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掉陈皇后和汪兆龄后，四王爷随即联合颁发布告：
一、陈述杀死陈皇后、汪丞相之理由，列举陈、汪的诸多罪责；
二、表示与清军不共戴天；
三、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
四、严格管理军队，今后不交战不得杀人，并严禁扰民；
五、孙可旺、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各复本姓。以孙可旺为首，四王子共同统率大西军。
饶有深意的是，大西军最高领导班子的“班长”孙可旺，不单改回了祖宗传下的姓氏，还把末尾兴旺的“旺”字，改成了希望的“望”。也许在他的心里，“旺”仅仅表达了一家一户发家致富的梦想，而“望”，才能寄托他达济天下、青史留名的理想！
而且，李定国等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在各地民众中，都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重归明廷，一致抗清的政治理念，已经不知不觉在大西军上下滋生萌发。布告中的第三条，“愿意与放弃敌视大西军态度的南明军队合作”，就是他们在政治理念上迈出的石破天惊的一步。
不过，能够在布告中形成这样的文字，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张献忠死后，大西军看似由孙可望挂帅，实际上形成了以孙可望和李定国为共同核心，刘文秀、艾能奇两位王爷，以及白文选、冯双礼、王尚礼、王复臣、王自奇、狄三品、窦民望等十几位都督大将参与的最高领导班子。
由于孙可望并未形成大权独揽，一言九鼎的地位，所以遇上重大事情，必须拿到这个班子集体商议，这就多少有了一点民主的意味。
的惨败已经使李定国感到必须改变反明路线。他认为闯、献辛苦二十年，结果却让清妖坐享渔人之利，应当吸取这一沉痛教训。主张要以“恢复中原”为目的，“严辨华夷之界”，只有联合坚持抗清的南明永历朝廷，“诚心辅佐”明皇，“恢复旧京，廓清海内”，将来不仅诸位将领“竹帛之垂名可图也”，大西军也才会有光明的前途。
在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的会议上，孙可望主张把部队开到广西，再到广东岭南一带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可以就近转入南海。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
在大西军重要将领中，论其威望和能力，“平东将军孙可望最枭，安西将军李定国次之，而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又次之”。张献忠死后，“可望势张，常走使（使唤、差遣）三将军”，逐渐产生大权独揽的欲望。而“四将军率自为王，不相上下”。
这样一来，大西军的领导核心，就分裂成为以孙可望为首，和以李定国为首的两派。
遗憾的是，在“联明抗清”这一涉及大西军今后的重要方针路线问题上，孙可望的看法却与李定国不同。
针对孙可望的犹豫不定，李定国在会上大声疾呼：“当前清军大举进攻，李闯死在九宫山，父王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刘文秀、艾能奇、白文选、王复臣、窦民望、王应龙等大西军重要将领高官对李定国的主张“极表赞同”，而孙可望“不听，且疑定国有异心”。他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王于滇、黔、楚、蜀，主张把队伍拉到广东岭南一代，若有危机，可以出海，故而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孙可望当然也非孤家寡人，坚定地站在他这一边的有冯双礼、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高文贵、关有才、张虎等将领。
李定国痛呼：“亡命南海定是死路一条，你要有本事就自己去，不要拉上我等弟兄垫背。你若一意孤行，那我还不如就死在这里！”话音方落，定国果真拔出宝剑自刎，鲜血如红绸般凌空飞舞。
支持定国的众将一见，慌忙夺下宝剑，撕破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起跪地高呼：“吾辈唯安西王所命。”
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被迫见风使舵改变态度，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内心却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大西军愿意与南明合作，当然与张献忠的临终遗言是完全合拍的。所以这个大大的弯，对大西军来说，转得并不困难。难的反倒是苟延残喘的南明朝廷，同意万万不可；拒之门外，后果则更不可想象。
二月初，经过在遵义进行的整军，已初步具备政治理想，获得钢铁军纪，因而有了脱胎换骨改变的大西军，以焕然一新的军容军貌，进入贵州境内，踏上了进军贵阳的征途。
一路上，大西军严格执行群众路线，不擅入百姓房屋、不践踏百姓庄稼、不拿百姓一针一线，公买公卖，所过之地民皆安堵，全军形象得到了极大改观！
1647年（大西大顺四年）2月12日，大西军一举攻占了贵州省省会贵阳，并在惠水县（笔者注：时名定番州）抓获了刚刚逃到这里的贵州布政使曾益等南明官员，并将其处死，使贵州全省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紧接着四位王爷各率本部，迅速攻城略地，飞速扩展地盘。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大西军雷霆万筠的攻势下，“无数名城萧萧下，不尽降将滚滚来”，在烽火遍地的神州大地，大西军以贵阳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小小的袖珍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