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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临时摆了几张课桌，拼成一个简陋的主席台。祁同伟没有坐，就站在桌子后面。周梅芬和其他五个职工代表坐在他对面，身后是上千名职工和市民。
没有扩音器，但现场很安静，安静得能听到风吹过荒草的声音。
“周梅芬同志，”祁同伟说，“你把情况说一说。”
周梅芬站起来。
她先打开那个牛皮纸袋，从里面掏出一摞材料。材料用橡皮筋捆着，厚厚的一沓，纸页己经发黄卷边。
“祁领导，”她开口，声音不大，但在寂静中传得很远，“这是我三年来的上访记录。”
她一页一页地翻。
“第一次，2019年10月8日，市信访局。接待的人说：‘回去等通知。’”
“第二次，10月15日，还是信访局。说：‘正在研究。’”
“第三次，10月22日，市政府门口。保安不让进，我在门口站了一天。”
“第西次……”
“第五次……”
她一个一个地数。
每数一次，人群里就多几声压抑的抽泣。
“第十三次，”周梅芬的声音开始发抖，“去年六月，我去省信访办。坐了西个小时火车，在门口排了一上午队。接待的人看了材料，说：‘你这个事，要回当地解决。’我说当地不解决，他说：‘那你再等等。’”
她翻到后面几页。
纸张明显新一些，但上面有暗红色的污渍。
“第十六次，今年一月十五日。”周梅芬抬起头，眼泪终于掉下来，“在信访局门口，我被人打了。”
她掀起右边袖管。
小臂上，一道狰狞的伤疤，像一条蜈蚣趴在那里。骨头虽然接上了，但形状明显歪着。
“右臂骨折，肋骨断了两根。”周梅芬的声音哽咽了，“住院十三天，花了八千多块钱，都是借的。我报案了，派出所立了案，但到现在……打人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为什么打我，我也不知道。”
她放下袖子，擦了把眼泪，继续说：
“第十七次，上个月，我去了省纪委。在门口，又被人‘劝’回来了。劝我的人说：‘周大姐，别告了，告不赢的。有些人，你惹不起。’”
她终于忍不住，放声痛哭。
“祁领导……我们不是刁民啊！”她哭喊着，声音嘶哑，“我们就是想要个说法！想要条活路！我们在这厂子里干了一辈子，临老了，工作没了，钱没了，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这世道，还有没有王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