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美国国务院公布的对华关系的所谓“史书”。自然，所谓“史书”就应是真实的，但是读过这部“史书”之后发现，通篇却是充满了谎言。
然而，美国政府为什么要编织这样一部长达千余页、通篇又充满了谎言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呢？随着中国内战的结束，遭到失败的蒋介石逃往台湾，院外援华集团认为，“是美国的贻误造成了中国的丢失。”国务院为了回击院外援华集团的挑战，同时为了掩饰美国百年侵华历史的真实面貌，得出所谓中国的丢失，“它是中国局势本身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国务院的什么人作了什么或没有作出什么”的结论。对此，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致总统杜鲁门的长信中开宗明义地说：
这是关于一个伟大国家的经历中最复杂、最苦恼的时期的坦白记录，这个国家早就和美国有着友好联系……这份记录表明，美国一直坚持了，并且仍然坚持着我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中那些根本原则，其中包括门户开放、尊重中国的行政和领土完整，反对任何外国控制中国。遗憾的是，在编纂这份记录的时候，为了尊重事实，必须公布一些表明这个国家的可悲局面的事实。……我们派去帮助中国人作战的政府代表，不管是军人还是文职人员，很快都发现……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已经失掉了赢得人民效忠的战斗精神。根据许多观察家的看法，他们腐败了，醉心于争权夺势，依靠美国为他们赢得战争的胜利，维护他们自己在国内的统治地位……
这部长达千余页的《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是如何出笼的呢？据史记载：最先想到要搞白皮书的是政客梅尔比，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当时的国务院政策计划处处长凯南和这个内部智囊团的成员戴维斯谈了，他们两人都支持这一想法”。接着，梅尔比向国务卿艾奇逊、总统杜鲁门作了报告，“这两位大人物也表示赞同。总统在四月中旬甚至说，他希望白皮书能在八月份起草出来并发下去”。总统下了令，国务卿立即着手组织写作班子，“梅尔比奉命担任这一工作的统筹人。笔杆子斯普劳斯被要求起草其中的一部分。政府中的老手杰赛普没有在中国工作过，因而能以不偏不倚的态度研究那里发生的事情，所以，艾奇逊要他审阅第一稿，最后的润色工作由艾奇逊、梅尔比和杰赛普做”。为了借公布这部《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开脱美国侵华的罪责，艾奇逊怀着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心情给总统杜鲁门写信：
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超出美国政府控制的能力，这是不幸的事，却也是无可避免的。在我国力所能及的合理的范围之内，我们所做的以及可能做的一切事情，都无法改变这种结局。这种结果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我们少做了某些事情。这是中国内部各种力量的产物，我国曾设法去左右这些力量，但是没有奏效。这种局面是中国国内局势决定的。
毛泽东作为一代政治战略家，当他听说司徒雷登奉命离开南京，并于八月二日登上返回美国飞机的消息以后，他的直感是：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华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因为毛泽东早就看破了司徒雷登不是通过与中共联系，“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而努力，而是想要通过他的努力，保持美国在中国旧的基础和造成一种反共新的努力，他的意图不能实现，便只好悻悻地回国去了”。为此，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正因如此，毛泽东的结论是：
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
接着，毛泽东认真地审阅了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白皮书，他认为这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的机会。为此，他公开撰文写道：
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要的，现在并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
紧接着，毛泽东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号召，新华社于八月十二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评论《无可奈何的供状——评美国关于中国问题的白皮书》。这篇评论就像是号角，吹响了讨论《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序曲，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在这场大讨论的战斗中，毛泽东最看重的是以黄炎培为领袖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加强内部团结和警惕，答告美帝好梦做不长》的声明。他看过之后，当即函告新华社社长胡乔木：“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写得好，请予全文广播、口播，并播记录新闻，当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起很大作用。”或许是出于同一目的，抑或是表示对老朋友黄炎培的敬重，当天，他给这位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写了一封信，称赞民建发言人对白皮书的声明：
民建的这一类文件（生动的、积极的、有原则的、有前途的、有希望的），当使民建建立自己的主动性，而这种主动性是一个政党必不可少的。
黄炎培收到毛泽东的来信，读后很是兴奋，遂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再次阐述了以自己为首的民建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态度。毛泽东阅后再次复信黄炎培，首先表示“大示敬悉，很高兴”的心情，旋即又写了如下这段文字：
民建此次声明，不但是对白皮书的，而且说清了民族资产阶级所以存在发展的道理，即建立了理论，因此建立了民建的主动性，极有利于今后的合作。民建办事采用民主方式，亦是很好的，很必要的。此种方式，看似缓慢，实则迅速，大家思想弄通了，一致了，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
毛泽东为了“利用白皮书做揭露帝国主义阴谋的宣传”，同时当做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一些民主个人主义者的极好机会，从八月十四日到九月十六日，连续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文章。首先，他对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经验作了历史性的总结：
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民想一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
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读了上述这段文字，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毛泽东讲得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其次，毛泽东为了追述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奋起的历程，他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说：
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
时下，就要成立的新中国是如何而来的呢，毛泽东又自豪地说：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毛泽东亲自领导发起、并亲自动口动笔对《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的讨论和批判，是对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的一场大清算。自然，也是为了新中国的诞生在上层建筑领域中的一次大扫除。毋庸置疑，毛泽东在清算美国侵华罪责的同时，也有意给那些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切勿沿着所谓第三种人的道路滑向人民的对立面！
就在美国政府准备公开宣布对华政策失败，并计划调回司徒雷登的前夕，毛泽东的“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取得了胜利，那就是秘密出访苏联的刘少奇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对此，《刘少奇传》一书作了记述：
……
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与国民党政府）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抑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
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就在司徒雷登离开南京的前后，我国各地暴雨成灾。据史记载：“四川境内长江、岷江、涪江等江河暴涨，成都低洼之地，沦为泽国，对外交通停顿，宜宾、泸县、乐山、简阳、内江、绵阳、遂宁等七十七县受灾。湖南资、沅、澧流域及滨湖地区几成泽国，为一八八七年大水以来所未有，五十二县市成灾，已有报告的二十三县市，共冲毁五百万余亩农田、房屋五千余栋，受灾人民二百万，二万余人死亡。两广地区、柳州、桂林洪水泛滥，二十多年所未见，西江水位超过粤省过去水患的记录，西江的鹤山、高要、三水，北江的清远，东江的河源、东莞，围堤崩决，淹毙人口七万以上。长江大水，芜湖七月二日洪水漫进市区。”等等。面对以上这突发的天灾人祸，时时把人民的安危放在心上的毛泽东，他不得不考虑推迟向中南、向西南进军的部署。
另外，我第四野战军指战员多为北方人，绝大多数的作战部队初到南方，不熟悉水网稻田地和山地作战特点，也不习惯南方气候水土，加之没有配发蚊帐、雨具，一般连队发病率占百分之二十五，严重者达百分之七十，极大程度地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为此，第四野战军前委经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的批准，从八月一日起全军转入休整。他们一边总结前一段行军作战的经验，一边根据山地水网稻田地作战特点，进行适应性训练。同时，在全军广泛开展以治病、防病和增强部队体质为中心内容的“兵强马壮”运动。因此，我中南战场暂时出现了相对无战事的时期。
正因如此，毛泽东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批判《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以及筹建新中国的方面来。
说到筹建新中国，这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希望，也是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斗二十八年的理想。诚如前文所述，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雄文中，对新中国的性质、国家的政体以及人民的权利等作了周密的论述，并为未来的新中国勾画出了蓝图。自打六月新政协筹备会议的召开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都是在毛泽东的这一建国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
毛泽东在参加完新政协筹备会议之后，以他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之下设立了六个小组，要求分别完成以下六项任务：（一）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二）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三）起草共同纲领；（四）起草宣言；（五）拟定中央人民政府大纲；（六）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尽管上述文件凝聚了全体政协委员的心血，可以想见，这其中也包含了毛泽东的聪明和智慧。另外，在这期间，毛泽东就新政协会议所要讨论的各项问题，继续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进行交谈。他先后会见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陈叔通，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人。就连上述那六项任务所完成的六件历史性的文件，也都是经他审定并在他主持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