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我模型里关于“开采权审批”压力测试的模拟结果也出来了。结果显示，如果这个环节被突破，压力会沿着几条主要路径传导：一是“东山港湾建设”本身，其经营合法性受质疑，资金链可能紧张；二是通过它流向那几家领导亲属关联公司的“高价石材采购”链条，可能因调查而中断或暴露；三是“海川国际”的贸易公司，可能面临合同纠纷和业务审查；西是最隐晦的——模型推演，在压力达到一定程度时，网络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概率会启动“隔离程序”，即切断或淡化与“东山港湾建设”及首接责任人的明面联系，甚至可能弃卒保车。
“隔离程序……”林组长看着模拟报告，若有所思，“这需要高效的内部通讯和执行力。谁会下达这样的指令？又是通过什么渠道传递和执行？”“Q先生。”我几乎是脱口而出。模型显示，在模拟的危机场景中，“Q先生”节点的“活动频率”和“关联权重”在短时间内急剧升高，然后随着“隔离程序”完成又迅速下降，呈现出典型的“危机干预”特征。“如果真是他，那么他对这个网络的掌控力，就不仅仅是‘顾问’级别了。”老吴沉吟道，“更像是一个隐藏在幕后的‘调度者’或‘安全主管’。”赵姐从她的跨境视角补充：“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吴振海真的是连接艺术品和资源两个领域的掮客，那么他经手的‘生意’，很可能不仅限于国内。雅集斋涉及海外文物，石材贸易也可能有进出口。他会不会也是某种跨境洗钱或利益交换的‘摆渡人’？”
这个猜测让房间里的空气又凝重了几分。一个横跨文化、资源、金融、跨境等多个领域的掮客网络，其复杂性和危害性，远超单一领域的腐败。正当我们梳理这些纷乱的线索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插曲发生了。周五晚上，我接到周瑾的电话。她语气有些兴奋，又带着点神秘：“觉非，你猜我今天整理档案看到什么了？”“什么？”我配合地问，心里却想着工作组的事。“十年前，省里搞过一次全省范围的‘历史文化资源普查与保护现状调研’，当时从各市抽调了不少人，成立了好几个调研组。我翻到当年第三调研组的成员名单和部分工作笔记复印件，你猜我在里面看到了谁的名字？”
“谁？”
“沈培元！还有……徐望山！”周瑾压低了声音，“他们当时都在第三调研组，负责考察安永、临海等几个市的古窑址、传统工艺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沈培元？徐望山？一起参加省里的文化资源调研？时间大约是十年前，也就是沈培元记录中与徐望山交往尚算“正常”的时期，也远在“清源茶业”会面、“鹰视之契”出现之前。“他们那个调研组，主要去了哪里？做了什么？”我追问。“笔记不是很全，但提到去了安永的几处古窑址，包括一个叫‘三眼窑’的地方，做了测绘和资料收集。还去了临海，考察沿海地区的传统海贸文化和近代港口遗迹。”周瑾顿了顿，“有意思的是，笔记里提到，调研组在安永期间，曾邀请当地文化界人士座谈，名单里有个叫‘吴振海’的人，身份是‘地方收藏爱好者、古玩鉴赏人士’。”
我的呼吸一滞。吴振海！十年前，他就己经以“收藏爱好者”的身份，出现在有沈培元和徐望山参与的省级调研组座谈会上！这不是巧合。这绝不是巧合。十年前的文化调研，沈培元、徐望山、吴振海同场出现。十年间，沈培元与徐望山从合作到疏远到留下罪证；徐望山构建起庞大的商业腐败网络；吴振海则从“收藏爱好者”变成了游走于艺术品和资源领域的隐秘掮客，名字出现在相隔千里的不同腐败线索中！这条时间线，隐隐勾勒出某些人关系网的起源和演变。那个“三眼窑”，正是沈培元杂记中记录“鹰影警醒”的地方，是他对徐望山产生最初怀疑的起点。而吴振海，很可能早在那个时候，就己经进入了这个圈子。
我谢过周瑾，叮嘱她这个发现暂时不要对其他人讲。挂断电话，我独自在宿舍里坐了许久。月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下冰冷的方格。我感到一阵寒意，不是来自天气，而是来自那种跨越时间的、深谋远虑的算计。如果吴振海真的是从那个时期就开始活跃的掮客，那么他服务的，可能不仅仅是后来的“海川国际”网络，甚至可能包括更早的、以徐望山为核心的那个网络。那么，“渠清”二字，会不会是那个更早网络中的某种身份标识或联络暗号？沈培元记下它，是因为他意识到了什么？而“Q先生”，与这一切又是什么关系？他是吴振海的上线？是那个更早网络的遗留人物？还是独立于两者之外，但为不同时期的腐败网络提供“安全服务”的超级掮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