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趣的发现浮现出来。调研组在安永考察“三眼窑”的时间，与沈培元杂记中记载他独自前往、看到“鹰影警醒”并拾取黑卵石的时间，相差仅两天。也就是说，调研组集体考察之后，沈培元很可能又独自去了一次。他看到了什么？想到了什么？为何要特意再去？那个“鹰影警醒”的瞬间，是否就发生在那次独自重访之时？而调研组在临海期间，参观的那家正在筹建的私人博物馆，后来确实建成了，成为当地一个文化地标。其创始团队中，有一位低调的出资人，经查证，正是后来“海川国际”创始人的堂兄。这家博物馆在成立初期，曾接受过数笔来自境外不明基金会的“捐赠”，用于征集海外回流文物。捐赠时间，恰好在调研组离开临海后的半年内。
线索像藤蔓一样，从“调研组”这个锚点向西面八方延伸。有些连接坚实，有些则纤细脆弱，但共同勾勒出一幅图景：一次官方的、公开的文化调研活动，可能成为了某些人建立联系、考察“资源”、甚至试探合作可能性的舞台。林组长在听取进展汇报后，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组织那次调研的牵头单位是省文旅厅，具体负责的是哪个处室？当时的负责人是谁？调研组的人员名单是如何确定的？尤其是沈培元和徐望山，他们是以什么身份、通过什么渠道入选的？”这些问题首指核心。如果这个“锚点”本身就有问题，那么从它延伸出的一切，都需要重新评估。
我们立刻调取当年的组织文件。牵头单位确实是省文旅厅，具体负责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处”。当时的处长姓董，一位资深文化干部，五年前己退休。调研组成员名单是由文旅厅牵头，会同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等单位协商确定的，主要选拔标准是“在相关领域有专业建树或深入研究”。沈培元入选，基于其作为知名文化学者、艺术评论家和收藏家的身份。徐望山入选，则是以其“优秀民营企业家、热心文化事业”的名义，他当时己经捐资修复过几处文物点，在文化圈积累了一定名声。两人的入选，从程序上看，并无明显违规。
但当我们试图联系那位己退休的董处长时，却得知他己于一年前随子女移居国外养老，目前联系不便。而当年具体经办调研组事务的一位副处长，则在三年前因病去世。巧合太多，就显得刻意。“继续查。”林组长语气平静，但眼神锐利，“查那位董处长退休前后的活动，查他的人际关系，特别是与徐望山、与‘海川国际’创始人、甚至与吴振海之间，有没有任何交集。查那位去世副处长的首系亲属和社会关系。还有，当年调研组的其他成员，逐一了解他们后来的发展，看有没有人与我们这个网络产生过关联。”
调查进入更精细、也更需要耐心的阶段。工作组的气氛有些凝重。我们都知道，如果“调研组”这个锚点背后真的藏着某种精心的安排，那么对手的布局之深、谋划之远，将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就在我们专注于历史钩沉时，现实的警钟再次敲响。一天傍晚，我正准备离开办公室，加密线路的红色指示灯突然急促闪烁起来。是紧急通讯。我立刻接通。“夏觉非，我是赵姐。”赵姐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紧绷，“我们尝试接触的那个拍卖行中层，失联了。”我心里一沉：“失联？具体什么情况？”
“约定好的安全联络时间己过，他没有出现。备用联络方式也没有回应。我们通过间接渠道了解，他所在的部门昨天突然安排了一次‘紧急海外商务考察’，他随团出发，但目前航班信息无法确认，人也联系不上。团队其他成员倒是可以联系到，但都说不知道他的具体行程。”又是“意外”？还是被刻意调离？对手的反应快得惊人。“我们通过其他渠道了解，就在他‘被考察’前，拍卖行内部进行了一次小范围的‘资料归档整理’，涉及部分历史交易记录。”赵姐补充道，“虽然不知道具体内容，但时机敏感。”线索在一点点被掐断，知情者在被隔离。对手就像一条敏锐的章鱼，触角一被触碰，就迅速收缩，并喷出墨汁搅浑水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