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在这时，左依湘西大山，右靠洞庭湖的宋希濂兵团奉蒋之命撤往鄂、川交界的恩施，致使常德、芷江一线门户洞开。如果人民解放军乘隙南下，即可将刚刚撤往湖南的白崇禧的主力部队包围。换言之，李宗仁和白崇禧苦心经营多年的桂系集团，必然全军覆没于三湘四水之地。白崇禧见情势急迫，又因宋希濂是“天子门生”，只好商请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电令宋希濂按计划迅速撤往湘西。实出白崇禧，也出何应钦所料的是，宋希濂抗不从命，在电话中骄横地对黄埔时代的师长何应钦说道：“我撤到恩施去是老总的命令！”
何应钦当然清楚，所谓“老总”是指蒋介石。他忙解释道：“恩施一带并无敌人，你到那里去实无必要！常德一带异常空虚，你若不来，湖南战事就不可收拾，你到恩施也是绝路。”
宋说：“我管不了许多，老总要我怎么办，就怎么办！”
何说：“我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负责指挥全国的部队，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
宋气愤地说：“我就不知道什么行政院长、国防部长。”说毕就把电话挂了。
何应钦气得面发紫，立即赶来向李宗仁报告说，“这成什么体统？这成什么体统！我有生以来也未受过这种侮辱！”
何应钦和蒋介石共事近三十年，深知蒋氏是一位城府极深的纵横家，一不小心就会掉入他设计的政治圈套中。这次，使何应钦大惑不解的是，在此危亡之秋，唯有一心一德，群策群力，尚可挽国难于既倒。可是蒋氏在败亡之中依然和代“总统”李宗仁斗法，置自己这位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于不顾，独行其政治、军事计划，这岂不等于自灭王朝吗？当他想到自己未来的处境时，遂于上海解放后的第三天——五月三十日，向代“总统”李宗仁坚辞本兼各职，并无限悲哀地说：“受命以来，月余于兹，除立法院问题应钦获得全体立法委员之支持，引为毕生最大之荣快外，其余各项问题，莫不与愿相违……事实演变，未符理想，而财政问题，又复困难万端，无法解决……钦虽努力以赴，终感补苴无术，心中隐痛，莫可明言，唯有恳请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以免贻误将来。”
李宗仁深知何应钦辞职之故，但仍以政治家的风度相挽留。何应钦求去之心甚切，以最沉痛的语调说道：“德公，如要我继续干下去，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就是逃亡，二就是自杀。”
就这样，何应钦内阁倒台了！何应钦内阁自上台起始，毛泽东就预测到了它很快就会倒台。同时，他还知道何内阁倒台的结局，又必然加剧李宗仁与蒋介石的矛盾。虽然寄希望李宗仁在桂林局部签署和平协议的计划宣告结束，但仍然可以利用这组矛盾争取李宗仁。就是再次失败，也可随着桂系向南溃败的大势，把希望寄托在湖南程潜等人的起义上。为此，毛泽东几经权衡，遂决定请老乡长章士钊、小老乡刘斐南下香港，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做李宗仁工作的同时，把重点放在程潜的身上。
章士钊南下香港负有多种使命，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是劝说闻人杜月笙致函上海的青帮弟子，向人民政府投诚；再是通过程星龄向程潜传话：毛泽东希望老乡长程潜为和平解放家乡作出历史的贡献。前者，杜月笙遵命给上海的弟子写去亲笔信，为解决上海的青帮起了作用；后者，史家作了记述：“一九四九年六月程星龄奉程潜之命去香港时，见到章士钊。章土钊鼓励程星龄要协助程潜顶住白崇禧的压力，不要动摇起义决心，并亲笔给程潜写了一封信，要程星龄带回交给程潜。信中列举大量事实赞扬毛泽东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未有过的杰出领袖，绝非溢美虚夸之词。对颂公期望甚殷，对陈明仁也决不会追究四平街之战的问题等。”事后，程星龄曾当面向毛泽东说：“主席，行严对颂公的谈话与信，对促进长沙起义、湖南的和平解放，起了不少的作用。”
刘斐由于眷属还在香港，须他去设法接到北平，经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协商，遂“决定去香港一转”。据刘斐回忆，他是五月间从北平经天津乘船南下香港，并且“带了章行老（章士钊）和邵力老（邵力子）责备李宗仁的长信想设法转交李，争取他替人民做一件有利的事”。刘斐安抵香港之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等人不是派使者就是打电话，希望刘斐能到广州或长沙议政共事，但都被刘斐以种种借口婉拒了。上海解放以后，刘斐践约来到广州，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块面谈。相见之后，刘斐首先转交了章士钊、邵力子致李宗仁的信，并请其先阅，然后再举行晤谈。
章、邵二老致李宗仁的信函，凡洋洋四千余言。二位老报人以敏锐的政治卓见，流畅犀利的文言行书，详论了蒋氏王朝必败，中国共产党必胜的规律，也指出了李宗仁主和破裂的原因。同时，还道出了写此长信的良苦用心：“徒以年事略高，人缘非浅，平章国事，略有执持，因缘应舍，责任攸在，不敢效小丈夫之所为，坐视公等之溺于稽天大浸而不为援手已尔。”章、邵二老进而道出李宗仁所处之地位：“设他人捉刀，而以公之名义布之，则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其后果何堪设想。某等颛蒙，夙承见爱，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李宗仁读罢章、邵二老的长信，大有“临表涕零，不知所云”之慨！随着信文的展开，章、邵二老的形象迅即在他的脑海中闪现而出，似在严峻地向他招手，谓之“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为此，他又重新拜阅了这段信文：“盖长江之局面虽变，西南之版图犹存，盼公在桂林开府，屹立不动，继续以和平大义相号召。乃公终不以鄙言为采，并不胜主战分子之胁迫利诱，竟亦翩然莅穗，同流合污，阳冠僚案，阴侪傀儡。不知公有何把握，作何打算，犹岸然以国家存亡民生祸福为张皇工具，伤哉，伤哉！”这时，他感到章、邵二老说到了他的心痛之处，顿生“无脸见江东父老”的羞色。然而当他瞻念前途，又茫然地觉得只有按此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收好章、邵二老的来信，情绪低沉地对刘斐说：“旁观者清，还是你先谈谈自己的看法吧！”
刘斐首先向李宗仁、白崇禧介绍了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直言告诉他们：现在胜败的大局已定，无可改移了。然后，他又严肃地质问，“德公，你为什么到桂林去？去了为什么又不按以前的诺言签字？”
“你们谈下来的条款，简直等于投降，这叫我怎么签字呢？签了字怎么能执行呢？”李宗仁无可奈何地摇摇头，“一切都被蒋控制死了……叫我怎么办呢？我只好生气不干了，才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去的。”
“那你既到了桂林，何苦又自投罗网到广州来呢？”刘斐不解地问道。
白崇禧为了掩饰自己的责任，抢先说了李宗仁来广州的经过，并有意诿过于居正、阎锡山。这时，李宗仁取出蒋介石促他来广州的信件交于刘斐，叹了口气：“你看吧，我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刘斐看罢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的亲笔信，操着挖苦的口吻讲：
“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了。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子的人想把它捉着，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在树上徘徊瞻顾，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子的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蒋在信中说一定要给你以军、政、财权，就等于是那只苹果嘛。现在薛岳控制了广州，就是蒋手上的锁链，你有什么办法呢？”
“那我只有负责到底了。”李宗仁沮丧地说道。
“不行啊！”刘斐严正地指出，“你这样替蒋介石负责，就是替罪魁祸首的蒋介石垫棺材底，于党、于国、于人民、于你自己都是不应该的。”
刘斐与李宗仁、白崇禧一直谈到深夜，李宗仁被说得摇首叹气，而白崇禧依然是醉死不认那四两酒钱。最后，白崇禧说道：
“我们还是九九归一，一起到广西打游击去吧！”
“不行的，打游击谁还能强过共产党？”刘斐接着又坦直进言，“为今之计，只有李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由你（白崇禧）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局部起义，还可救全多年来追随你们的部下。这样，你们政治上有出路，部下也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这些人往哪儿跑呢？”
白崇禧一听说率部起义，立即来了火气，大声说道：“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干不来！”
刘斐一听这话知道应该结束这次谈话了，遂淡然地说道：
“好吧！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最后要向老朋友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千万不能再到台湾去呀！”
这时，李宗仁在桌上用力一捶，说：“哪个王八蛋还到台湾！”
白崇禧默不作声。刘斐和李宗仁、白崇禧的谈话就在这样的沉默中结束了。
翌日清晨，刘斐飞回香港。这对李宗仁而言，又一位亲信大将离开了自己。同时他还感到：在不久的将来，刘斐也会步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后投向共产党。因此，他那失落的心境越发怅然了！……
至此为止，毛泽东认为采用政治的手段解决桂系的希望基本破灭了。从此，他就专注家乡湖南和平起义的事情了。
从以上事例可知，毛泽东在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战略部署中，不仅要求我解放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敌占区和残敌，而且还和周恩来等在指挥军事解决的同时亲自做方方面面的工作，希望“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似傅作义统率的部队和管辖的北平；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很早以前就布下了和平解决湖南、云南、四川、新疆等省像张治中、程潜、龙云等这样重要的棋子，从而加速了全国解放的步伐。由于有关和平解放上述各省的经过将在下文详述，故在此略。
“实行大迂回，大包围”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渡江战役的前后，已经获悉蒋介石的战略退却计划，那就是“经营台湾，为其最后的根据地；守住沿海岛屿，使与台湾相呼应；控制川滇，欲在西南留个后方；收拾两广，彻底地消灭桂系势力”。另外，从战争发展来看，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后的大进军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一触即溃，尽力避免作战，像抗日战争那样，准备在西南边陲数省站住脚跟，进行顽抗，并在不利时将大批军队撤往国外。”对此，毛泽东深知由陕南退往四川的胡宗南所部，必将与宋希濂驻扎在湘鄂川交界的部队会师四川，其中胡宗南残部很可能沿着当年红军长征的路线逆行南下，由云南逃往缅甸、老挝等邻国。为此，他在五月二十三日下达的《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明令指示：
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因此，除二野应准备经贵州入川之外，四野在消灭白崇禧占领广西之后，应以一部经百色入云南。请林（彪）罗（荣桓）即令曾泽生军（曾原为滇军起义将领）早日出动南下，该军是否已从热河出发，盼林罗查告。
毛泽东此举的战略意图是：由广西挥师西行，经此大迂回把胡宗南所部截至滇北或滇西。另外，二野所部由东面的湘黔入川，贺龙所部由陕南入川，经营川北，这样就对退守四川的蒋军形成了大包围之势，并将其大部消灭在四川。
由此可知，近来某些军史学家认为：“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的首倡者是林彪，是错误的。有关毛泽东如何实施上述这一“大迂回，大包围”战略方针，笔者将在下文详述。
我四大野战军完全遵照毛泽东的上述部署向全国进军，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毛泽东在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之后，他的工作重心遂由军事转为指导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上来。如果说毛泽东指挥军事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那么管理城市、恢复全国经济建设以及创建新中国等大事对他而言，则是一门全新的课题！正当如履薄冰的毛泽东思忖如何完成这些大事的时候，刚刚解放的上海就爆发了始料未及的经济危机，迫使他仓促上阵迎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