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处沟渠，可与下游荒田相连，以利开垦。”
“此处河道，可设水闸，以调节旱涝。”
每一条注释旁，都有阿木的签名。
“你在长安，却把东极的山山水水，都放在了心上。”阿砚轻声道。
他重新拿起笔，在一张空白的信纸上写下：
“阿木先生亲启：
来信己收，读之如对一席长谈。
东极此雨，虽猛，却未酿成大祸，皆因大唐与东极同心，山与河同力。
你在信中说，‘一东一西，共理一山一水’，此言甚合我心。
我在东极，每日所见，是部落百姓在山塘边插秧，在堤坝上巡逻，在沟渠旁丈量。
他们以前看天，只看阴晴。
现在看天，还会想——
‘这雨，会落在哪个山塘？会流进哪条沟渠？会不会淹了我们的田？’
他们开始学会与天对话，而不是只听天由命。
这便是你所说的‘新学’。
此次危机，让东极的部落明白，大唐不是来‘管’他们的，而是来‘帮’他们的。
山塘是一起修的，堤坝是一起筑的，律法是一起守的，收成是一起盼的。
东极与大唐，不再是‘归附’与‘被归附’，而是‘共建’与‘共守’。
你在长安，立水利新规，定以工代赈之法，开新学之风。
我在东极，只是做了一个都护该做的事。
若说有何不同，只是多了一份心——
把东极的山，当成大唐的山；把东极的人，当成大唐的人。
来岁春深，若长安槐叶再绿，我当携东极新图，赴你槐下之约。
到那时，你我各置一书案，一图东极，一图江南，共论这一席山河。
——阿砚”
写完，他放下笔，将信纸仔细叠好，放入木匣。
“来人。”他喊道。
“都护？”
“将此信，即刻送往长安，务必交到国子监阿木先生手中。”
“是！”
同一时刻，长安，国子监外的小院。
阿木坐在书案前，案上摊着一卷刚送来的奏报——
《东极赈灾与水利建设奏报》。
奏报上，详细记载了东极在这次暴雨中的表现：
“东极都护府所辖诸岛，山塘共计二十七处，堤坝一十三处，沟渠西十二道。此次暴雨，山塘蓄水，堤坝拦洪，沟渠导水，梯田保全七成以上，港口损坏轻微，无大规模流离失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