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育良的住所位于省委大院深处，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外观朴素却不失庄重。院内绿树成荫，夜色中显得格外宁静。
祁同伟提前十分钟到达，手中拎着一个精致的纸袋，里面是一套上好的文房西宝——不是特别贵重，但足够显品味，且与高育良的学者身份相称。他深知第一次登门拜访的礼物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要既能表达敬意又不至于让人感到压力。
开门的是高育良的夫人吴慧芬。她年约五十，气质温婉，戴着金丝眼镜，一身素雅的居家服，显得知性而端庄。
“同伟来了！老高在书房等你呢。”吴慧芬微笑着将祁同伟让进门。
“打扰师母了。”祁同伟微微躬身，将手中的纸袋递上，“一点小小心意，不成敬意。”
吴慧芬接过，看了一眼，笑道：“同伟你太客气了。老高就喜欢这些，你倒是投其所好了。”她的目光在祁同伟身上停留了片刻，似乎在评估着什么。
书房在二楼。推开实木门，一股旧书和墨香混合的特殊气息扑面而来。这是一个充满书卷气的空间，顶天立地的红木书柜占满了整整两面墙，里面塞满了中外文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著作，许多书的书脊都己磨损，显然被经常翻阅。一张宽大的实木书桌上，摊开着几本线装书和稿纸，一盏绿罩台灯洒下温暖的光晕。
高育良穿着深蓝色的家居服，坐在书桌后的扶手椅上，神态比在办公室时松弛许多。见祁同伟进来，他摘下老花镜，微笑着指了指对面的沙发：“同伟来了，坐。”
祁同伟没有立即坐下，而是站在书桌前，目光扫过书架上密密麻麻的书籍，由衷赞叹：“高老师这里的藏书真是令人羡慕，很多绝版的专业书这里都能找到。”
高育良脸上露出自豪的神色：“这些可是我一辈子的积累。有些书现在花钱都买不到了。”他指了指沙发，“坐吧，别站着。”
祁同伟这才端正地坐下，但背脊依然挺首，显出一种军人式的挺拔。
吴慧芬端着一套紫砂茶具进来，为他们各斟了一杯茶。祁同伟立即起身，双手接过，连声道谢：“谢谢师母，您太客气了。”
“你们聊，我不打扰了。”吴慧芬笑着打量了一下祁同伟，对高育良说，“老高，同伟真是越来越厉害了！果然一表人才，稳重干练。”
祁同伟立刻谦逊回应：“师母您过奖了。是高老师不嫌弃，肯指点我几句。”
吴慧芬点点头，又说了几句闲话便出去了。这个短暂的互动，祁同伟给高育良家人也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书房门轻轻关上，室内恢复了安静。高育良品了一口茶，开口道：“同伟啊，你上次提到的那个案例，我后来想了想，觉得还可以从风险社会的预防性法律干预角度来切入……”
他谈兴颇浓，显然很享受这种纯粹的理论探讨。他最近正在构思一篇关于“现代性风险与法治回应”的论文，祁同伟的出现，仿佛一个恰到好处的知音。
祁同伟凝神倾听，不时点头。他前世对高育良的学术路径和思想偏好了如指掌，此刻每一句回应都精准地搔到高育良的痒处。
他不仅能理解高育良引用的深奥理论，还能巧妙地结合当前汉东省的实际案例，提出既体现思考深度又不显得卖弄的观点。
“高老师，您的这个视角确实高明。”祁同伟适时地将称呼从“书记”换成了更显亲近的“老师”，“这让我想到韦伯关于‘形式理性法’与‘实质理性法’的张力的论述。在当下汉东快速发展的转型期，这种张力尤为突出。
完全偏向形式理性，可能会僵化，无法应对新型犯罪；过于强调实质理性，又可能损伤法律的确定性和权威性。如何找到平衡点，或许正是您提出的‘预防性干预’需要精细把握的度。”
高育良眼中闪过惊喜之色：“哦？同伟你还读韦伯？”
“在学生时代读过一些皮毛，后来在工作中遇到困惑，又重新找出来翻阅，深感其思想之深邃，常读常新。”祁同伟语气诚恳，恰到好处地流露出一丝对学术的向往和对高育良的敬佩，“可惜实务工作繁杂，很难再像在校时那样潜心钻研了。所以特别珍惜能向高老师您请教学习的机会。”
这番话既展示了自己的学识底蕴（不高不低，正好能接住话头），又表达了谦虚和对高育良的推崇，还隐约流露出一丝因事务繁忙而无法深入学术的遗憾，极大地满足了高育良作为学者型官员的虚荣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