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呻吟着，“突然开始的。”
她给了我一支体温计，然后走了。我在卡钦斯基那里已经学会了方法。这种军用体温计不是给有经验的军人设计的。你只要让水银柱升上去，它就会停在真空管里，不会再下落了。
我把体温计夹在腋下，向下倾斜，用食指不断地弹着它。然后我摇晃着它。这样我就升到了37。9摄氏度。但这还不够。我小心翼翼地拿一根火柴，加热到了38。7摄氏度。
护士回来的时候我气喘吁吁，急促地呼吸着，用有些呆滞的眼睛盯着她，不安地挪动着，低语着：“我受不了了——”
她把我记在了一张小纸条上。我很清楚，我的石膏绷带不会轻易被打开。
阿尔贝特和我被一起抬了下去。
我们躺在一座天主教医院里，在同一间病房里。幸运的是，这种天主教医院是以出色的治疗和伙食闻名的。医院里住满了我们这辆车上的人，也有很多重伤员。我们今天没有人来检查，因为医生太少了。走廊里不断有装着橡皮轮的平板车推过去，总是有人直挺挺地躺在上面。一种可怕的姿势——那样伸直身体——只有在睡着的时候这才是好的。
夜晚十分平静。没有人可以入睡。快到早晨的时候我打了个盹。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门打开了，我听到走廊里的声音。其他人也醒了。有一个已经住了几天的人向我们解释：“这里的护士每天早晨都在走廊里祈祷。她们把这叫作做祷。为了你们也可以得到庇佑，她们就把门打开了。”
这当然是出于好意，却让我们的骨节和脑袋感到疼痛。
“真是荒唐，”我说，“我们刚睡着。”
“这里躺的都是轻伤员，所以她们才这样做。”他回答说。
阿尔贝特呻吟着。我生气了，就喊道：“外面安静点。”
一分钟以后一个护士过来了。她穿着白色和黑色的裙子，就像一个漂亮的咖啡壶保暖套。“请您把门关上吧，护士。”有人说道。
“我们在祈祷，所以开着门。”她回答说。
“我们还想睡觉——”
“祈祷比睡觉要好。”她带着纯洁的微笑站在那里，“已经七点了。”
阿尔贝特又开始呻吟。“把门关上!”我喊道。
她很吃惊，她无法理解这种事。“我们也在为你们祈祷。”
“那也一样!把门关上!”
她走了，没有关门。冗长的祈祷又开始了。我发了狂，说道：“我从现在开始数到三。如果到了三还不停下来，我就要扔东西了。”
“我也是。”另一个人说道。
我数到了五。然后我拿了一个瓶子，瞄准了，从门口扔进了走廊。瓶子碎成了几千块。祈祷停止了。一群护士出现了，开始压抑着责备我们。
“把门关上!”我们喊道。
她们离开了。之前进来的那个小个子护士最后一个离开。“异教徒。”她小声说，但是把门关上了。我们胜利了。
中午医院的检查员来训斥我们。他告诉我们这样会被监禁。但医院的检查员就相当于军粮库的检查员，或者其他佩长剑、戴肩章的文职官员，连新兵都不拿他们当回事。我们就让他讲。我们能怎么样呢——“是谁扔了那个瓶子？”他问。
在我还没考虑好要不要说之前，就有人说：“是我!”
一个蓄着散乱髭须的男人站了起来。所有人都很紧张，为什么他要承认呢？
“您？”
“是的。我很激动，把我们都吵醒也没有什么必要，我失去了理智，所以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他张口就来。
“您叫什么名字？”
“增援部队的后备兵约瑟夫·哈马赫。”
检查员走了。所有人都很好奇。“你为什么要说是你呢？根本不是你!”他咧嘴笑了笑。“没关系。我有一张狩猎许可证。”我们当然就都懂了。有狩猎许可证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是的，”他说道，“我头上中了一弹，他们就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说我有时候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自此以后我就好过了。人们不敢惹我。我也什么事都没有。他们可能已经很生气了。我说是我干的，因为扔瓶子这件事让我觉得开心。如果他们明天还是把门打开，我们就继续砸。”
我们很开心。有约瑟夫·哈马赫在我们中间，我们什么险都敢冒了。
然后平板车悄悄地开来接我们。
绷带黏在了一起。我们像野兽一样咆哮着。
我们的病房里有八个人。伤得最重的是彼得，一个生着黑鬈发的人——肺部受到了复杂的一击。他旁边的弗朗茨·韦希特手臂中了弹，起初看起来不太严重。但在第三个晚上他喊我们按铃，他觉得自己在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