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四月十三日一早，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手持一份《国内和平协定草案》赶到六国饭店，交给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并通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今晚九时正式举行和谈会议。
张治中匆匆阅毕，心情十分沉重，他的“第一感觉是全篇充满了招降书和罪状的语气，第二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实在说，这个草案在国民党顽固分子看来，不啻是‘招降书’、‘判决状’，和他们那种‘划江而治’、‘平等和平’的主观幻想固然相差十万八千里，即就我想象中的条款来说，也实在觉得‘苛刻’了些。固然，和谈是以毛先生元月十四日所提的八项做基础，而且我事前也明知这次和谈成功的可能性太小，但是由于自己主观上对和平的痴心梦想所驱使，仍然期望‘奇迹’一旦会出现。现在是完了，在我当时尚且认为‘苛刻’的条款，在国民党反动派又岂有接受的可能？”怎么办？他“马上召集各代表、顾问和秘书长开会，加以研究”。
虽说南京国民党和谈代表的思想基础不尽相同，但他们看完《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后的感觉却与张治中类同：那就是即将开始的和谈是没有希望了。因而，他们依照多年从政的经验，个个木然以待，谁也不主动开口打破僵局。一时间，室内的空气凝重了许多，压迫得大家喘气的声音都似大了些许。最后，张治中分外沉重地把方才的感觉说了一遍：“那好吧，我先谈。说句老实话，我是一口气读完的。第一感觉是，全篇充满了招降书和罪状的口气，第二感觉是，完了，和是不可能的。”
“我也有文白先生的感觉。”章士钊听后心里有了底数，遂坦然地说道，“这个草案在国民党中的顽固派看来，不啻是招降书，是判决状。单从措辞上看，我也觉得实在是苛刻了些。”
这时的黄绍竑的心态是超然的，尤其他在毛泽东邀谈之后，对和谈的前景就更加悲观。因此，他操着近似调侃的口吻说道：“岂止是苛刻了些啊！这和那些主张划江而治、口口声声叫嚷要平等和平的人来说，实在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哟！”
刘斐是一位冷静的军事战略家，他取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发来的那五条和谈指示，与《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两相对照，诸一比较，最后他说：“对于即将开始的和谈，我这位代表是没有信心的。”
邵力子决计不回南京了，而且他的夫人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已经飞到了北平，没有了所谓的后顾之忧，故坦诚其言：“请诸位再研究一下这份草案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并没有远离毛润之先生一月十四日的八点声明嘛！”
“那邵老的意见呢？”张治中问。
“我个人的意见：一、如大家对和谈依然抱有诚意，且赞成毛润之先生的八条为基础，那就对草案所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再提出我们的修改意见，二、会后我们把讨论这份草案的意见如实电告南京，请当权者心中有数。”
与会者认为邵力子言之有理，相继微微地点了点头。张治中沉吟片时，低沉地说了一句：“好，就按邵老说的办！”
诚如当事人所说：“事已至此，还不得不逐条研究下去，提出一些初步的修改意见。”作为和谈代表——无论思想基调有多大的差异，以和平解决国是的责任心却是共同的。因此，“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压在大家的心头，时间如箭般飞逝，大家怀着沉重失望和苦恼的复杂心情在晚上九点前到达会场——中南海勤政殿。大厅中间横放着一排长桌，两端分坐双方代表。长桌两端的后侧还各有三张小条桌，是双方列席和记录人员的座位。布置简朴，但空气则显得异常严肃。”接着，周恩来正式宣布：北平和谈第一次正式会谈开始。
会议一开始，先由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作一个概括的说明。他说：这个草案是根据毛泽东所提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而草拟的。他回顾了战争发展的历史过程，指出：事实是很清楚的，战争的全部责任应该由南京国民政府担负。因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协定，是保证今后国内和平的一个文件，所以必须在条款的前言里明确这个责任。
接着，他对《协定草案》各个条款的具体内容逐项作了说明。关于惩办战争罪犯问题，他说：“这次战争中主要的战犯必须惩办。如果他们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可以取消战犯罪名，给予宽大待遇。”
关于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问题，他说：“反动军队就是压迫人民的工具，也就是祸根的所在。我们今天都希望获得永久的和平，就必须消灭这一祸根。如何消灭它？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改编，而不用军事的方式来解决；同时必须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感到不会像过去国民政府所谓的裁兵，其实是按照派系观点去裁并，或者以复员退役的口号使他们流离失所。”同时，周恩来还阐述了改编计划的阶段和内容。
关于接收问题，他说：“国民政府和它所属政府的一切权力必须接收。我们和平解决的目的，就是把国家的一切担负起来，进行伟大的生产建设。在接收中，乃至于在将来全国范围内，我们应该对国民政府所属的广大的公教人员负责，有如要向国民政府所属的军队官兵负责一样。绝不能使他们有国事和平解决而我们反流离失所的感觉，甚至使他们觉得毫无出路。在和平协定签字之后，民主联合政府成立之前，南京政府还要暂时维持下去，尤其他的首脑部分——府、院、部、会等机构，应该保留到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实行交代，宣告自己的结束。”
最后，周恩来说：“中共代表团愿意在这里提出保证，当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以及在筹备开幕时，接受南京爱国分子的参加，同时也参加联合政府。”
周恩来讲完之后，由南京方面首席代表张治中发言：对国民党的错误，有诚意承认；对国民党的失败，也有勇气接受。他把《协定草案》中不能接受的各点逐一提出。最后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提出修正案。
张治中发言之后，经讨论，“双方同意再作会外协商，然后定期召开第二次会议。”周恩来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是十一时五十五分，我宣布散会。”
就在中共代表团周恩来等与南京政府代表团张治中等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时候，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军事战略家，独自在香山双清别墅思索下一步棋的走法。在毛泽东看来：按照惯例，对方在审阅了《国内和平协定草案》之后，一定会提出一些修订的意见。同时，他又清楚就是按照和谈代表的意见全部进行修改，南京方面的李宗仁也不一定能当得了溪口蒋介石的家。因此从某种意义说，不仅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代表团是尽人事，而且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所做的一切努力，也是向全国人民说明：破坏和谈的是南京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发起渡江战役是被迫而为之的。当然，毛泽东请周恩来主持写出这份《国内和平协定》还另有用处，那就是成为未来与尚未解放的省、市——以及还没有消灭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局部和谈的依据。
另外，毛泽东作为一位极度同情灾难深重的人民的革命家，他的灵魂深处又的确希望“奇迹”——用和平的手段结束旧中国能出现，因此他在双清别墅一边处理来自全国的战情通报，一边在等待周恩来带来第一次会谈的消息。也许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当周恩来向他汇报了第一次会谈的结果之后，他还是希望在听取南京代表团的意见的基础上，对《国内和平草案》进行修改，或曰作尽可能多的让步。同时，他还指示周恩来：在四月十四日这一天，再向张治中等人做工作，力争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全体同意修订后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告诉全国人民，也包括关心蒋家天下的美、英帝国主义，是蒋介石推翻了他们派出的代表团签订的《国内和平协定》。
但是，毛泽东毕竟是一位理智型的政治家，他绝不会把希望当做现实，因此，就在四月十四日——也就是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团成员继续做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成员工作的时候，毛泽东向各个战场通报了北平和谈的进展，并指出有关渡江南进的策略等问题。请看致总前委并告第二、第三野战军电：
昨（十三）日起谈判已至正式阶段，我方协定草案已交张治中代表团，并由双方代表开了一次正式会议。张治中等表示原则上接受我方草案，仅在个别问题上有意见。唯南京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顾（祝同）等是否能拒绝美蒋干涉（此种干涉现已加紧）愿意接受，则尚无把握。我们要李、何、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五人来北平共商。如彼等不来，则由张治中派人回南京征求意见。如南京根本拒绝不愿签字，则争取张治中代表团签字，然后由我军渡江，威迫南京批准。如南京因受美蒋胁迫不敢批准，并逃往桂林，则将协定公布，号召一切国民党主和派分子（单南京立法院即有一百多个立法委员认为无论如何要和，并谓非共军渡江不能解决问题）拥护协定的执行。万一连张治中也不敢签字，则其曲在彼，我方可将草案公布，争取人民及国民党中主和分子及爱国分子的同情，对我军南进，甚为有利。
同日——四月十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摘录如下：
为着准备渡江的直接行动，为着给南京一个打击，促使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起见，请你们准备于卯哿（四月二十日）攻占从安庆至南通一线除安庆及两浦（浦口、浦镇）两点以外的一切你们所需要攻占的北岸（不是南岸）敌人据点及江心洲（包括扬中县）。接电后请速即部署，以便于卯哿一举攻占。而在卯哿以前则保持平静，一声不响。
就在毛泽东下达有关上述电令的四月十四日，南京国民党代表团在张治中的主持下开会，逐条审议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并完成一份修正案。对此，张治中事后作了回忆：
这个修正案和原草案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词句力求缓和，避免刺眼的词句。同时对军队改编、联合政府两项也有若干的修正。目的完全在希望南京方面或者能够接受，使和平不至于破坏。因为当时代表团同人有这样的一些共识：对国民党方面，认为失败是肯定的，我们既然注定失败，何必还一定拖累国家和人民。对中共方面，认为是必然胜利的，但如果在达成成功的途径上，能够减少国家元气的凋丧、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不是更好吗？其实，即使这个修正案为中共方面所接受了，南京特别是溪口和广州方面也是不会接受的。
当天——十四日晚上，张治中把他们的修正案交给周恩来，二人又深谈了很久。对于张治中而言，他是希望中共方面能够尽可能多地接受他们修正案中的意见；对于周恩来而言，他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做张治中的工作：万一南京方面不签字，张治中能够签字。
周恩来与张治中谈完话后，立即赶到香山别墅，与毛泽东一道研究了南京国民党代表团提出的修正意见四十余条，他们认为绝大多数意见是可以接受的。同时，他们作出决定：为了能使会谈尽快取得结果——自然也是要赶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渡江战役，由周恩来负责在十五日搞出一个最后的——不允许对方再提出修正意见的协定，于十五日晚上举行二次会议的时候通过。
四月十五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修订《国内和平协定》最后文本，其他的中共代表分别与南京的代表进行私下交谈，而毛泽东呢，他在关注北平和谈的同时，又给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发去了电文：
（一）和平谈判决以四月二十日（卯哿）为限期，本（十五）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即须渡江。（二）和平协定草案最后修正稿本（十五）日交付南京代表团，彼方明（十六）日派黄绍竑飞宁请示，南京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三）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二十日（卯哿）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