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形成了解放全国的三种方式，即北平方式、天津方式和绥远方式。但是，他作为一代大政治家却把天津方式——用人民的武装消灭反革命的武装当做解放全中国的主要途径。因此，当北平国共和谈破裂之后，毛泽东主席同朱德总司令就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毛泽东针对当时国内、国外和党内、党外的具体情况——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半途而废，坚定地向中国共产党人呐喊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响亮号召，借此也表达了他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不可动摇的决心。自然，毛泽东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当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二百零四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八，城市的百分之六十三，土地面积的百分之七十三。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另外，在上述“国民党军队和地方实力派中，不少人不愿再打内战，正在酝酿起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向全国大进军的形势已完全形成！
毛泽东为了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任务，经和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和前线指挥员磋商，确定“以第一野战军（包括解放太原后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向西北进军；第二、第三野战军担负渡江解放京、沪、杭、苏南、皖南、赣东，浙、闽全省；第四野战军先以一个兵团牵制武汉白崇禧集团，保障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尔后再完成渡江南进的作战任务。
随着渡江后进军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命令之后的五月二十三日，遂又明确地下达了《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向华东进军并经营京、沪、杭和江苏、浙江、福建等省的任务后，粟裕等在总攻上海的前夕致电中央军委：认为不日攻克上海之后，“蒋匪已全线溃退，福建守敌不多，我入闽部队是否可能提早，应准备何时出动，以便淞沪战后进行准备，调整部署。”对此，毛泽东命令第三野战军：
你们应当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
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第二野战军这颗举足轻重的棋子需走两步大棋：其一，
目前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但在上海、宁波、福州等处被我占领，并最好由三野以一部兵力协助山东攻占青岛（假如上海占领后，青岛敌军尚未撤退）以后，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就很少了，那时二野就可以西进了。
其二，据毛泽东判断：
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以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四川）、黔（贵州）、康（西康）。
在说到二野向西进军，在毛泽东的战略棋盘上还预布一步大棋：
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如果二野能于八月一日左右开动或更早点开动，则上述任务是可能完成的。
虽说事后战事进展完全按着毛泽东的预测顺利发展，但是他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又明确指示：
此项任务在二野内部暂时不要下达，因为中央对此尚是一种拟议，最后决定要待上海、福州占领之后。
由此可见，毛泽东作为一代战略大家，在用兵上是何等的谨慎！
第四野战军在进占武汉三镇之后，毛泽东在未来进军部署上明确电令：
四野现有两个军渡江，尚有六个军已至陇海、长江之间，约于六月上旬可渡江，另有四个军正由新乡、安阳地区出发约六月中旬可以渡江。四野主力（六个军及两广纵队）于七月上旬或中旬可达湘乡、攸县之线，八月可达永州、郴州之线，九月休息，十月即可尾白崇禧退路向两广前进，十一月或十二月可能占领两广。
第一野战军原本兵力只有两个兵团，兵力不足二十万，在未来向西北进军之中，不仅要与兵力较强的西北“五马”对垒，而且还要经营西北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五省。为此，毛泽东把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建制，要求“一野（四个兵团三十五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毛泽东在制定了“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的战略规划——并向各野战军下达了上述进军部署的命令之后，他又为实现上述各项战略任务，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作战指导方针。
一、“先占城市，后占乡村。”这项指导方针源于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政治路线，以城市为中心夺取全国胜利，建设一个新中国。另外，从军事角度看，当时“国民党的残余军事、政治、经济力量，主要集中在江南和西北、西南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现在人民解放军在兵力上已占绝对优势，只有把进攻的矛头集中指向各大中城市，才能最快最有效地消灭敌人，加速胜利的到来”。事实上，只要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国民党盘踞在江苏、浙江两省的主要兵力就消灭了；接着，再分兵解放江南广大的乡村，那就是易如反掌的事了！
二、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清楚：长年以来，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地方实力派有着根本利害的冲突，面对大势所趋的局面，这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越发地变得尖锐起来。举例说：国民党在西北的军事力量，有胡宗南集团和青海、宁夏的马步芳、马鸿逵部。前者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后者是地方军阀，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下达总攻上海的命令的当天——五月二十日，第一野战军解放了西安，接着又控制了渭河南北地区。毛泽东审时度势，遂于上海解放的前夕，五月二十六日，为第一野战军制定了“钳胡打马”和“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
你们攻占凤翔等地，歼敌一部后，暂时停止前进的处置是对的。日前胡马两军配合，在长武、宝鸡之线企图阻我进攻，而我十八、十九两兵团，尚需三四星期以后才能到达西府（指泾渭两河之间的地区）区域。依你们现有兵力，可以打胡，不能同时对马，而欲同时对马，必须等候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或至少一个兵团开到，方有把握，否则无把握。因此，你们应耐心等候三四个星期，不要性急，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打几个好仗，即可直取兰州，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只要胡马不走，仗是总有打的。仅在一种情况下，即胡马向汉中退却，胡马两军又确实不能联合（即马部确实不威胁我侧翼），你们才可以不待十八、十九两兵团开到即向汉中方向追击胡军。
第一野战军在等待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到来的期间，在彭德怀的统率下，以运动战的方式击破胡、马二部的联合进攻，接着胡宗南所部退至扶风、宝鸡、凤县地区，二马退至邠州长武地区，都想借助对方的力量，互为犄角，阻止解放军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或南下汉中。毛泽东与彭德怀等几经电文来往与磋商，终于下达了《钳制两马歼灭胡宗南四五个军》的电令：
你们应当集中王（震）周（士第）两兵团全力及许（光达）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得志）兵团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开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于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根据毛泽东制定的这一战略方针的精神，不仅第一野战军取得了歼灭胡宗南所部四万余人的胜利，并最终导致两马所部的彻底溃败，而且我其他野战军在向全国进军中，也曾根据这一作战方针的精神，在不同的战场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三、在采取天津方式——即战斗方式的同时，须兼取北平方式——即“政治方式去解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的时候，就曾明令要求解放军：“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渡江战役中，国民党江阴要塞炮台总台长唐秉琳率部起义；在攻占南京的前后，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部起义；在白崇禧从武汉撤退中，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张轸等率部起义，等等。与此同时，毛泽东曾于四月二十八日电告彭德怀同志：“你可否于回陕前来中央一谈关于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的问题。看样子，此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张治中等人现在决定留平，并向我方靠拢。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北问题这件事，我们或许考虑通过张治中的帮助去做。”有关毛泽东、周恩来在这期间帮助张治中转变思想的情况，张曾回忆：“在四月到六月这一段时间，是我最苦闷的一个时期。脑海中有许多问题没法解答，矛盾彷徨，展开了激烈的自我思想斗争。这时期周恩来先生常来相看，多所劝导，又蒙毛泽东先生亲临慰问，思想乃初步搞通，内心亦渐次宽解。”
再如李宗仁退居桂林之后，毛泽东认定蒋介石与李宗仁的矛盾势必再次加剧，这就又为采用政治手段局部解决桂系创造了条件。为此，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李宗仁陈情利害，希望李能够留在桂林，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迫使桂系局部签署和平协议。
或许是天意，正当李宗仁为政治前途举棋不定，且需要听取桂系诸位大将意见的时候，白崇禧收到了蒋介石送来的三万两黄金，心里十分感谢蒋介石。面对溃败的全局，他认为李宗仁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危厄的国事还须蒋介石统一处理。他为劝说李宗仁离桂赴粤，继续充当蒋介石的挡箭牌，遂“偕居正、阎锡山、李文范以及程思远、邱昌渭从广州飞桂，五时许到桂林，居、阎、李三人被招待于榕湖畔的‘桂庐’，白崇禧径去文明路一三○号向李宗仁汇报他到粤后同各方面接触的情况”。接着，他就开门见山地说：“蒋先生既不肯放手，处处掣肘，倒不如由德公敦请他重新出山，主持大政，俾卸仔肩。”
李宗仁并不知白崇禧如此而为的真谛，依然像过去那样，非常认真地说：“此事万不可行。现在已是宪政时期，吾人必须维护宪法的尊严。今蒋氏已引退下野，即为一介平民，若不经国民大会的合法选举而私相授受，由我劝他复任总统，则我将为千古罪人。”
已经成了末代代“总统”的李宗仁还发如此高论，足以见得不是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对此，有奶便是娘的白崇禧听而不语也是在所料中事了！
接着，李宗仁抛出所谓的书面材料“备忘录”，自述“三个月来他在南京不能有所为的关键是因为蒋介石在幕后把持一切；次述蒋介石如仍然不肯放手，不如请他复职，以免彼此牵制，互相抵消；最后说到如蒋介石不愿复职，仍由他担任代总统，则请蒋答应”授予他一切权力。
为促李宗仁离桂赴粤，白崇禧有意说：“同老蒋摊牌，本来就是我的一贯主张。但是现在政府迁至广州，如果德公长期留在桂林，则中央失去了领导重心，恐怕影响很大。”
程思远很不赞成白崇禧的论点，会后随白崇禧来到白的新居，十分策略地问道：“现在老蒋只顾沿海一些据点的防守了。健公要德公到广州去，试问在军事上有什么把握？”
“有什么把握，这不过是要对历史有一条交代罢了！”白崇禧如此坦率地说。
李宗仁就这样被白崇禧连哄带骗地从桂林弄到了广州。对此，程思远很是生气，决定暂不随李、白飞赴羊城。
在李宗仁的心目中，白崇禧的华中战区的得失关乎他们在大陆的存亡。不久，白崇禧自武汉撤守，他“外临强敌，内有反侧，也已岌岌不可终日了”。旋即上海被人民解放军攻占，蒋命残部撤往闽、台，所谓京沪杭防线彻底崩溃。李宗仁审时度势，对坚守华中，确保西南的战略也失去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