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午九时，上海全市解放了！
这天清晨，枪声和炮声渐渐地停息了，上海各界群众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悄然打开自己的家门，惊奇地发现马路两边湿漉漉的水泥地上，睡满了身穿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指战员。啊！激战上海的十五个日日夜夜——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上海新生的人民功臣，一个个却睡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这不仅是旷古未有的奇事，而且也深深地打动了上海的市民群众！另外，各界人民很快又发现，新生的上海市，电灯是亮的，自来水也长流不息，就说是电话吧，也畅通无阻，工厂、学校也保护完好……大家都禁不住地发出这样的自问：“这哪像是刚刚打过仗的样子呢？共产党和解放军是如何创造出这样的奇迹呢？……”
这奇迹应当归功于党的另一支队伍——上海八千余名中共地下党员和广大的进步群众！在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的过程中，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护厂、护校、策反敌军、散发传单、输送情报……上海才得以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手中。
很快，各界人民从战争的惶恐之中醒来，相互传送着一个消息：“上海真的解放了！”接着，他们自发地拥上街头，走到外滩，有人在高呼“上海解放了！”有人在高呼“解放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更为令人感动的是，年长的老人提着烧开的水壶，拿着大小不一的茶碗，慰劳睡在水泥地上的解放军战士；年轻的工人和学生有的打着腰鼓，有的扭起了秧歌，有的放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庆祝上海解放了！
上海解放的第二天——二十八日下午二时正，陈毅率领军管会所属军事、政治、财经、文教各接管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走上了旧上海市府大厦的黑色大理石阶梯，正式接管市政府。与此同时，一面鲜艳的红绸大旗在楼顶飘扬。接着，陈毅昂首阔步地走进旧市长办公室，严肃地命令：“宣赵祖康进来！”
赵祖康是我国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任上海工务局长，后与中共地下党员发生了关系。我人民解放军奉毛泽东的命令发起总攻上海的当天——二十三日，国民党原上海市代理市长陈良仓皇出逃，行前将所谓市长大印交给了赵祖康。赵祖康仅仅当了四天代理市长，上海就全部解放了。在陈毅等入主市府大楼之前，他已经主动将市长大印交给了有关人员。当他听说陈毅将军宣召见他，遂诚惶诚恐地走进，毕恭毕敬地说道：“卑职赵祖康，请陈将军示谕。”
陈毅根据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城市接管方针以及对待国民党留守人员的政策，严肃地问道：“军管会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档案、资产呢？”
“完整无损，可一一查点。”
这时，陈毅起身握住赵祖康的手，指着旁边的沙发客气地说了一声“请坐！”旋即又说道，“赵先生，你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想法吗？”
经过简短的交谈，虽说赵祖康从陈毅的问话中没有感到有兴师问罪的意思，但因地位的不同，内心中依然是忐忑不安。他沉吟片时，低声地答说：“陈将军，我想回交通大学教书，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情。”
陈毅完全理解赵祖康此时此地的矛盾心情，他很是真诚地说：“不要有其他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需要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我们想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这实在出乎赵祖康的所料，他听后先是惊异万分，继之是感动不已。就这样，国民党时代的代理上海市长赵祖康又被陈毅任命为工务局长。这项人事安排，对旧上海市府留用人员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天，在会议室等候传见的二百多名旧市府工作人员个个坐立不安。看见陈毅偕赵祖康来到会议室的样子，他们感到惊诧不已。陈毅讲道：“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办理移交，并听候人民政府量才录用。”听了陈毅的这段话后，一个个露出了笑脸，并情不由己地鼓起了掌！
但是，留给陈毅市长的上海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对此，史家作了如下的记述：
解放前夕上海工业已陷入半解体的状态。一万二千多家工厂中，只有百分之三十维持开工，机器业工厂停工百分之八十以上，面粉业由于北运通路不畅，产量只有内战爆发前的十分之一。占上海工业产值百分之七十四的轻纺工业，缺原料无销路，陷于半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面粉仅够全市吃半个月，而储煤只够全市烧七天！治安情况也不容乐观，流散在上海的蒋军官兵近两万人，国民党还留下八个特务组织三万多人，加上惯匪、流氓作乱，社会秩序很不安定。而目前汇聚在上海的难民、乞丐、小偷、妓女、游民，总数达六十万！当时一起听汇报的邓小平同志不禁深叹一口气道：“这些都是我们陈市长的‘子民’哟！”
对此，毛泽东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就完全估计到了！那时，他亲自向未来的市长陈毅交代了接管上海的方针：坚定地依靠工人阶级，“集中力量反对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各党派，稳步前进。”为此，陈毅每次走上讲台第一句话便说：“上海的工人老大哥、老大姐们，我们是归队来了！首先，让我代表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向保护大上海的人民群众，致以热忱的感谢！”他说完向台下深深地、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
上海解放的前夕，毛泽东通过各种消息获悉：蒋介石怀着怆然的心情向上海告别，他不能不想起二十二年前的今天，“他以历史功臣、北伐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进入上海，而今他却以历史罪人的身份向上海道别”。他在此时此景中，没有去想自己为什么会落到如今败走麦城的地步，非常奇怪的是，他那泛着苦汁的心湖之中竟然生出了这样一个问号，有意思的是这个问号又渐渐地拉直变成惊叹号！为此，他近似自语地说：“我想有一天，毛泽东也会像我一样从上海败走的。”
“为什么？”守侍身旁的蒋经国小声地问道。
“上海是个大染缸，自称是红色的共产党，要不了多少时日，他们就会改变颜色的。”
蒋介石的这句由自我反省而感悟出的普通话语，的确震撼了毛泽东的心灵！诚如前文所说，早在七届二中全会前后，他就再三向全党发出要谨防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号召，就连他离开西柏坡的时候，还再三地说：“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然而当他听说也曾被山呼万岁入主上海的蒋介石竟然向中外断言：“毛泽东也会像我一样从上海败走的！”这就不能不使毛泽东引以为戒了！
同时，毛泽东还从各种渠道获悉：蒋介石在从上海败走的当天，虽然感到自己犹如“大海中的孤舟，四顾茫然”。可他却在日记上写下了如下这段话：“今日的仇敌，是坚强、恶毒、凶险的共党，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对付敌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来迎接新的时代，奠定新的基础。我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刨痕又深了。我眼看到中华民族的希望，怎能不挥泪前进？……但我凭着一线光明的希望，及我对总理的忠贞，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
事后追论：当毛泽东获悉这段话以后，他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蒋介石不仅败而未亡，而且还要东山再起。换言之，人还在，心不死，与败走上海的蒋介石的较量是长期的！
恰在这时，中外的政治家也以幸灾乐祸的目光看待共产党人的胜利，他们公开说：共产党在军事上打一百分，在政治上打八十分，在经济上打零分。有的直言之：毛泽东的队伍开进上海之日，即为共产党人失败的开始。对此，毛泽东也经常发出这样的提问：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共产党人真的会败走上海吗？自然他的答案也是清楚的，共产党人不仅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还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让一切敌人在我们面前发抖吧！
毛泽东在战略上历来是藐视敌人和困难的，然而他在战术上却是十分小心地重视敌人和困难。因此，就在上海解放的前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三指示陈毅，一定要看到上海在全国的特殊地位：“上海的纺织厂纱锭二百二十九万占全国百分之四十，贸易额占全国的一半。上海工厂的烟囱若不冒烟，全国经济就将垮掉一半；上海市场一混乱，全国财经就会失去控制。”另外，陈毅作为共产党的第一任上海市长，不仅非常清楚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良苦用心，更重要的是知道他接收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上海：仅就国民党中央银行为例，“经过多次的抢劫，中央银行的库存……只剩下黄金六千一百八十两，白银两万九千九百七十九两，银元一百五十四万六千六百四十三枚，美元八千六百七十八元，英币一百五十三镑，港币三万八千八百五十二元……”可以想见，这样一点可怜的钱，将如何应付一个现代化大都市的经济运作呢？为此，毛泽东在上海解放的初期，对各界人士实事求是地讲：“不要以为解放了，今后就是一帆风顺，大吉大利，帝国主义从此老实，老天爷从此不闹灾荒，我们自己也从此不犯错误，那不可能。前途光明，但道路还会是曲折的。还要准备勒紧裤带，甚至要准备流血牺牲。”
时人皆知，蒋介石如此迅速垮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他支撑打内战，在国统区相继滥发法币和金圆券，造成通货膨胀，变成了一堆废纸。诚如时人所云：“假如你进饭店吃饭，第一碗饭是一种价格，等你吃第二碗饭的时候又是一种价格，因为涨价了。”为了稳定上海的金融，陈毅市长走马上任的第一天就以军管会的名义颁发了公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为照顾人民的困难，在六月五日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暂准流通期间，人民有权自动拒用金圆券。同时宣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于六月一日正式成立，开始以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工作，比例是1∶10万。
由于金圆券在上海人民的心目中完全失去了信用，因而兑换金圆券的工作非常顺利，待到六月五日以前，兑换工作就告一段落。但是，金圆券通货膨胀所造成的恶劣的心理影响，以及历年物价波动遗留下来的保存钞票不如保存实物的经验，继续影响着各阶层的人民。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紧紧抓住了人们这一心理，“一群唯利是图的投机分子跟着兴风作浪，胡说什么人民政权刚刚建立，人民币并不巩固，人民币和金圆券都是纸印的钞票，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顾人民政府的警告，仍像解放前那样，投机牟利，掀抬物价”。他们“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投机商掌握了大量银元，任意提高价格，进行投机，一转手之间，一块银元竟然可以获得人民币一百五六十元。贩卖银元的贩子，上海叫做银牛。一时间，银牛横行，‘大头’（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银元大多是有袁世凯像的，俗称大头）嚣张，银元和人民币之间的比价一涨再涨”。
据史记载：“当时上海每一条主要马路，特别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滩一带，到处可以看到许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大把银元，发出哗嘟哗嘟的声音，有的用两块大头互相敲击，丁当作响，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他们嘴里还不断报着当天银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机分子的总指挥部是上海的证券大楼，他们利用几千部电话同他们分布在全市各个角落的分支据点保持密切联系，操纵银元物价。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的十天左右的时间内，上涨将近两倍。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在上海解放后的十三天内，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纱也上涨了一倍到两倍以上。”也就是在物价如此暴涨的时候，南京路上的“四大私营百货公司开始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闻风而起，相继仿效，拒用人民币”。结果，上海人民银行分行发行的人民币，“早上发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银行。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人民币就这样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当时，刚刚接管上海的军管会没有经验，对不法的投机分子的金融实力也缺乏了解，“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十万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不但没有稳住市场投机之风反而越演越烈”。以陈毅为市长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认识到：“上海游资和投机分子的实力太大了，靠抛售的办法是无法稳住市场的。”这时，不法的投机分子又借机制造舆论，到处散布“日本占领上海时，为了稳住上海的市场，从东京一次运来五吨黄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无消息”。换言之，共产党不懂金融，将会很快步国民党的后尘从金融战线上败下阵来！
毛泽东收到陈毅代表上海军管会写来的报告的时候，他正在准备接见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
陈嘉庚，于一八七四年生于福建同安一个贫穷的农家。在他十六岁那年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后靠着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渐渐地在南洋发迹，旋即又以新加坡为基地经商，遂成为一代华侨巨商。不久，他结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并积极募款资助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与此同时，他深感祖国落后的原因是教育，遂于一九一三年起始在家乡集美村先后创办中学、小学、师范、航运、水产、农林、商科等学校；一九二一年，筹募巨资创办有名的厦门大学，为家乡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识的新人，在国内、国外享有盛名。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他又奔波于南洋各地，积极募款，支持爱国的抗日斗争。一九四○年他由南洋回国，先在山城重庆发表抗日演说，后应毛泽东之邀，又于是年五月下旬动身赴延安慰问边区的军民。也就是他到延安的第二天——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自己的窑洞里会见了慕名已久的陈嘉庚先生。陈嘉庚先生对访问延安的感想，曾在一次讲演中说：
我初到陕北延安，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在那里，人人平等，相亲相爱，有如兄弟。刻苦耐劳从事建设，成绩斐然。毛主席的办公处设在一座窑洞里，布置很简单……毛主席的香烟瘾很重，可说烟不离口，他拿出一罐英国的香烟对我说，我每个月薪俸有限，不配抽这样名贵的香烟，这一罐是美国华侨司徒美堂送的。有一次我看见他一根烟抽过一半了，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把半截烟蒂丢掉，却把烟头的火灭了，搁在烟灰缸上，然后去见客，及至会了客回来，再把那截烟蒂吸完。
毛主席曾单独请我吃饭，是白饭、咸菜，配一味鸡汤。毛主席说：“我没有钱买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道我有远客，送给我的。”有一次，我们在毛主席办公室里闲谈南洋的情况，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可参加，顷刻间座位满了，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板凳上毛主席身边略有空隙，就塞身进去了，毛主席向他望一望，把自己的身躯移开点，让他坐得更舒服。这就是全世界任何政府机构中没法见到的现象。
延安之行，使陈嘉庚真正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更为重要的是，他不仅结识了毛泽东，而且还坚信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真正的救星。他由延安回到四川，在峨眉山曾说：“我未往延安时，对中国的前途甚为悲观，以为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还在学校读书。其实此人已经四五十岁了，而且做了很多大事了，此人现在延安，他就是毛主席。”
解放战争爆发之后，陈嘉庚为抗议蒋介石撕毁“双十”和平协定，四处发表演讲；同时，为了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尊敬，在会客大厅的墙上悬挂着毛泽东的画像——这是南洋公开悬挂的第一张毛泽东的画像，借以遥祝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八年五月登上“总统”的宝座之后，陈嘉庚又代表新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公然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于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致电陈嘉庚先生，代表中共中央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是年五月五日，陈嘉庚先生偕庄明理等从新加坡回国，并于六月四日到达北平，在车站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儒等热烈欢迎。七日，周恩来亲自接陈嘉庚一行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会见。
说到陈嘉庚与周恩来的相识和相知，还有着很曲折的故事。一九四○年三月下旬，陈嘉庚率领南侨慰问团来到重庆的时候，周恩来刚好回延安，仅见到了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人，并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是年五月二十五日下午，陈嘉庚一行来到古城西安，恰好周恩来由延安返回重庆路过西安，约定去七贤庄十八集团军拜会周恩来与路过西安回延安的朱德将军。由于特务借口车辆等因，使陈嘉庚未能如约前往。翌日，陈嘉庚亲自赶到七贤庄致歉，但朱总司令已回延安，周恩来也已去重庆，失之交臂，令陈嘉庚深感惋惜；陈嘉庚由延安返回重庆不久，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话，询问陈先生近日有无时间，说周恩来准备第二天登门拜访。就这样，他们二人好不容易地见了面。那天，周恩来向陈嘉庚先生重申了共产党的三大主张：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接着，又讲：“国共合作，这是历史的潮流，顽固派搞摩擦，这是不会得逞的。有人要阻止我们在西安会面，但是今天我们不是在重庆会面了吗？”
从此以后，周恩来与陈嘉庚在正义的斗争中结为知己，并有着许多感人的故事在流传。这次，周恩来再次见到陈嘉庚，旧话重提，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周恩来十分自豪地说道：“一别十年，现在天下是我们的了。嘉庚先生十年来为抗日所作的贡献、所受的磨难我是知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也是不会忘记的。新的中国就要诞生了，毛主席说，我要好好地听听陈嘉庚先生的意见！”
陈嘉庚在周恩来的陪同下驱车赶到香山，出乎他所料的是，毛泽东偕朱德、刘少奇早已躬迎在双清别墅的院中，并亲自打开车门，搀扶他步出汽车。他望着毛泽东那平易近人的样子，激动地说道：“毛主席，你是开国元勋，我是普通侨胞，你亲自扶我下车，这让我怎能受用得起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