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寻的奏章，反反复复说“尊强本朝”，要让汉朝再次强大，核心要旨是要汉哀帝“固志建威”，坚定自己的意志。领导力首先是意志力，执行谁的意志，就是谁在领导。汉哀帝连保姆、乳娘的请托都不能拒绝，就是让她们都可以向人封官许愿了，更不用说后妃外戚，那国家是谁在治理呢？你的意志力强，小人自然不敢妄想乱动，这就是“本强则精神折冲”，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折断他们想冲过来的邪谋。如果领导者意志力弱，“本弱则招殃致凶”，他本来没有邪谋的，都要被你招来。
另一个关键是“朝廷无人，则为贼乱所轻”。朝中没有人才，那乱臣贼子就轻视你，他就敢于铤而走险。这就是《孙子兵法》讲的“道、天、地、将、法”，你得掂量掂量你有几员大将，别人也在观察掂量你有什么样的将。
20骑都尉（统领骑兵）平当为皇上使派，负责河堤事务，上奏说：“古代的九河，已经都堙没了。按照经义，治水之道，在疏不在堵，挖掘河道疏浚，不是靠堤防壅塞。黄河从魏郡以东，决口很多，河水四处漫延，水迹难以分明，四海之内的广大百姓，不可以欺骗，应该广泛征求能疏浚河川的人才。”皇上听从了他的意见。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代君王建立都城，安置人民，整理土地，一定是首先避开河川沼泽、地势低洼的地区，在洪水不能威胁到的地方选址。这样，不会遭遇大水，而小河小溪又能流进来提供水源。在山坡底下，作为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做泄洪区，让洪水左右流动，宽缓而不急迫。土地上有河川，就像人有嘴一样，用土去堵河，就像为了制止婴儿哭泣而去堵他的嘴，哭是马上止住了，但是那孩子也要死了。所以说：‘善于治河的人，疏浚河道让水畅流；善于治民的人，鼓励他们畅所欲言。’（出自《国语》，召公进谏周厉王的话：‘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修筑堤防的传统，起于战国时期，那是因为各国都只管自己，把自己这一边堵住就行。齐国与赵国、魏国，都以黄河为界，赵国、魏国背靠山区，而齐国地势较低。齐国在距离黄河二十五里处筑堤，河水东抵齐堤，为齐堤所阻，则向西泛滥于赵、魏。于是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筑堤。他们这样的做法虽然不对，但是毕竟还都留出了泄洪区。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河堤内填淤的土地肥美，百姓开始在里面耕田，长时间没有水害，又在里面盖房子，慢慢形成村落。大水再来，这些村庄被淹没，于是他们又建起新的堤防以自救，如此渐渐离开他们的城郭，排干水泽，建房居住。所以说，这样的居民区遭水灾，那是理所当然!如今的堤防，狭窄的地方，距河岸只有几百步距离，远的地方，也不过距河岸数里地而已。所以说，在原来的大堤之内，又有好几重河堤，民居充斥其间，这都是前世所排干的泄洪区。黄河从河内郡黎阳到魏郡昭阳，东西两岸还都有石堤，洪峰受到阻挡，激**而还，百余里间，河水来回两次向西，三次向东，如此迫阨，不得安息。
“如果行上策，是将冀州的人民迁走，将黎阳遮害亭河堤拆除，放黄河向北流入渤海。黄河向西有大山，向东有金堤，水势不会冲击太远，泛滥的河水，一个月就能平定下来。反对的人可能会说：‘如果这样，败坏城郭、房屋和坟墓以万计，百姓会怨恨。’可是当年大禹治水的时候，山陵挡路的都摧毁，所以才能开凿龙门口，洞穿伊阙山，开辟底柱山，击破碣石山，毁坏割绝天地本来面貌。至于城郭、村庄、坟墓，那都是人工所造，何足道也!如今黄河沿岸十个郡，每年治河费用都上亿，而等到决堤洪灾的时候，所摧残的损失，无法计算。如果拿出数年的治河经费来安置所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人的方法，重新确定山川之位，让神人各得其所，不互相干扰为害。我大汉方制万里，为什么要去和河水争夺咫尺之地呢？此功一立，河定民安，所以说是上策。
“如果在冀州多穿漕渠，让人民得以灌溉农田，分杀水怒，虽然不是圣人之法，也可以算是救败之术。可以从淇口以东修筑石堤，多设闸门。反对的人可能认为，黄河大川，难以禁制。但是，从荥阳的漕运渠道效果就可以看出来了。冀州灌溉渠道水尽时，就关闭荥阳水门，让河水流入灌溉渠道。旱灾来的时候打开东方闸门，用来灌溉。洪灾来的时候打开西方闸门，使水流分散，保护农田不要受灾。这样，堤防才能发挥作用。这也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维持一百年，所以说是中策。
“如果只是修缮原来的堤防，低的堤防加高，薄的堤防加厚，劳费无已，年年遭灾，那是最下策!”
【胡三省曰】
贾让所规划的上中下三策，从汉朝到现在，没有能照做的。大概古人论事，都喜欢说上、中、下三策，其上策大多是孟浪而惊世骇俗，中策则平实而合乎时宜，下策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王夫之曰】
治河之策，贾让所言，正是千古之龟鉴，而平当寥寥数言，也说到了本质，这正是鲧失败的原因和禹成功的根本，就算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能和黄河争胜。而小民之常情，就是贪图田庐之利，就想住在河边。劳动天下，以满足他们的欲望，自己得利一时，而遗祸子孙，这都是古今通病。而后世之谋臣呢，耍弄君王，劳民伤财，却不能按大禹的治河方针去做，原因是两个：
一是所谓贤者，拿一筐土，去暂时堵塞了滔天黄河，河岸百姓唱起歌谣来歌颂他，甚至建起祭庙来祭祀他，于是功显朝廷，名动天下，所以好事者踊跃，都要来做抗洪英雄。
二就是那时不肖的贪官了，公帑之出纳，浩繁而没有凭据，很容易贪污，民夫之征调呢，又可以乘威以指使，享其利而利其灾，大发国难财。灾区当地官员和参与其中分利的奸佞之人，个个为他唱赞歌，危词痛哭，把灾情的严重和灾区人民的悲惨说得感天动地，以动上听。所以从秦汉以来一千五百年，奔走天下谈黄河，言满公车，牍满故府，疲惫豫、兖、徐三州之民，来填这一河之壑，而一旦溃败，就都成了鱼鳖。
黄河之害，不是那河要害民，是民贪其利而自害耳!都想在泄洪区居住，民有良田，国有赋税，舔舐那刀锋上的蜂蜜，不怕自己的舌头被割断。假如能算一百年的账，想想天下土地之广，按贾让所说，迁移冀州之民，又有何不可呢？难道比年年抗洪疲劳困毙还难吗？数千年都逃不脱鲧的覆辙，是因为国君不明，而贪功嗜利之臣民，积习不可破。平当之言，贾让之策，就像两支巨烛，燃放于历史的天空，而君臣百姓，都视而不见，不亦悲乎!
【华杉讲透】
但凡上中下三策，你找那最笨的，花钱最多的，耗时最长的，往往就是上策，就是胡三省说的“孟浪而惊世骇俗”了。虽然它看起来最贵，实际上最便宜，一本万利，而且是万世之利。贾让把管一百年的办法还称为中策，因为他的格局是一千年。但是迁走之后，怎么能阻止河定之后，新的移民又进入肥沃的黄泛区，那又是问题了。王夫之说“积习不可破”，确实不可破，因为你是和这些庸人同处一个社会。
钱穆说过一个故事，一个古寺，大雄宝殿门前，两棵参天巨柏，气势如虹，那柏树长到这么大，至少五百年，当年那建寺的首任方丈，他栽下这两棵树的时候，知道自己是看不到树长大的，他看到的，他打造的，是五百年后的场景，也就是说，他的格局是五百年。后来，一次雷电，劈毁了一棵树，这五百年后的方丈，在那死树空出来的位置，种了一棵夹竹桃。夹竹桃嘛，今天种下，明年就赏花。他的格局，就是一年而已。
21孔光、何武上奏说：“要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22何武后母在蜀郡，派遣官吏去把她迎回京师，正赶上成帝驾崩，官吏担心道路上有盗贼，暂时停止出发。皇上左右的人讥刺何武，说他侍奉母亲，不能笃实切行。皇帝也有改换大臣的意思，冬，十月，下诏将何武免职，以列侯身份回归他的封国。十月初九，任命师丹为大司空。师丹见皇上大量匡改成帝的政策，于是上书说：
“古代新君登基，沉默不言三年，政事一律听于家宰，三年内不改变父亲的政策。”
【华杉讲透】
新君即位，三年不言，不发表意见，一切听宰相的。这背后有两个理念：
一是孝道，为亡父守孝三年，平民百姓，是什么也不干，在父亲坟墓旁搭一个草庐，守孝三年。天子有国家的责任，必须在朝坐镇，但是也不处理政事。孔子说孝道：“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父亲在世的时候，观察他的志向；父亲没了，观察他的行为，如果三年内，都不改变父亲的做法，父亲信任的人，他继续信任；父亲照顾的人，他继续照顾；父亲制定的政策，他继续执行，这就是孝了。
第二个理念，是新君即位，一动不如一静，自己不动，观察臣子们怎么动。新君不是新官，新官上任三把火，要马上证明自己的能力。新君不需要，因为他什么也不做，还是君，做错了，就会有损自己的威信，甚至改变权力的平衡。殷商时，高宗武丁即位，朝中都是父亲的大臣，他真的做到三年一言不发，让他们自己干，躲在后面观察，既评估每一个贵族大臣的立场和能力，观察他们之间的派别关系以及各种政治活动，同时，又避免自己的任何想法和意图，被他们发觉或误解。三年期满了，满朝文武都求他说话。武丁还是不说，手写了一段答复：我不是不想说话啊!但是，我是君主，我的一言一行，都是天下的楷模，我怕我德不配位啊，我说话，说错了怎么办呢？我说错了，大家也照着做，那不就危害天下吗？所以我不是不想说话，我是真的不敢说啊!
这时候，群臣纷纷表态，无论您说什么，我们都照做!武丁这才开口了，从此，一切按他的意志办，成为一代圣君。
不过，武丁是一个特例，是他的手腕。新君登基，没有三年不办事的。他做储君时，已经打了半辈子腹稿，要行使自己的意志。而一朝天子一朝臣，都在等着重新洗牌。哀帝的问题，并不是他干得太多，而是他干的，都是傅太后的意思。
“之前大行皇帝棺椁还停在灵堂，而官爵臣子以及亲属们，都已经赫然贵宠起来，封舅舅为阳安侯。皇后尊号还未定，就预封她父亲为孔乡侯，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诏书频繁地下达，变动政事，疾如闪电，毫不缓和。臣不能明陈大义，也不能坚决地推辞封给我的爵位，也相随着无功受封（成为高乡亭侯），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地发生地震，大水涌出，杀伤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这都是因为陛下举措失中，号令不定，法度失理，阴阳颠倒的反应。
“人之常情，如果没有儿子，六七十岁了，还要多娶妻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地洞察天命，知道您的至德，所以虽然自己身在壮年，却克制自己的私心，立陛下为嗣。先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继体，四海安宁，百姓不惧，这都是因为先帝圣德，又合乎天人之功了。臣听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头顶三尺有神明，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立陛下的意图，克制自己，躬行道德，以观察群臣的跟从与教化。天下，就是陛下的家。亲属亲信们何愁得不到富贵呢？只是不要这样急切仓促，这样不长久啊!”
师丹数次呈上奏书，大多是这样恳切的直言。
傅太后的侄子傅迁在皇上左右，尤其倾危奸邪，皇上很厌恶他，将他免职，遣归故乡。傅太后怒，皇上不得已，又把他找回来留任。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诏书前后相反，天下疑惑，无所取信。臣等请求将傅迁遣返故乡，以消除奸党。”但傅迁最终还是没有被遣返，反而官复原职为侍中。皇上被傅太后所逼，都是这一类的事。
【王夫之曰】
成、哀之世，汉朝哪里还有什么君臣!只有妇人。哀帝之初，傅氏与王氏争而傅氏胜，哀帝之亡，王氏与傅氏争而王氏胜。胜者乘权，而不胜者愤，二氏之荣枯，举朝野而相激以相讼，悲夫!
说傅迁是倾邪之人，就公推傅喜之贤。这和指斥王根、王立的骄横，而推举王莽，有什么区别呢？王莽被废，吏民在宫门前叩头讼冤，贤良对策而相互激励，都被那王莽虚伪的谦让所迷惑引诱，人心思归，贤者也不免上当。如此看来，那傅喜到底是真贤还是假贤，又有谁知道呢？四海之大，竟没有可以托孤寄命之人，唯区区王、傅两个老妪的爱憎是争。呜呼!率天下而奔走于闺房之颦笑，国家的格局，就在那两位老妪的闺房之中了。
23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伸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雪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他们的丰功伟绩，岂有人能与之相比吗？先帝嘉许，于是下明诏，宣著他们的功勋，并为之更改年号（当年为建昭六年，因为陈汤诛杀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又修明顺服，为汉朝保卫边塞，所以改年号为竟宁元年），传之无穷。于是，南郡贡献白虎，边陲没有警备，当时正赶上先帝病卧在床，但仍然垂意不忘，数次派尚书责问丞相，赶快给他们核定奖赏等级。唯独丞相匡衡，排斥不肯给，最后封甘延寿、陈汤仅仅数百户，让功臣战士们失望!到了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欲专擅主上之威，排斥妒忌有功之臣，竟然让陈汤孤零零地被逮捕下狱，不能自明，最终以无罪之身，年老而被流放，弃置于边陲。敦煌正当西域通道，让威震西域的大汉功臣，转眼之间就罪及其身，为郅支单于的残部遗虏所耻笑，诚可悲也!至今出使西域的人，没有一个不述说陈汤诛灭郅支单于的故事，以扬我大汉国威之盛。那么，我们用人家的功勋来威慑敌人，又抛弃他这个人来让他的仇人快意，岂不令人痛心!况且居安思危，盛必虑衰，如今国家既无文帝累世之富饶，又无武帝满朝文武俊才。枭俊擒敌之臣，唯有一个陈汤而已!假使他已经死亡，没有赶上陛下，我们还希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勉励后进之人。而陈汤幸得还活着，身当圣世，距他立功的时间，还不算太久，为什么要反而听信那些邪臣的话，把他鞭逐斥远，让他的家族逃亡分窜，死无葬身之地呢？有远见的人士，无不认为，陈汤的功勋，世人没有一个赶得上的，而他的过错，都是人之常情（无非是贪财图利，也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大罪）。陈汤尚且如此，虽然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立下如此艰苦卓绝之功，还是免不了受制于嫉妒之臣的唇舌，成为流放边境的罪犯。这是我为国家所担心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