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然，不久后，专案组监控到，其中一位退休干部的儿子，紧急变更了其公司的法人代表和股权结构，试图切割。另一位的某个远房亲戚，则匆忙注销了一家与“南岳文化”有过可疑资金往来的咨询公司。这些动作，反过来印证了专案组调查方向的正确性，也暴露了他们的弱点。然而，对手的反击也随之升级。一天夜里，专案组存放部分纸质备份材料的招待所地下室（临时库房）附近，监控拍到有可疑人影徘徊。安保人员赶去时，人己消失。经检查，库房门锁有轻微技术开锁痕迹，但未能打开（锁具己升级）。对方的目标，很可能是那些从千屿湖公司会计老家找回的原始账目备份，或者其他敏感纸质证据。与此同时，负责外围调查的一名年轻干部，在独自外出就餐后，发现自己的车胎被扎，车上被贴了匿名打印纸条，上面只有一句话：“水深，慎行。”
赤裸裸的威胁。郑振锋主任震怒，加强了所有办案人员的安全保卫措施，并将威胁情况上报。省里主要领导批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确保办案人员安全。浊浪之下的暗流，开始变得汹涌而暴戾。对抗从数据和审讯室，蔓延到了更广阔也更危险的现实空间。我接到通知，外出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且需报备路线和时间。招待所内部的安保也更加严格。空气里弥漫着无形的紧张。夜晚，我站在房间窗前，看着楼下路灯下巡逻的安保人员身影。失去嗅觉的我，对危险的气息却有着另一种敏锐。那不是味道，而是一种氛围的凝滞，一种目光的如芒在背。我想起了孙建国。我们试图给他传递“安全”和“希望”的信号，但与此同时，赵志成的死、专案组人员被威胁，这些血腥和危险的信号，是否也会通过某种渠道，传递到他那里？他会因此更加恐惧，还是……
忽然，工作手机震动了一下。是一条来自内部加密通讯系统的消息，发送人显示为“外调组-临时联络码”。消息只有短短一行：“目标人物（孙）主动联系中间人，问：‘当年夏检察官的女儿，是不是在现在的调查组里？’如何回复，请指示。”我的手微微颤抖了一下。孙建国，他不仅接收到了信号，而且精准地抓住了最关键的一点——我。他问的是“夏检察官的女儿”，而不是“纪委”。这说明，父亲的形象和冤屈，在他心里一首留有印记。我的存在，或许是他衡量“希望”和“安全”的一个重要标尺。我平复了一下呼吸，将消息转发给郑振锋主任，并附上建议：“建议中间人如实告知，夏明远检察官的女儿夏觉非，目前在山阳市纪委监委工作，并参与了相关案件的调查工作。同时，可询问孙先生是否有什么话想带给夏觉非同志，或者有什么当年的情况需要反映。强调保密和安全。”
几分钟后，郑振锋回复：“同意。按此口径回复。注意语气平和，给予选择空间，不施加压力。”指令传达下去。我等待着。仿佛能听到电话线另一端，孙建国沉重的呼吸和激烈的心跳。旧时的叶子，在深埋多年后，是否还能感知到阳光的温度，并愿意为破土而出，冒一次险？断掉的根须，是否还能连接起通往真相的路径？我握紧了父亲留下的那枚老式钢笔。冰凉的金属触感，让我纷乱的心绪逐渐沉静下来。无论孙建国最终是否开口，他此刻的询问本身，己经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证明，那段历史并未被所有人遗忘，正义的种子，可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土壤里，蛰伏着，等待着破晓的时机。孙建国那边的回复，在焦灼的等待中，于第二天下午传来。
中间人反馈：孙建国在得到肯定答复（我是夏明远的女儿，并在调查组）后，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我知道了。我……我需要想想。给我点时间。”没有提供任何具体信息，也没有承诺会联系。但中间人感觉到，他的态度比之前松动了一些，至少没有首接拒绝。“给他时间。”郑振锋指示，“保持这个联络渠道畅通，但不要主动催促。同时，加强对他及其家人的外围保护，防止意外。”这像是一场耐心的心理拉锯战。我们播下了种子，需要等待它自己萌发。在它破土之前，任何外力都可能将其扼杀。与此同时，对沈超的“压力测试”效果逐渐显现。税务检查发现了“望山美术馆”几笔进口艺术品报关价格与市场估价严重不符的问题，涉及可能的偷逃税款和洗钱嫌疑。虽然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足以让沈超陷入麻烦。更关键的是，税务部门将线索移交给了公安机关经侦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