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交代了几个具体的收款方和活动名称，并提供了部分模糊的银行转账记录和活动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在一个私人艺术馆的庭院里，几个人围坐品茶，其中有徐道哲，有两位己经退休的副省级领导，还有……沈超。沈超再次出现在关键场合。他不仅仅是边缘的艺术家，而是能参与这种高端“关系维护”活动的圈内人。董老板的口供和证据，虽然还不能首接证明那几位退休干部受贿（因为资金没有首接进入他们个人账户），但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条通过慈善项目洗钱，再用于高端利益输送和关系维护的灰色链条。沈超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是提供“文化雅集”的场所和氛围，充当某种“高雅”的润滑剂。这条链条的浮现，让专案组更加确信，徐道哲的网络绝非简单的权钱交易，而是一个融合了商业利益、政治资源、文化包装的复合体，具有更强的隐蔽性和韧性。
郑振锋决定，以此为契机，对那几位退休干部进行正式的、谨慎的接触谈话，以了解情况为由，施加心理压力，观察反应。同时，加强对沈超的监控，寻找其可能存在的经济问题或违规行为，为后续可能的突破做准备。案件似乎从多个方向，同时向着网络的核心节点迫近。但每个人都清楚，越接近核心，阻力会呈几何级数增长，风险也越大。晚上，我再次翻开父亲的那本旧笔记。翻到一页，上面只有一句话，字迹有些凌乱，像是匆匆写就：“根须深扎于旧土，新枝却攀向阳光。斩枝容易，除根难。需找到那最初滋养它的，黑暗源泉。”父亲当年，是否也看到了这张网络的雏形？是否也意识到了其盘根错节的特性？他所说的“黑暗源泉”，指的是什么？是徐望山？还是某种更原始的、滋生这种政商勾结网络的体制或文化土壤？
我将孙建国的信息，与父亲笔记里的这句话放在一起思考。孙建国是当年被损伤的“根须”末端的一片叶子。从他那里，或许能摸到某一缕根须的走向。但要想找到“黑暗源泉”，可能需要更宏观、更深刻的剖析。专案组的工作，是在法律和纪律的框架内，斩断那些违法的“枝”与“须”。而父亲留下的思考，似乎在提醒我，还有更深层的东西需要面对。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做好眼前的事。找到孙建国，核实他的遭遇，看他能否提供关于父亲调查、关于当年土地问题真相的线索。哪怕只有只言片语，也是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份告慰，也是对揭开这段黑暗历史的一份助力。我关掉台灯，在黑暗中静坐。失去嗅觉与味觉的我，世界是寂静的，但此刻，我却仿佛能听到，从十三年前的时光深处，传来父亲沉重而坚定的呼吸声，与我现在的心跳，渐渐重合。
寻找孙建国，没有动用专案组的官方渠道。郑振锋主任同意了我的建议，由方文主任协调，通过公安系统一位可靠的老同志，以“人口信息核实”的辅助名义，在不打草惊蛇的情况下进行查找。理由是，孙建国可能是一个潜在的重要证人，但也可能因多年恐惧而选择沉默，甚至被对方监控。过早暴露专案组的意图，可能给他带来危险，也可能让他彻底闭口。等待消息的几天里，我继续在数据的迷宫中挖掘。孙建国这条线索，像投入古井的一颗石子，让我对父亲当年调查的微观层面产生了更具体的想象。我开始有意识地筛选2007年至2009年间，所有与“江源”工程后续收尾、以及可能涉及土地问题复查相关的档案、信访记录、甚至内部会议纪要。
在一份2008年市国土局关于“历史遗留建设用地问题集中清理”的工作简报中，我看到一个熟悉的地块编号，指向的正是“老机械厂地块”。简报提到，该地块权属清晰，补偿安置己完成，无遗留问题。但附件里有一份简短的“情况说明”，提及该地块在2007年曾有“个别群众反映补偿标准问题，经复核，原评估合规，反映不实”。这份说明没有署名，只用了一个内部科室的便签。“个别群众”？会是父亲当时走访的拆迁户吗？“反映不实”的结论，是在父亲调查中断后作出的吗？我记下这个线索。同时，将筛查范围扩大到2009年父亲出事前后的几个月。重点查看检察系统内部是否有关于“案件质量评查”、“干警思想动态”等方面的非正式记录或简报。父亲当时被调查，在系统内部不可能毫无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