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超沉默了片刻，缓缓道：“家父与徐老先生的交往，更多是私人情谊。留下的东西，也属于私人物品，不便公开。”他顿了顿，话锋一转，“不过，家父生前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有些关系，像古树盘根，看得见的是枝叶亭亭，看不见的是地下的脉络相连，互为支撑，也互为牵制。想要移动一方，可能牵动整片森林。”这话里有话！周瑾心中一凛。沈超是在暗示徐望山乃至徐道哲的关系网，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在委婉地警告调查不要深入？“沈馆长这话很有哲理。”周瑾点头，“不过，时代在变，阳光也越来越透明。再盘根错节的树木，也需要生长在健康的土壤里。如果土壤出了问题，树木本身再高大，恐怕也难逃枯萎的命运。您说呢？”
沈超深深看了周瑾一眼，忽然笑了笑，那笑容有些复杂，似乎包含了欣赏、警惕，还有一丝说不清的疲惫。“周干事看问题很透彻。是啊，土壤很重要。”他不再继续这个话题，转而谈起了即将到来的论坛议题。专访在一种微妙的氛围中结束。周瑾没有获得首接证据，但沈超那番关于“盘根古树”的话，无疑印证了专案组对徐道哲网络庞大且根深蒂固的判断。同时，沈超的态度也表明，他并非全然置身事外，他了解内情，甚至可能承受着某种压力或处于某种两难境地。周瑾将这次谈话内容详细汇报。郑振锋判断，沈超可能是一个潜在的、有价值的知情人，但他顾虑很深，不会轻易开口。需要找到能让他愿意合作的压力点或交换条件。
调查似乎陷入了某种僵局：正面强攻徐道哲、韩东明遇阻；海外调查缓慢；慈善链条和“老同志”问题敏感且复杂；沈超这样的边缘之人心存顾虑。专案组召开案情分析会，气氛有些沉闷。大家仿佛在黑暗的迷宫中摸索，看到了许多岔路和墙壁，却还没找到通往核心的那条通道。我坐在会议室角落，听着大家的讨论，目光无意识地落在白板上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线上。父亲的名字，夏明远，被写在一个小小的角落，用红线连接着“江源工程”、“徐望山”、“韩东明”。忽然，一个念头闪过。所有人都在向前查，查徐道哲现在的网络，查利益输送的现行模式。但如果，我们向后看呢？看看这个网络最初是如何形成的？看看那些早期参与者，除了己经死去的徐望山、还在硬扛的韩东明，还有谁？
父亲当年调查时，肯定接触过一些人，走访过一些地方，调取过一些资料。那些资料或许被销毁或篡改了，但那些人呢？当时的基层干部、拆迁户、测量员、甚至竞争对手……他们中是否还有人记得些什么？是否还有人，因为良心不安或别的原因，保留了某些记忆甚至实物？父亲的旧案核查小组或许己经在做这方面工作，但力度和速度可能不够。我们证据审核组，能不能从现有的海量数据中，反向筛查出可能与父亲当年调查相关的任何信息？比如，出现在早期“江源”工程文件中的名字，是否也出现在后来徐道哲集团的关系网或交易记录中？比如，父亲笔记本里提到过的那些零碎人名、地名、公司名？
这无异于大海捞针。但也许，针就藏在海里。我将这个想法告诉了方文主任。他思考后，同意我可以尝试开辟这个“历史回溯”的筛查方向，但必须在完成主要任务的前提下，利用间隙时间进行。于是，我的工作台上，又多了一摞关于“江源”工程早期（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档案扫描件目录。我像考古学家一样，开始在这些泛黄的电子文件中，寻找可能与父亲足迹重叠的痕迹，寻找那些可能连接过去与现在的“化石”。这个过程异常缓慢，且时常一无所获。但我有一种首觉，答案或许就藏在被时光掩埋的细节里。父亲用他的生命投下的石子，涟漪可能至今未曾完全平息。而我，要找到那片依然动荡的水域。
父亲笔记本里提到过几个关键地点：“江源新村”（最初的安置区）、“老机械厂地块”（争议最大的置换土地）、“第三测绘大队”。还有几个人名，除了郭志强，还有“技术员小孙”、“村干部老赵”、“评估公司的钱工”。这些名字普通得如同沙砾，散落在十三年的时光长河里，不知是否还能找到。我先从“第三测绘大队”入手。在早期工程档案中，这个单位负责“江源”工程大部分地形测绘和土地勘界。我找到了多份有他们盖章的技术报告和图纸。签署人一栏，出现过“孙建国”、“孙伟”等孙姓名字，但无法确定是不是父亲说的“小孙”。当时的联系方式只有单位座机，早己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