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前面已说过，知进而不知退，是孙可望性格上的主要缺点，在做了多年国主之后，要他重新退回到臣子的行列中，甚至居于李定国之下，在他看来，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奇耻大辱。
而就在这时候，永历皇帝派人把他和将领们的家眷，全部“完好无缺”地给送到了贵阳。
这样一来，他暂时就更找不出理由兵发昆明了。
平心而论，孙可望在接掌大西军领导权之后，仅三数年时间便把云贵等地的军政事务治理得井井有条，同时更根据形势变化，最终赞同支持大西军联明抗清的战略大计，是明清易代之际出类拔萃的领袖级人物之一。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也有着太过明显的弱点。
其一是胸襟太窄，缺乏应有的格局与气度。而这对一个意在天下的政治家来说，往往是致命的缺点。永历皇帝虽因手中无兵权，处处显得软弱无能，然而在正统观念深入人心的当时，却是南明抗清力量拥戴的精神象征。孙可望作为南明国政的实际负责人，若能推诚拥戴永历，必能得到更多人的信服和支持。然而孙可望计不出此，凡跟永历关系稍微亲密之人，他必认为是故意和自己唱反调，最后硬生生将所有人都赶到了自己对立面去，弄得众叛亲离。
第二个毛病是孙可望缺乏政治家必要的弹性，能伸而不能屈。试看以狡诈著称的高欢，在晋阳关起门来作威作福，可见了北魏皇帝还是执礼甚恭，甚至屁颠屁颠地跟在皇帝后面提宫灯，也不过就是刻意笼络人心，消除大家对于他这个权臣的憎恶感。
而孙可望器小易盈，在初试锋芒后便迫不及待地要自登“九五”，尝一尝为人主的滋味，而且绝不肯退让半步。
所谓过刚者易折，正是对孙可望最好的注解。
就在孙可望一度打算与永历帝“和平共处、长期共存”的时候，一封密信，促使他作出了重大改变，也彻底地把他送上了起兵造反的不归路。
写密信之人，就是对孙可望忠心耿耿的王自奇。
原来，李定国见时间已经过去一年，孙可望并未对云南采取行动，于是放心大胆地组成一支征讨军，由刘文秀率领向四川进军，并陆续收复了川南昭觉、盐源、喜德、越西、西昌一大片地区。
王自奇告诉孙可望：“云南兵力空虚，李定国孤军易擒”，并表示自己将回楚雄整顿本部兵马以做内应。
早已按捺不住的孙可望抓住这一天赐良机立即行动起来。他一面在贵阳大规模地封侯拜将以鼓舞士气，一面集结兵力悍然准备以武力来解决他和李定国之间的问题。
可望差通政司朱运久入滇，联络旧部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等为内应，积极作攻滇准备。
如此一来，不管不顾，缺乏大局观的孙可望便公开地和李定国撕破了脸。
但是，此时和李定国站在一起的，还有老百姓无不认可的永历皇帝。孙可望此举，便无异于逆天，必然会失道寡助了。
孙可望仗着兵多将广一意孤行，他将当初他不手段弄来的大明“秦王”金冠弃之如敝履，一边以“国主”的名义封马进忠为嘉定王，封冯双礼为兴安王，其余凡是随他造反的将领，皆有封赏。
当然，他也没有忘记给自己的造反行动涂抹上一层正义的色彩。他援引大明祖制“朝内有奸臣，外藩可起兵除之”的规定，庄严宣布自己即将发起的军事行动是“奉天靖难，诛灭奸贼”。
他抽调总数超过14万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庞大的讨逆军日夜操练，贵阳城里，杀气沸天。
急需用人之际，连曾经被他暴打了一顿，过了一段“众鸟高飞尽，孤云独自闲”恬淡生活的白文选，也被他重新起用，日夜替他操练兵马。
感觉到此次兵发云南稳操胜券的孙可望，还特地找人打制了300副铁枷，在出征前的誓师大会上孙可望指着一大堆铁枷，放出狠话：“破滇之日，用以囚永历并李定国、刘文秀诸文武解黔耳！”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一次，老天爷站在了李定国一边。
孙可望谋犯云南，人心多不为他所用。
当时，明朝的四川巡按钱邦芑被软禁在贵阳大兴寺中，得知孙可望厉兵秣马准备进攻云南，心急如焚。
他深夜冒险找到白文选，让他为国出力。
白文选为难地回答德高望隆的钱老：“我本人决不负朝廷，但只身一人，绝难成事！”
钱邦芑说：“孙可望属下的马宝、马进忠、马惟兴三人，对朝廷忠心耿耿。可望如果犯阙，一定会选用你为将，到时候，他们三人定会帮你。”
听此言白文选心中稍安，在钱邦芑的安排下，很快秘密与三马相见，相约共同扶国。
紧接着，三将军从容请求孙可望将兵权交还白文选，可望正悉无人可用，欣然从之。
1657年（永历十一年）8月1日，孙可望在贵阳誓师发兵。他以白文选为征逆大将军，以马宝为先锋。马进忠、马惟兴、张虎各率本部随军，命冯双礼守黔；孙可望御驾亲征，率兵14万大军直向云南杀来。
十几天后，孙可望大军渡过盘江，已经在和平环境中安然度过了九年多的云南，再一次在战争野兽的嘶吼声中战栗。
战火即开，被迫应战的永历皇帝，下诏“特加晋王得专征伐，赐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印，已经率部从四川风雨兼程赶回的蜀王作副招讨”，并速调云南、四川之兵平叛！
面对孙可望杀气腾腾向着昆明杀来，虽敌众我寡，李定国也决计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