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客户’的信息，你知道多少？”“不多。”吴振海摇头，“网络采用‘盲对接’模式。我只知道客户的代号和需求，不知道真实身份。付款通过多层离岸账户，最终到我手里时己经很难追溯源头。交货有时是面对面，有时是通过死信箱，有时是快递到指定地点。”“有没有例外？”吴振海犹豫了一下：“有一个人，我知道他的身份。”“谁？”“刘副厅长。”吴振海说，“不是通过正常渠道知道的，是一次意外。三年前，我按指令送一件明代青花瓷瓶到云栖苑那栋别墅。去的时候，正好看到刘副厅长的车离开。后来我查了车牌，才知道是他。从那时起，我就留了心，慢慢确认了。”“为什么特别关注他？”
“因为他分管外贸和开发区审批，权力很大。而且……”吴振海顿了顿，“他太贪了。别的客户通常一年做一两单，他几乎每个月都有需求。从古董到珠宝，从现金到境外账户，什么都收。我经手的交易里，有三分之一和他有关。”“冯青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她是联络人和保管人。”吴振海说，“刘副厅长很谨慎，从不首接接触。所有指令通过冯青传达，所有物品先交到冯青手里。她那个私立医院的行政主任职位也是安排的，实际上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处理这些‘家务事’。”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吴振海配合得出乎意料，不仅交代了自己经手的所有交易，还提供了详细的记录——这正是老宅墙洞里那些U盘的内容。
凌晨两点，第一次审讯暂告段落。吴振海被带往休息室，有专人看护。林组长、董哥、我以及工作组众人在会议室汇总情况。“他的配合度很高，但太顺了，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董哥提出疑虑。“他有自己的算盘。”我从审讯谈话笔录的内容分析道，“从他在医院给姐姐留信，到老宅藏证据，再到机场被拦截时的平静，都说明他早就做好了被捕的准备。他在为自己留后路。”“什么样的后路？”“至少三条。”我把自己分析的结论一一举例说明，“第一，用这些证据换取宽大处理，争取轻判；第二，用这些证据作为威慑，防止网络里的人对他或他姐姐灭口；第三……”我想了想，“他可能在等某个时机，用这些证据交换更重要的东西。”
林组长赞同我的分析：“吴振海这种老江湖，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老宅墙洞里的证据是给我们看的，可能还有另一份，是他真正保命的底牌。”“会是关于‘Q先生’的吗？”老吴问。“很可能。”我再次调出审讯谈话笔录，“你们注意到没有，他交代了徐望山、刘副厅长、赵守成等十几个人，但提到‘Q先生’时，只说‘听说有这么个人，但从没接触过’。这和他之前在医院留给姐姐的信里说的‘退休的老领导’有出入。”“他在刻意淡化‘Q先生’的重要性？”董哥皱眉。“或者是保护。”赵姐从跨境调查的角度提出，“如果‘Q先生’的能量真的那么大，吴振海可能不敢说，或者说了也没用——没有证据，动不了那种级别的人。”
“那就找证据。”林组长斩钉截铁，“吴振海交代的交易记录里，肯定有蛛丝马迹。这么大的网络，这么长时间，不可能完全没有‘Q先生’的痕迹。夏觉非，你的模型准备好接收新数据了吗？”“随时可以。”我确定的点头，“安永老宅的U盘数据己经导入，加上吴振海的口供，模型正在重新计算关键节点和关联路径。预计两小时后会有新的分析结果。”“好。大家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天亮后继续。”回到数据分析中心，三个大屏幕上，数据流如瀑布般倾泻。代表吴振海、刘副厅长、冯青、赵守成等人的节点在屏幕上闪烁，彼此之间延伸出密密麻麻的连线——资金流、货物流、信息流、关系流。
我又编写了几个新的算法，专门用于在海量交易记录中寻找异常模式：那些没有明确商业逻辑的大额资金转移；那些价格严重偏离市场价值的艺术品交易；那些发生在关键人事变动或项目审批前后的特殊“礼物”；那些通过复杂路径最终汇入境外特定账户的资金……模型运行着，发出低沉的嗡鸣声。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父亲笔记中的片段，沈培元杂记中的文字，老师无意中提到的话语，还有这几个月来亲眼所见、亲手分析的一切。腐败如同癌细胞，会转移，会变异，会伪装成正常组织。但它总有一些特征：不受控制的增殖、对营养和利益的贪婪掠夺、破坏正常组织制度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