论先生走进北京时的样子和心态。
但是，我碍于所谓的面子，没有直言询问黄如论先生。
事有凑巧，我在采访一位当事人的时候，他却不经意地满足了我这一’好奇心。
这位先生姓蔡，时任福州驻京办事处主任，中等身材，办事干练，再加上他那慈眉善目、未语先笑的形象，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训练有素、善于交际的同志。自然，也应是一个称职的驻京办事处主任。
时下北京的官场、商海无人不晓，各地驻京办事处有大小之分，穷富之别，可他们都有相同的两大功能：一是接待家乡来京办事的有关人士，再是利用具有地方特色的“糖衣炮弹”打通京城各种关节，为家乡的官员、商人以及老百姓谋取完全不同的福利。因此，黄如论先生只身进京考察商机，自应求助于福州驻京办事处。
据这位蔡先生说，黄如论先生进京之后下榻昆仑饭店，他穿着一身极其普通的休闲服装，如果再加上他那一脸的沧桑，就像是一位进京赶考的穷秀才住进了大观园，与身着西装革履的中外人士显得是那样的格格不入。或许是出于财大气粗的原因，他走起路来目不斜视，疾步如风，从不侧目那些冷眼旁观的路人；就说他设宴请客吧，更是随意、平常，绝无刻意的铺张和浪费。简而言之，不了解底细的人，一定会认为黄如论先生是一位土包子式的乡镇企业家，绝对无人相信他是一位身价亿万的房地产商。对此，这位蔡先生十分感慨地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啊，黄先生是如此低调的人！”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古老的北京也渐渐地躁动起来。那时，五星级饭店人满为患，饭桌上摆着所谓法式、俄式等国的大餐，也就是在这种灯红酒绿的包间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了各种签约，有的甚至还拿到了各类批件。当时，有人就曾公开地发过这样的牢骚：“北京改革开放的速度比深圳慢好几拍，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贪官污吏却出了不少。”虽说时光流逝了十年，但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有这样一句流行语：
“北京的改革停在嘴上，深圳的开放表现在行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