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讲到筹建新中国这件伟大的历史事件时，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都贡献了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其中，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主要助手，为新中国的诞生则更是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在新中国筹建的道路上，无处不留下他的足迹。在新政协筹备会议结束之后，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主要放在两件事上，一件是协商参加新政协的代表名单，一件是起草《共同纲领》。对于前一件事，《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协商代表名单，需要包括广泛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国内兄弟民族、国外华侨及爱国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需要显示出全国人民力量的大团结。人少了，便不能完满地代表全国各阶层的人士。但又必须有严肃的要求，照顾到相互间的协调平稳，并能为各方面所接受。取舍恰当，十分不易。这可以说是整个筹备工作中最繁重的工作之一。
各单位的代表名单，一般先由单位提名，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反复磋商，再确定下来。在这个过程中，常常为了某一个代表的适当与否函电往还，斟酌再三，费时达数周之久……因为这方面的问题既复杂又重要，许多事情是由周恩来亲自处理的。
即便如此，就是像周恩来这样细心的领导者，也难免有疏漏之处。但是，他已经发现，或听到正确的建议，立即就择善而从之。如陈毅就曾经建议，在讨论新政协代表的时候，应该照顾到老解放区的开明士绅。第二天，周恩来就给时在上海的陈毅复电：“所提建议甚好，当引起注意。”
自然，在周恩来亲自出面协商新政协代表名单的过程中，毛泽东不仅利用与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谈话之便，帮助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而且还从全局出发，亲自向有关的人物发出邀请。如他曾在八月十八日致电新疆伊犁特别区人民政府阿哈买提江，邀请他们派代表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说：
我国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中国的胜利。包括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各解放区，国内各少数民族及海外华侨在内。新的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经过慎重筹备之后，即将在九月内召开全体会议。……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的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你们的奋斗即将获得最后的成功。我们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五人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如蒙同意，请赶于九月上旬到达北平。
阿哈买提江收到毛泽东的邀请电之后，经和有关人士协商、决定，遂于八月二十七日派出新疆省政府副主席、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主席阿哈买提江，新疆省伊犁、塔城、阿勒泰三区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伯克，民族军副总指挥达力立汗，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中央委员阿不都克里木，新疆中苏文化协会罗志五名代表，搭乘苏联的飞机，绕道西伯利亚前来北平出席新政协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全部遇难。对此，毛泽东非常悲哀。为了新的政协会议中有新疆少数民族代表参加，他又电邀赛福鼎等同志赶来北平出席会议。
也就是在毛泽东亲自关心湖南长沙起义的前后，周恩来又全身心地投入到起草《共同纲领》的工作中。对此，《周恩来传》一书作了如下的述评：
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是筹备工作中十分重要的工作。这个《共同纲领》以明确而概括的语言，规定了新中国的国家性质、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凡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各单位、各级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均应共同遵守。”
周恩来担任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组长。六月十八日，第三小组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由中国共产党起草《共同纲领》的初稿，组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等五个小组讨论，分别写出具体条文，供起草者参考。
为起草《共同纲领》，周恩来六月下旬在勤政殿“关”了一个星期左右，亲自执笔，写出全文。以后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其中包括先后到达北平的政协代表五百多人分组讨论两次、第三小组本身讨论三次、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讨论两次，然后再把草案提交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可以想见，像《共同纲领》这样重要的文件，毛泽东不仅参与了讨论，而且也一定和周恩来单独谈议过多次，并提出了很多可资修改的意见。
正当毛泽东一边为筹备政协会议审阅有关文件，一边与有关民主党派的领袖人物交换意见的时候，周恩来非常高兴地向他报告：宋庆龄将于八月二十六日离开上海，乘火车来北平参加政协会议。毛泽东听后很激动地说道：“一定要确保宋先生沿途的安全！她到达北平的时候，我们都要到车站欢迎。”
诚如前文所述：早在西柏坡的时候，为即将在北平召开新的政协筹备会议，毛泽东与周恩来曾给宋庆龄写过邀请信，希望她能在地下党的同志们的安排下，前来北平出席这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宋庆龄阅过来信很兴奋，但当时她正在就医，不能北上，遂于二月二日复信说明：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二十三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地完成。
这时的宋庆龄很自然地会想起令她悲愤的过去，也使她不能不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憧憬着美好的时光。但是，就在上海解放前的这段时光中，她却承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重压，为时人和后人所不知。对此，跟随她多年的外国老朋友——爱泼斯坦作了如下的回忆：
国民党最后的倒行逆施之一是企图剥夺宋庆龄作为孙中山遗孀的身份——不久前他们还想利用她的这个身份使她充当有名无实的首领，被她拒绝。为了这个目的，他们把孙中山与之早已离婚的前夫人卢慕贞抬出来（她本人并不知情也未参与），说卢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孙夫人。但这套把戏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当时流传宋庆龄说过这样一句相当愤懑的话：“他们可以说我不是孙夫人，但没有人能够否认我是父母亲的女儿。”这可能是最早透露出的她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使她在病危时提出要同她父母葬在一处的要求。
另外，据说有过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
上海终于获得了新生，宋庆龄也终于获得了作为政治家的自由。从上海解放那天开始，她安详地住在孙中山留给她的那座朴素的楼房中，时而读书看报，时而听听广播，时而坐在钢琴前弹奏一曲贝多芬的《黎明》，或演奏肖邦的《革命练习曲》，她终于在自己的祖国过上了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在六月末的一天上午，和她多年做伴的李燕娥引邓颖超走进了她的琴室，分别已有三年的两位伟大的女性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邓颖超给她讲述解放区的情况，向她介绍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盛况，自然也详细地向她报告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经过。最后，邓颖超取出两封信，双手捧到宋庆龄的面前，说道：“这是毛主席和恩来写给您的信，他们恳切希望您能出席在北平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作为政治家，当然知道这两封信的分量。她认真地看完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思索了很长一段时间，方慢慢地告诉邓颖超，这事容她再仔细想一想。因为孙中山在北京逝世，那里是她伤心之地啊！
“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决定。”邓颖超通情达理地说道。
中国共产党建党二十八周年纪念日到了。宋庆龄在邓颖超、陈毅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会场，受到与会者热烈的欢迎。接着，她请邓颖超代表她宣读祝词。诚如史家所说：“这是一首热情的赞歌，宋庆龄诚挚的心声通过邓颖超充满**的朗诵表达出来。”请听吧，这就是当年回**在会场中的赞歌声：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宋庆龄历经两个月的缜密思考，终于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出席政协会议。
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等人的陪同下登上了北去的客车。她沿途不时张望车窗外的大地，被一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吸引，用她自己的话说：“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她作为一代与祖国共命运的革命家，又很自然地联想到未来中国所需要的教育、现代技术、社会改组和改善人民生活。她在一次广播讲演中说了如下这样一段话：
“我想到孙中山的一句话：‘行易知难。’我所看到的，证明中国人民是会‘行’的。我也看到，只须具备技术知识，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我们是会‘知’的。是的，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胜利是光荣的。但是其他景象又告诉我这些胜利必须增加，并且不断地增加。我们的人民，尤其是农村里的人民，是穷苦的。我们需要住屋，我们需要医药照料和卫生设备。我们需要保育和教育等种种设备，我们的人民需要无数的东西。”
宋庆龄的专车缓缓地驶出了前门车站，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以及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柳亚子、郭沫若、廖承志等相继走上专车，与宋庆龄一一握手问候，令宋庆龄那颗伟大的心激动不已！……
事情又是这样的凑巧，正当宋庆龄在上海乘车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偕蒋经国等随从由广州飞抵山城重庆，整日接见西南有关军政所谓首长张群、钱大钧、王陵基等人。
为此，已经搬进中南海菊香书屋居住的毛泽东请来了周恩来，以商议的口吻问道：“恩来，蒋氏父子山城之行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认为有这样几个：一、公然取李宗仁而代之；二、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三、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周恩来答说。
“我认为嘛，”毛泽东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取李宗仁而代只是名位与形式，因为蒋介石在任何时候都是国民党的中心；建立大西南反共基地，也只是蒋某人一相情愿的事，刘邓大军一进川，不出三个月，他就会带头放弃这一想法。”
“那主席的意思呢？”
“蒋介石此行所能做的事，只有你讲的第三条，屠杀西南各省，尤其是关在重庆白公馆中的共产党和志士仁人。”
周恩来沉重地点了点头。
毛泽东大口地吸着香烟，许久没有说一句话。最后，他声音极低地说道：“要知道蒋某人要杀的这些人，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英之士，他们就要看到为之奋斗的新中国了，却又要惨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我……”
毛泽东再也说不下去了！周恩来急忙接过话茬，坚定地说道：“我一定通知有关的同志，尽最大的努力，营救这些坐穿敌人铁牢的同志！”