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行为实出张澜所料，一种异样的情感打心底涌起，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说：“润之先生好！欢迎您光临重庆！”
由此，毛泽东与张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忘年之交开始了相识与交往。虽说毛泽东在山城期间为国事奔波于“三会”——谈判会、茶话会和宴会——且忙得不可开交，但是，毛泽东还是在到达重庆的第三天——八月三十日，专程到特园拜访了张澜。
特园，为革命老人鲜英的住宅，园名取鲜英的字特生，建于一九三一年，位于嘉陵江南岸上清寺，占地约二十余亩，住宅面积约七亩半之多，正房是三层楼房，主楼名曰“达观楼”，前后是花园。由于特园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主人士集萃之所，故董必武送一雅名“民主之家”。加之“民主之家”的匾额为冯玉祥将军所书，并配有郭沫若题的诗，故被毛泽东称之为“三绝”。另外，特园也是中共南方局与民主人士秘密会见的联络点。正因如此，特园也就为国民党特务所嫉恨，并对它进行严密的监控。据史记载：“从中共代表团住址曾家岩五十号‘周公馆’到上清寺特园，沿途摆设‘香烟摊’、‘修鞋摊’、‘担担面挑子’等进行监视。其后，蒋介石侍从室的陈希曾更强租下紧邻特园的一幢名曰‘康庄’的住宅”，由特务头子戴笠亲自指挥，日夜监视。因此，无论是张澜还是特园的主人鲜英，都为毛泽东来访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走进特园，首先为张澜亲书的一副对联所吸引：“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团体，抵掌天下事，掌集此民主之家。”他看罢这副对联，感慨万千。因为这不仅是对“民主之家”的主人鲜英的颂扬，而且也是张澜高风亮节的自我写照。所以，他在向张澜转达了弟子朱德、好友吴玉章的问候以后，遂又开始进行坦诚的交谈。对于这次在山城的相识，他们二人都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一九四七年三月，中共代表团被迫从国统区撤退之后，民盟遂成为国民党反动派当局主要压迫的对象。是年十月，蒋介石公然杀害了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之后，又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在白色恐怖下，张澜、罗隆基等民盟负责人又被迫宣布解散民盟。那时，张澜沉痛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杀头我不怕，我考虑的是全体盟员的安全问题。”
接着，沈钧儒、章伯钧等陆续到达香港，于一九四八年一月五日至十八日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声明否认在劫持与威胁下的解散公告，在香港成立民盟临时总部，号召全体盟员“今后更坚强地站立起来，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这样一来，留在上海的张澜、罗隆基等人再次成为蒋介石攻击的主要对象。
一九四九年初，三大战役结束之后，上海的一些大资产阶级寻找新的出路，有的还通过民盟与中共打通关系，预留一条所谓后路。其中，虹桥疗养院院长丁惠康经罗隆基介绍加入民盟。从此，罗隆基以及后来的张澜等于免费住在虹桥疗养院中，静观天下的变数。随着我军横渡长江以及占领南京的胜利，蒋介石加强了对国统区民主人士的迫害。这时，我上海地下党组织接到中央的命令，“几次通过人表示希望张表老（即张澜）和罗隆基到香港或者解放区去”。由于张澜年迈，难以独自成行，故说：“努生（罗隆基号）去，我就去，努生不去我就不去。”而罗隆基却强调自己“是被拘留在疗养院里的”，不能随便行动。结果，一拖再拖，在打响上海外围战的前夕——五月十日，致使张澜和罗隆基被特务拘捕，看押在虹桥疗养院里。
毛泽东获悉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消息后非常焦急，与周恩来、李克农等紧急磋商，要求上海地下党组织利用一切关系，务必营救张澜和罗隆基逃出虎口。为此，我地下党组织被迫动用了杨虎的关系，请他协助营救张澜和罗隆基。
杨虎早年投身国民革命，与蒋介石同是孙中山先生可信赖的军人。中山先生仙逝之后，杨虎追随蒋介石背叛革命，积极赞成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人民。那时，杨虎任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陈群任上海市长，是这次血腥屠杀的刽子手。为此，上海人民十分痛恨杨虎和陈群，呼之为“虎狼成群”。随着时代的推移，杨虎失势，对蒋介石不满。早在山城期间，杨虎与周恩来有接触。据史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指使他们的鹰犬对毛主席、周副主席的住宅进行严密监视，甚至企图暗杀他们。杨虎曾当面警告戴笠不许暗下毒手，否则唯戴笠是问。”解放战争爆发的前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设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的一幢花园楼房内，距杨虎寓所环龙路（今南昌路）很近。在这期间，杨虎与周恩来也有往来。我军攻占南京的前夕，杨虎的女婿周力行出任上海警备副司令，而他的属下又有一些同情中共，或曰自留后路的办案人员，为杨虎营救张澜和罗隆基提供了方便。也就是在张澜和罗隆基被捕的前夕，杨虎找来了一位叫阎锦文的亲信，交代有关的任务。
阎锦文很早以前就敬重周恩来的为人和胆识。但直到一九四六年五月才在杨虎家见到周恩来。据阎的回忆，那天“我毕恭毕敬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并表示能有机会见到周副主席感到十分荣幸。周副主席平易近人，热情地招呼我坐在他的身旁，询问我在什么部门从事什么职业。还没等我张口，杨先生就抢先做了回答：‘此人是我的老部下，姓阎名锦文，现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任职，如需效力，尽管吩咐。’周副主席语重心长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形势，希望大家能为实现和平民主多做贡献。”等等。事后，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如果国民党政权一旦崩溃，我将何以自处？为个人着想，我必须争取为共产党做一些好事，以便为自己留一条后路。”说到杨虎找他交代任务一事，他作了回忆：
有一天杨虎在环龙路寓所的楼上召见了我，要我做两件事：1．调查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逮捕了多少共产党员？被捕人的姓名、职业？关押在何处？将详细情况写成书面报告，以便设法营救；2．最近从中共方面获悉，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罗隆基等人可能要被捕。如果这样事情发生，由你负责营救。上海战役即将开始，张澜、罗隆基及一切政治犯危在旦夕，时间紧迫，刻不容缓。杨说此话时，当时在场的有杨虎的夫人田淑君和杨虎的旧属王寄一、孙履平二人。
五月十日，张澜和罗隆基突然被捕，阎锦文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只见张澜、罗隆基二人睡在病**，满面愁容，一副病态，惴惴不安地注视着阎锦文。此刻，阎锦文心里清楚：如果让逮捕者把张、罗二人押往警备司令部，再营救比登天还难。他急中生智，当即给杨虎的女婿——上海警备副司令周力行通电话，以张、罗二人病情严重、行动不便为由，提出请人作保，就地看守。自然，此计获周力行批准。接着，由疗养院副院长郑大夫开具保书，交阎锦文收凭。翌日——五月十一日晚，杨虎再次向阎锦文布置营救张、罗事宜，首次向阎披露真情：“营救张澜、罗隆基是周先生（周恩来）的指示。周先生来电要求我们营救张、罗二人脱险。”阎锦文听后深感责任重大，当即表示：“豁出性命也要完成任务。”从此以后，阎锦文“几乎每日晚间均向杨（虎）报告张澜、罗隆基在医院的情况”。同时，杨虎还提醒阎锦文防止军统特务在医院内对张澜、罗隆基下毒手。
大约在五月十四日晨，阎锦文获悉“奉上峰指示在虹桥疗养院内干掉张澜、罗隆基，办法是用锋利的匕首在病房内行刺……言定次日晚九时行动”。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上海外围战取得的节节胜利，市内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渐次演成学生护校、工人护厂的斗争，敌人担心在医院中行刺张、罗的行动，引发新的李公仆、闻一多事件，酿成更大的反抗浪潮，故“取消在医院行刺的办法，改为将张、罗绑架，用船运到吴淞口外，身系石块，将其投入江内，毁尸灭迹，掩人耳目”的行动。事有凑巧，大特务头子王新衡把这一任务交给了阎锦文执行。
阎锦文听后非常紧张，当即向杨虎作了报告，经研究，决定在转移的同时营救张澜、罗隆基。
五月二十四日上午，阎锦文正式接到警备司令部转移张澜、罗隆基的命令，阎驱车赶到虹桥疗养院，几次说明，终于让张、罗二人相信他就是执行营救任务的负责人。诚如阎锦文回忆的那样：杨虎的夫人“在电话中告诉我，接到吴克坚（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先生的指示，要求你今晚十二时以前完成营救张、罗的任务，转移地点是环龙路杨家。并且也要求我全家必须同时迁出，否则必有杀害的危险”。有关转移张、罗的经过，阎锦文作了回忆：
五月二十四日晚十时许，我亲自驾驶大型轿车开往虹桥疗养院。是时，上海全市已经戒严，各路口均有哨兵把守。因为我身着军官服装，并有当夜口令，所以能在戒严的时间通行无阻。当我将汽车驶入虹桥疗养院院内时，医生护士见汽车漆有警备总部字样标记，又由身着军装的军官驾驶，深夜到此，知道情况不妙，胆小的吓得躲起来，胆大的在一旁观看。我快步来到病房，手提左轮手枪，故意大声吆喝：“张澜、罗隆基快些上车，我们是奉命移解，不得延误。”张、罗二人此时心中有数，迅速离开病房……登上汽车……我迅速将车驶出疗养院，转弯抹角，避开大路，在黑夜中向环龙路急驰。一路上有好几处岗哨向我喝问口令，我很熟悉地答以当夜的口令。及至环龙路杨虎住宅门口时，碰上国民党军队的夜间巡逻值勤车。值勤军官不仅盘查我的身份，而且检查了我的车内有无武器……我即告知张是我的父亲，罗是我的哥哥，为了随军撤退，我需要将家属妥善安置。夜间值勤军官对我的回答深信不疑，让我把汽车开入杨家院内。事后得知，早有解放军的便衣队在杨家院内迎候。田淑君将张澜、罗隆基迎至客厅，互相寒暄祝贺。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杨虎的花园楼房已成为中共地下工作的总部了。
事后，阎锦文回忆道：“从整个营救行动计划上看，中共上海地下党及民主同盟中央的几位负责同志对此是有周密安排的。”但是，他并不知道，营救张澜、罗隆基全过程，是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关怀下，由李克农负责落实的。
自然，营救张澜、罗隆基只是解放上海整部交响乐中的一支很有意义的插曲。作为这部恢弘交响乐的总指挥——毛泽东所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解放和接收上海这两件大事上。因此，在他下达了总攻上海的命令之后，遂又及时地电告粟裕、张震有关处置黄浦江内外国军舰的原则：
（一）黄浦江是中国内河，任何外国军舰不许进入，有敢进入并自由行动者，均得攻击之；有向我发炮者，必须还击直至击沉击伤或驱逐出境为止。（二）但如有外国军舰在上海停泊未动，并未向我军开炮者，则不要射击。（三）中国及外国轮船为敌军装载军队及物资出入黄浦江者，亦应攻击之。（四）中国及外国轮船在上海停泊未动者，或得我方同意开行者，准其停泊或开行，并予以保护。（五）为了对付外国军舰的干涉，你们应有充分的精神准备与实力准备，即要将外国干涉者的武装力量歼灭或驱逐之，如感兵力或炮火不足应速从他处抽调补足。
自鸦片战争以来，有哪一位当权者下过这样大长民族志气的命令？实践证明：一切妄图以军事实力干涉我军解放上海者，都在毛泽东的这一命令下退却了！
第三野战军首长在收到毛泽东总攻上海的有关电令之后，迅速增调第七兵团之第二十三军和第八兵团之第二十五军，分别配属第九、第十兵团，于五月二十三日夜向上海守敌发起总攻。二十四日，我第九兵团攻占浦东市区和虹桥、徐家汇车站；我第十兵团直插吴淞、宝山。“敌一面继续调集兵力增强月浦方面的防御，一面向吴淞收缩，准备从海上逃跑。我各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追歼逃敌。至二十六日，第九兵团攻占市区。在我军的争取下，敌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率第二十一、第一二三军等各一部向我投诚。第十兵团相继攻占大场、吴淞、宝山等地。二十七日，上海战役结束。”在总攻上海四天的战斗中，“除汤恩伯率第五十四军等部约五万人登舰逃跑外，其余十五万人全部被歼，我共缴获各种炮一千三百余门；坦克、装甲车一百一十余辆，汽车一千一百余辆，舰艇十一艘及大批军需物资。六月二日，我第二十五军解放崇明岛，歼敌三千七百余人。至此，京沪杭作战胜利结束。”
毛泽东收到上海解放的电报之后，他并没有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相反，他的战略视野又投向解放全中国，以及接管上海等大城市的战役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